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的大学国际化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必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创造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做出贡献。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大学不是旁观者，必须充分发挥其人才及高新知识高度集中的优势，积极回应中央提出的这一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并做出引领性的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及其实践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担任总书记后，习近平在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就表达了“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一有关人类社会及国际关系认识的新理念，且为了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向世界发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2017年1月19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关于“中国为何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基本问题的回答，更加彰显了为发展人类社会新认识、建立国际社会新关系的大国责任。习近平提出的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由于植根于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秩序原则之中，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平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全球公平正义新秩序的构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作为一个理念被国际社会所认同，而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亦被国际社会视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从而写进了联合国决议及安理会决议。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下表所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较之“人类利益共同体”，从概念到实践具有更深刻的含义且更好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认识论上为国际社会发展做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我国政府提出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典型者即我国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一带一路”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推动。“亚投行”是2014年10月由中国倡议设立、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的政府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其宗旨是为了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重点在于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国分别在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合作倡议。关于“一带一路”的目的，习近平在2019年4月26日于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明确阐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①事实证明，共建“亚投行”及“一带一路”不仅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更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在世界各国达成共识并共同努力下，截至2019年7月13日“亚投行”已发展到100个成员国。“一带一路”的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至2019年4月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不仅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而且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签署的各项成果均顺利落实。

表1 人类利益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比较

人类利益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概念 是一种把国与国的关系视为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是一种旨在追求和实现本国发展同时有利于他国共同发展的国家发展理念

价值取向 基于利益需要的一种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基于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一种价值取向，有利于促进国与国建立平等关系

关系 利益主体具有自私性导致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性、排他性 生存发展是一种人类共性的基本需要，强调主体间的合作双赢

实现程度 具有实现难度甚至不可实现性 受到普遍欢迎具有可实现性

结果 客观上很难避免单边主义和一国独大的结果 促进多边主义和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并促进合作发展

大学国际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必要选择

如本文开篇所言，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大学不是旁观者，必须发挥其人才和知识高度集中的优势和作用。上述判断可以从现实和未来两个角度得以论证。就人类社会的现实而言，“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发展变化极其迅速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高新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高新知识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且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②。大学作为高新知识的垄断者和知识权力的拥有者，在高新知识的创造和运用及其人才培养中具有绝对的不可替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以及人类前途命运并在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担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就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世界高新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以超乎人类想象的发展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以人工智能(AI)和基因技术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当高新技术造福于人类的作用越大时，意味着若不加控制，高新技术对人类危害的影响也越大”③。亦是此因，习近平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特别强调：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国家如此，人类社会亦然。

大学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者、传播者、转化者、实践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在决定一个国家成败的同时也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兴衰。大学在科学技术创新及其传播和使用的同时，必须有强烈的人类社会责任担当的危机意识、伦理意识……大学与生俱来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必须以更开放、更博大、更负责的国际视野、世界胸怀面对未来社会。在人类利益关系日益密切的时期，大学理应负有引领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为了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大学有必要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认识高度，一方面认真思考并改善关系大学自身得与失、成与败的内部治理问题，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加强大学的国际化，在承担人类社会的使命责任问题上发挥其知识中心的作用。否则，大学就难以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上具有话语权。若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中缺失了大学的积极参与和有所作为，我们就会由于失去高层次人才和高新知识的优势，难以在极具有国际性的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伟大实践中发挥思想引领及创新推动的作用。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据笔者的理解，所谓高等教育现代化即“以国际高等教育最高水平、最先进状态为参照的目标体系和追求，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是未来某时期或现实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最强综合实力状态的反映”④。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现代化本身也是以国际高等教育为参照及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才能达成的目标。如果说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是大学从以控制为手段的传统管理向以效率为目的的现代治理变革和转型的过程，是按大学应有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以人才培养及知识创新的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为目标追求的富有竞争力的大学治理模式，那么大学的国际化则是保证和促进大学以国际开放的胸怀、视野和手段，既学习吸纳国际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方面最具先进性的经验，又主动走向世界发出中国大学声音及发挥中国大学作用的必然选择。为此，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特别强调：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大学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

大学的国际化不仅在于大学本身就是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交流不断吸收国际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学习借鉴世界著名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成功经验，以提升自己的效率和质量水平的开放系统，更在于通过国际化途径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达到世界高等教育的最先进状态。否则，我们的大学在国际社会就难有话语权，更不要说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知识引领的作用。因此，大学的国际化不仅是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更是提升我国大学国际地位、扩大我国大学国际影响，以发挥我国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知识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的必要手段。在加速大学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的大学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加大国际开放及国际合作的力度，在价值理性上更加自信且更加包容；在工具理性上从注重竞争转向注重学习、借鉴、吸收高等教育强国先进的大学理念和成功的大学治理经验，向民族工业的骄傲华为公司学习，积极走尊重并追随精英人才的人才主义路线，加大引进国内外拔尖创新型人才包括卓越的大学管理人才；在育人理性上，必须明确既要强调具有坚定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精神，有自我发展和创业、创新能力，精神健康，能解决学术、工程、实业等实际问题，具有改变和推动专业领域以及社会进步的领导能力，又要重视具有国际文化视野、世界胸怀和国际社会适应能力及领导能力，尤其是具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担当负责的使命意识的人才培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