理性的运用——基于《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思考

《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是康德众多著作中既简短精炼又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论文，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表述了对启蒙运动的看法，并首次提出了“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阐明了对自由和秩序的看法。

康德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批判哲学”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基础，而《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便是其批判哲学著作中简短精炼，又相对易于理解的一篇。康德在 1784 年发表了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该文是启蒙运动的一篇著名的辩护词，这种辩护首先体现在康德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启蒙的目的在于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论述了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并简单阐明了对于自由和秩序的看法。

一、启蒙运动和成熟状态

文章开篇，康德便直截了当地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那什么是不成熟状态呢？这里的“不成熟”不是指生理上、年龄上的不成熟。康德在文中解释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别人的引导便没有能力去运用自己的理智，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也就是说，“成熟状态”就是不用通过别人的引导，就可以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换言之，启蒙运动就是脱离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能够自主地独立地理性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那人为什么会处于“不成熟状态”呢？原因主要在于“懒惰”和“怯懦”。

在康德看来，“不成熟状态”是人类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许多人都处于舒适圈之中，一切生活、行动无需担忧，不用费脑筋，不用独立思考，于是就懒于脱离不成熟状态。每一个个人，想要从几乎已经成为天性的、习惯去依赖的不成熟状态中脱离出来，都是很艰难的。康德对于个人难以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这个论断在今天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在襁褓中的孩子处于不成熟状态，那是因为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当成年之后，具备了独立思考这种能力时，他们可以独立思考运用理性的时候，却已经习惯了“事事有人操心，不用自己动脑”的生活。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生活方式和培养方式，令许多人安于现状，懒于走入成熟状态。

绝大部分人（包括全部女性）都认为步入成熟状态不仅是非常艰辛的，并且还是非常危险的。这里康德认为“全部女性”都不敢步入成熟状态，有这种看法并不是因为康德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所谓的“直男癌”，看待女性带有有色眼镜，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18世纪的德国还是普鲁士王国，当时的普鲁士王国经济、政治都落后于英法两国，权力还掌握在贵族手中，资产阶级仍然只能依附于贵族阶级来谋取利益，具有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在步入工业时代之前，德国妇女处于男性的支配之下，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中走入成熟状态，可能只会被周围的人当做“异类”甚至会被排挤，摆脱不成熟状态对当时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即使有了足够的勇气，当时的女性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走入成熟、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性发声的后果。这也就导致了康德所说的“全部女性”无法勇敢地步入成熟状态的现象。在当今社会，许多人（这里没有性别限定）仍然不敢走入成熟，这是因为在不成熟状态下，他们的理智的运用都要经过其他人的引导，无法独立思考，没有追问的能力，不敢轻易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理性运用的不良结果也会有人替他们承担；然而一旦脱离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便需要独立思考，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自己承担运用理智的后果，因此逃避责任逃避现实又成为人们走入成熟状态的一道阻碍。

然而,康德认为，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以外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并且还认为一切确定可以被称为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东西就是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的运用自已理性的自由。这里的“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自由”主要是指言论自由。康德认为只有公开的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够带来启蒙；私下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这里就又涉及到了对于自由的理解。对于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先来回答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理性的“私下运用”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

康德在文中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理性的私下运用”作出了自己的定义——康德认为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是指任何人作为一名学者都可以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而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行为康德把它称为理性的私下运用。虽然这两者都是对于理性的运用，但是运用理性的主体却不同。“理性的公开运用”的主体是“作为学者的任何人”，而“理性的私下运用”的主体则是“受任于一定公职岗位或职务上的人”。那这两种主体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什么人才能被称为学者呢？可以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是向全世界讲话的人，康德认为可以称之为学者，换句话说，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文章著作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的人。而在学者向全世界公开的讲话时,那么他就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享有着无限的自由，可以随意地使用他自己的理性。也就是说学者是一个可以自由地、完全地、纯粹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人，换句话说，只要能够完全地公开地自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人便可以被称之为学者。

那“受任于一定公职岗位或职务上的人”在生活中又扮演一种什么角色呢？康德认为“受任于一定公职岗位或职务上的人”就像一件运转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只有他们每个人都做好份内的事，机器才能完好地运转。在这里，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主体，把纯粹理性理论看作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要联系起来考虑的。也就是说，把整个“理性的运用”看作是一个有机体，有机体的每一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理性的私下运用”和“理性的公开运用”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不能忽视。所以说，就像文中所描述的，如果一个军人不执行他所受到的命令，就会坏事；在其位谋其职，如果一个人在自己所在的岗位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完成应有的任务，就会坏事。

军人是受任于一定公职岗位的人，但军人也从属于“所有人”，那么如果军人执行了命令，他还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吗？还可以作为“学者”出现吗？如果不执行命令，又会坏什么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谈到自由和秩序的问题。

三、自由和秩序

对上述问题，从文中康德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军人（这里代表受任于一定公职岗位或职务上的人）要执行所接到的命令，如果只注重“私下的运用”，只注重个人的自由，则会坏事（这里的坏事主要是指扰乱社会秩序）；而“执行命令”（也就是遵守社会秩序主要指法律即“契约”）这一行为和自由并不冲突，我们所谈到的“自由”是相对自由。如康德在文中所论述的，一个牧师可以作为“学者”，公开地发表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同时，他又不能损害自己作为“牧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要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 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 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2换言之，自由是有一定的“度”的，伴随着自由的出现，一定会有秩序的束缚，只有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一个牧师作为学者享有批评和指出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自由和责任，但是同时，又要做好作为“牧师”这一职务所具有的传播特定思想的义务，也就是遵守好其所应当遵守的“秩序”。人的自由意志的最高原则就是自律的原则，人的自由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这样才不会沦为其他目的的手段。同样，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对秩序的遵守，自由是需要实践、需要行动来证明其存在的，依靠社会舆论、法律制裁等外在因素约束人的行为可能不会达到真正的目的，真正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还是要靠自律，从而实现人的自由。

四、结语

总之，我们要摆脱不成熟状态，学会公开地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同时，又要做好自己所处职务应尽的责任，处理好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遵守秩序，更好地享受属于我们的真正的自由，不断地追求和发展人类无穷无尽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