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组态分析 ——基于TOE框架的fsQCA研究

绿色创新发展是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绿色创新来源于技术的选择、组织的变革和环境的发展，因而不同的技术、组织和环境直接影响绿色创新绩效。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医药制造业已经成为构建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医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严峻的环保问题，现为国家环保规划中重点治理的12个行业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对医药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绿色创新发展要求。

1  文献综述

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为医药制造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着力点，数字技术的泛生性、开放性和可供性等特征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绿色转型和创新发展中面临的成本约束和技术门槛。数字化转型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组织的战略和运营。但也有学者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绩效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和不同性质的企业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1]，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一方面，学者提出数字化转型基于技术变革，将协同设计、辅助生产融合产品创新，实现经营智能管理、市场智能预测和环境智能感知，有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3]；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新的技术和投资需求，形成技术壁垒和资金压力，从而抑制绿色创新活动[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也未能很好地解释在何种数字化转型模式下实现高绿色创新绩效。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和条件解释的不明确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过往的研究往往仅从技术维度或组织维度讨论数字化转型来探讨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单一维度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第二，形成高绿色创新绩效往往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多个维度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而研究者较少关注不同维度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忽略了实现高绿色创新绩效可能有多个组态条件。因此探讨数字化转型多维度因素交互作用可能是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又一新的视角。

根据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数字化转型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对绿色创新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在绿色创新的驱动过程中，数字技术吸收和数字技术应用被认为是影响绿色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由于组织内部数字转型战略和数字技术人才在激发企业创新上的重要作用，管理者越来越重视数字转型战略的设计和数字技术人才的储备。同时，企业的绿色创新是基于一定的外部环境实现的，数字政策环境和数字投资环境等依赖于制度和市场。在中国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还没有被深入探讨，更缺乏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组态研究。因此，结合理论和现有的研究，本文认为基于技术、组织和环境的数字化转型是影响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

本文研究结果对现有研究领域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本研究采用的多维度“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视角，深化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研究，有利于丰富本土化的管理学体系和理论的建设；第二，本文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了中国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组态效应，考虑了不同维度条件的多重并发机制，为研究二者的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实践上，本研究强调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的价值，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条件设计以及促进绿色创新等具有重要价值。

2  研究模型与变量说明

2.1  研究模型

Tormatizk和Fleische最早在1990年提出了TOE框架（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把影响一个企业或组织创新的影响因素归纳为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在后续的研究中，TOE框架通常用于解释复杂社会现象的成因以及提取影响因素[5]。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渗透，企业的组织管理和经营环境也日益复杂，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影响，TOE框架采取整体、组合的方式综合分析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打破以往局限于单一维度的思路，进一步理解多重要素互动的复杂运行机理[6]，在基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绿色创新的前因条件研究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2.1.1  技术维度因素

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数字技术本身的新突破、新变化以及多种数字技术的组合互补提高生产力；二是运用数字技术创造新产品、变革组织以及商业模式等提高生产经营效率[7]。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体，首先要引进新技术和数据基础设施，优化对内部各个环节的掌控力[8]，发挥吸收能力在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9]，其次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产品服务创新，通过技术吸收和应用之间的互补，有效促进内外部资源与外部环境耦合，实现交叉创新。基于此，本文选取数字技术吸收和数字技术应用作为技术维度的代表性指标。

2.1.2  组织维度因素

企业的组织要素是重要的绿色资源，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10]。在组织维度，数字战略、组织结构及文化、高层管理支持、动态能力等被认为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数字转型战略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能够合理调配企业的数字技术资源、满足企业的运营数字化需求，同时，杨东和柴慧敏补充提出创新绩效的提升不能仅凭单一的管理措施，还需要通过人力资源不断将战略付诸实践以有效保障企业的绿色行为。高学历、高认知能力的劳动者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变革[11]，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同时拥有匹配的数字转型人才。因此，本文选取数字转型战略和数字技术人才作为组织维度的代表性指标。

2.1.3  环境维度因素

环境维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和微观层面的市场环境。学者关于我国数字经济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业绩的影响主要分为促进论和抑制论两种观点。促进论认为产业政策会带来“投资者关注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技术以及人才支持，促进企业转型升级[12]；抑制论认为产业政策可能导致公司表面迎合政策要求而无意于真正创新，激励效果显著减弱[13]。在政策实施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运用财政补贴手段激励和引导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14]。企业生存于市场环境中，与企业有信息交互的客户、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等都会加速整个市场环境中的信息流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政府的和市场的双重推动，因此，本文选取数字政策环境和数字合作环境作为环境维度的代表性指标。

综上所述，本文在TOE 框架下构建了数字化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分析框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技术（数字技术吸收、数字技术应用）、组织（数字转型战略、数字技术人才）和环境（数字政策环境、数字投资环境）三个维度因素的影响，6个前因条件相互联系、组合匹配，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