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全球化对国际化的超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驱动力量：国家发展及其国际竞争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逻辑转变

高等教育国际化首先表现为知识和学术的国际化。这种知识和学术的国际化是根据知识和学术发展的自身逻辑——知识和学术需要通过交流而发展进步——而产生的一种自发现象，这在高等教育领域早已有之。如西欧中世纪大学时期，学者们为追求知识和学术而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自由讲学，甚至在“国际”范围内组成“学者行会”，形成了现代大学的雏形。在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大学是最早的一种“国际性”组织，是最早的“国际化”大学。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的数百年间，知识和学术发展的逻辑一直主导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主导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逻辑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个时期，有三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普遍化。一是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而进入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以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二是各国政府基于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干预，使得主导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论哲学”向“政治论哲学”转变；三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国际竞争由之前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转变为科技和经济竞争。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由早期的“自发现象”向“自觉行动”转变——发达国家有意识地通过国际化来汇聚人才，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主动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希望借助高等教育国际化来发展本国高等教育，为本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逻辑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知识和学术的国际化逻辑转向服务于国家发展竞争的逻辑。

与此同时，知识和学术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知识和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而发展起来的知识和学术，向基于社会需求逻辑主导的知识和学术转变，即由“象牙塔型”知识走向“威斯康星型”知识。那种出于学者闲逸的好奇精神而产生的知识和学术要获得现代合法性，必须为国家发展服务。知识转型产生了“订制知识”——按照订单生产的知识，知识生产方式也由模式Ⅰ向模式Ⅱ转型；知识的功用不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大学不再是“知识金庙”，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层矛盾——知识和学术的国际化与目的的国家化之间的矛盾

高等教育国际化逻辑的转变，形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层次矛盾。仅就知识和学术的国际化而言，知识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其国际化无疑有利于促进知识和学术发展。但当高等教育国际化逻辑转向服务于国家发展竞争的逻辑之后，高等教育国际化由此面临深层次矛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知识和学术的国际化各有打算。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国际化来巩固和保持知识和学术的优势地位，从而保持国家发展竞争的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来迎头赶上。高等教育国际化事实上成为国家之间发展竞争的一种博弈。

在这种基于国家发展竞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博弈中，发达国家一方面担心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用自己的钱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而且国际人才会挤占国内人才的就业机会，这是不划算的事情。因而，他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总是有所保留和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人才的国际流动来吸引高端国际人才，更好地为国家发展竞争服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一柄“双刃剑”。要实现高等教育赶超和增强国家竞争实力，必须走高等教育国际化道路；但高等教育国际化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单向国际化”并导致“抽水机效应”——人才不断由低处抽到高处，即人才流失。单向国际化还容易出现学术殖民和学术的依附性发展，甚至出现文化殖民的危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往往左右为难。

在这种左右为难中，发展中国家大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进行了本土化努力和尝试。这种本土化努力具有两个明确的目的指向：一是力求走出依附性发展模式，实现“内源式发展”，探索和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二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要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但高等教育本土化主要不是发展本土化知识和学术，而是知识和学术的本土化运用，其实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目的的本土化，而不是知识和学术本身的本土化。

这种高等教育国际化博弈的结果，形成了世界知识和学术体系中的“中心”与“边缘”，阻碍了人类知识和学术的交流发展和共享，对知识和学术的人类性和公正性形成重大挑战。原因在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基于国家发展竞争的国家主义思想而不是人类主义思想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都是基于竞争和对抗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包容和共享的思维方式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困境由此不可避免，其被新的理念所超越也属必然。

超越国际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看高等教育全球化

(一)全球化的双重含义

全球化首先被用来描述经济全球化现象——资源、资本、产品、技术、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发展要素的全球交换和全球贸易，它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自然现象。阿特巴赫(P.G.Altbach)指出：“全球化是指一个由更加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信息及通讯技术、国际知识网络的出现、英语所起的作用，以及学术机构控制之外的其他力量共同塑造的现实。”①

全球化的另一重含义是由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倒逼所产生的全球化意识。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发展面临环境恶化、气候变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粮食安全、核威胁、重大疫情传播、贫困等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目前，全球化正日益从各具体领域的现象层面发展为世界观念、全球意识和全球化思维。②这些全球性观点和全球化意识，是人类面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通过反思传统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特别是反思基于国家竞争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这种全球化意识其实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形成了命运相系的命运共同体，必须从人类共同命运出发，将人类共同利益置于首位，基于人类意识而不是狭隘的国家意识，通过全球合作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来共同面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追寻人类共同的未来。

(二)高等教育全球化及其对国际化的超越

从全球化的双重含义来看，高等教育全球化就不只是现象层面的知识和学术的全球性交流和交往，其本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事关人类共同利益，二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利益的全球性关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11月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指出：教育和知识是全球共同利益，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必须将“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宗旨。③从全球视野来看，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存在于一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也存在于全球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更存在于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之中。高等教育具有促进国家发展的价值，但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发展已经出现了全球性关联。因此，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全球性关联。高等教育所关涉的利益，不仅仅是基于国家立场的利益，而是基于全球利益或人类利益。

从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本质来看，高等教育全球化实现了对国际化的超越。关于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区别，斯科特(Peter Scott)认为：国际化反映了民族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全球化则意味着对现状的彻底重组，包括国家界线的模糊。④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认为：“国际”是指国家之间的关系，“全球”是指超出了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和关系而在洲际、多民族地区和世界水平上的实践。⑤两位学者都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是国际化的深化和必然结果，是国际化的“放大版”。但他们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区分，都只是从现象层面或者从影响范围层面来区分的，并没有揭示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本质区别。

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本质区别，主要不在现象层面而在本质层面。在面对的发展环境和问题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针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言的，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各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高等教育全球化针对的则是国家发展的全球性关联，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走出人类发展困境，服务于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在目的指向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基于国家利益而言的，以主权国家或不同文化的存在为前提，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发展竞争和国际竞争；高等教育全球化则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下，基于人类共同利益而言的，或者说是针对各国发展利益的全球性关联而言的，它要服务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寻找人类共同未来。因此，高等教育全球化对国际化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越基于国家主义的发展思想，建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思想；二是超越基于对立思维的竞争性发展模式，建设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包容性发展模式。

如果高等教育全球化仍然只是立足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竞争，只是把竞争从国与国之间扩展到全球范围，成为国际化的“放大版”，那么，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人类来说，就是更大的陷阱和噩梦。它非但不可能走出狭隘的国家本位立场，反而会使对抗式的发展竞争更加激烈，以邻为壑更甚。从本质上讲，全球化意识是“人类化”意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意识。如果把全球化理解为现代化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么，全球化意识就是人类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的一种文化和意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