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述评

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从公元前古罗马帝国的翻译学家们对“词对词”翻译与“意对意”翻译展开辩论至今，在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是近代，新的翻译理论不断涌现, 其中很有影响的一种理论就是德国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是指专注于文本和翻译的一种或者多种功能的一种理论流派（‘Functionalist’ means focusing on the function or functions of texts and translations.—Nord, 2001:1）。谈到功能派，就不得不提及赖斯、维米尔、曼塔利和诺德。下面将就这几位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杰出贡献者的基本翻译思想做简要回顾。

一 功能主义理论回顾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先导人物是赖斯，她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贾文波，2004：40）。赖斯提出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指出翻译批评的依据应是原文和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赖斯试图创立一种基于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篇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她指出“理想的目标文本应该从概念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源文本对等”（谭载喜，2004：258）。同时，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她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三类，把语篇体裁按语言特征分类(如划分工具书、讲演稿、讽刺作品或广告所依照的标准)。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赖斯还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她认为“不同类型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转引自芒迪，2007：107）。同时赖斯还罗列了一系列的言内标准和言外标准，用以评价译文的充分性。

随后，赖斯的学生维米尔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正式提出了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这是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主体理论，也是该理论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该理论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目的论关注的是“译作的目的”（芒迪，2007：112），因为这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以及翻译技巧。功能目的论包含三大规则：目的性规则、连贯性规则和忠实性规则。“目的论”的翻译即意味着“目标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Nord，2001：12)。

继维米尔提出“目的论”之后，贾斯塔·霍尔兹·曼塔利比弗米尔更进一步拓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适用的领域。她以行为理论作为基础，提出了“翻译行为”( translation action)这一概念。曼塔利视翻译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行为，而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她特别重视对行为参与者(发起人、委托人、译者、译文使用者、信息接受者等)和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的分析。她关注译者在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给予译者威信，使其以跨文化交流专家和客户可靠的合作伙伴身份出现。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学派的最后一位主导人物是克里斯蒂安·诺德。诺德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于1997年出版了《翻译即目的型活动—功能翻译理论诠释》一书。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理论。并针对功能主义存在的某些缺陷进行了补充完善。诺德把忠诚原则引入功能主义模式，希望解决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她的功能主义方法论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功能加忠诚。同时，诺德还针对文本功能与翻译目的的关系提出了“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两种翻译过程，进一步完善了功能翻译理论体系。

二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翻译研究的全面转向：即由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以及侧重形式的译论转向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译论。这一转向得益于交际理论、行为理论、话语语言学、语篇学以及文学研究中趋向于接受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性活动，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更大的理论包容性。这使“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关于翻译转换的静态语言学分类”（芒迪，2007：104），开始了多元化的翻译批评标准。

对世界翻译理论界来说，德国功能学派以巨大的勇气摆脱直译意译和对等理论的束缚，将翻译定义从翻译即文本从原语一一对应地转换为目的语的观点中解放出来，扩展成为翻译行为，包括跨文化的一切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转换，把翻译研究纳入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功能派翻译理论打破了两千年来的直译意译之争，提出只要译者采用的翻译方法符合交际目标，就可以自由选择翻译方法。因此，译者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甚至与原作者、编辑、客户同等重要。同时，功能翻译理论也有其固有的局限。翻译活动的正常情况应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是信息资源的传递与共享，是国际间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是不同民族间人们交往的手段。但如果原作者的个人意志可以被随意歪曲甚至剥夺，原文信息可以任意篡改，允许译者的个人意志无限度地放纵或张扬，其结果必然会影响，甚至破坏文化交流。另外，翻译目的论者主张从宏观上界定翻译，但译者不一定能准确把握译文目的，要么用归化法译为目的语文化；要么用异化法让读者熟悉原语文化，从而忽视了文本的功能问题。

对于中国译论，严格说来，中国译论始于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绝大多数译者以此原则为准绳从事翻译，如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说及钱钟书的“化境”等，但只是整体性的印象感悟，抽象的翻译标准，仅限于翻译文学作品，并非一套系统的包括一切翻译的译论体系。时至今日，中国译论研究已不限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科技翻译、口译、翻译批评等的研究都蓬勃发展起来。但总的来看，中国译学界尚无人从文本的交际功能方面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多元化翻译标准的引进，导致中国译学标准呈现出从追求文字对等到追求风格对等，再到追求相同的交际功能这样一种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能派理论无疑是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功能派重视翻译发起人、委托人、译文读者等对于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翻译研究范围的扩大，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深化了人们对于翻译本体论的认识。诺德的忠诚原则打破了中国传统上忠实于原文文本的局限，赋予了译者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感，更多地考虑译文的接受者和原作者的利益。对译者培训和英语教学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诺德提出翻译培训应先口译、后笔译，让学生深知文本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功能主义理论的培训模式业已为二战后世界各国所接受，它打破了以前翻译的狭隘局面，而且易于操作，便于评判学生的翻译作业中的失误。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等几个重要领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理论。在构建中国特色的译论过程中，我们要从翻译实践和有影响的译家那里归纳出译论见解，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中，要结合实践创新，丰富发展中国译论；而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中，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探索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同时，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文化层次上得以综合。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也唤醒了中国译界的学科意识、创新意识和流派意识。加强翻译学科建设，加快翻译理论发展，培养创新翻译人才，逐渐形成我国的翻译流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已经明确形成翻译学科体系，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国家翻译理论建设的差距还很大。为此，我国的译学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促进争鸣的学术发展，提高译家的整体素质，陶冶学者的学术品格，造就一支成熟而有持续发展潜力的学术团队，产生大师级人物，逐渐形成我国的翻译流派。

三 总结

从二十世纪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可以看出：“20世纪的德意志民族对翻译研究情有独钟”（谭载喜，2004：261）。德国功能学派以“目的论”为代表的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翻译研究的全面转向，丰富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内容，成为国外译论多元研究中的一支。它对世界译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于我国译论界构建中国特色的译论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启迪。因此可以说，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在推动世界翻译理论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理论都是十全十美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也不例外，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但总体上，功能翻译理论显示出了“善于进取和创新的风貌”（谭载喜，2004：261），对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们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