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文化杂合探析

翻译不仅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国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关于这一点，Juri Lotman曾指出：“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很显然，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语言，就不可能存在文化。简言之，语言也只有通过对文化的反映才具有意义。因此，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的活动，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一种活动。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而且并非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不一样的文化渊源、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以及不一样的行为习惯，致使语言产生了差异性及异质性。而正是基于这种差异性，又使得译文中的“杂合”成为必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这种差异性和异质性，往往也会陷入一种困境，因此为了能化解这一矛盾，处理好“杂合”问题，译者需要通过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来解决。

一、翻译、杂合的概念

对翻译过程中的杂合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首先有必要弄清何谓翻译，何谓杂合。美国的翻译理论家Eugene A．Nida指出：翻译就是目的语复制出源语最相近的对等体，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一个真正成功的翻译，离不开对异域文化的熟悉了解，这是因为语言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具有一定的意义。范仲英在《实用翻译教程》中指出：翻译是不同语言的人们在思想交流过程中进行沟通的桥梁。即是说，翻译是译者用目的语（另一种语言）将原作的信息充分表达出来，更好地让目的语读者认识理解原作所要传达的意义，获得同原文相一致的意境。这里的意境，主要是指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或听了译文之后，在头脑中形成的一种反应，包括对译文信息的理解、认识以及所受到的影响和感染等。从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翻译的定义归纳起来基本相同，都将其释义为将源语信息通过另一种不同语言形式准确再现出来的一种语言文化转换实践活动，即在不改变源语内容信息、意义的情况下，换成另一种让读者能理解的语言的过程。

翻译过程中的杂合是一个从生物学领域中借用的概念。其用来指“在遗传上具有不同性状的亲代的子代。从生物学概念中我们不难得知，杂合体是两种不同种、属的混合体，存在异样的种、属特征。因此，汉语中就出现了所谓的“杂交物种”这一说话，自此以后，人文科学领域也广泛引入了“杂合”概念。但从汉语的表达习惯来看，大多采用的是“杂合”，而不是“杂交”。这种表达方式是同生物学概念的一个简单区别。

Bakhtin(1981)认为杂合是“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它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韩子满(2002)指出杂合“其实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孙会军、郑庆珠(2003)也赞同杂合是“具有发生交流的两方的特点、但与两方又都不相同的混合体”。我们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翻译中的杂合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而形成的具有多元文化特质的混合体。

二、翻译中文化杂合现象的归因

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现实的体现和象征，那么处于不同国度的人们在进行书面交流或者口头交流时，必然呈现出的是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除非双方当事人彼此对对方的语言或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语言较为了解。否则，要想成功进行对话与交流，必须通过翻译这一桥梁才能实现，但是，翻译的局限性和受制约性通常会使得在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过程中出现“杂合”问题。

翻译是将异质文本里面的内容信息借助另一种语言（目的语）准确表达出来的一种实践活动，是在原作信息内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两种不同语言文化进行转换的活动。由此看来，翻译所再现的并非是译者本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认识，而是源语的意义、意境。因而译者在翻译时，只能围绕原作，而不能随心所欲表达自己所想、所看、所感，任意取舍，必须同源语的内容保持一致。除此之外，就两种不同语言来说，其句与词并非存在对等关系，句、词的意义也在上、下文中有所不同，即同一个句子或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的意思可能会不同，同一个意思可借助不同的语句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而，两种不同的语言按照某一规律是不可能实现对等转换的。可以说，翻译中进行对等转换的屏障在于文化差异，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其背景并不完全一样。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教育到思维方式、生活习性等等，均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在实践中，不管译者怎样努力用纯正的目的语去进行翻译，并试图化解原作中的全部差异，但其结果都难以做到如此完美，达到理想的效果，多数情况下所翻译出的译文还是带有异域文化的痕迹，让读者对杂合的蜘丝马迹一目了然。其实这并非译者水平有限，而是文化、语言方面的差异是不管怎样都不能化解的。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人，其思维方式、记叙模式、语言结构都会有着各自的特征，而这些差异在译文中会不可避免的体现出来，致使翻译中的杂合现象成了必然产物。

例如:

原文: She has been doing everything in her power, by thinking and talking on the subject, to give greater—what shall I call it?—susceptibility to her feelings; which are naturally lively enough. (Pride and Prejudice Ch. 5)

译文:她总是想着这件事，谈论这件事，极力想使自己变得更——我该怎么说呢?——更容易触动情怀，尽管她天生已经够多情的了。(《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

关于这一译文，可以看出，孙致礼在对原文前部分的句子进行翻译时，是根据汉语句法使用习惯对此作了相关处理，但是在原文后部分的翻译中，句尾出现的“尽管”结构与汉语句法习惯并不相符合。在通常情况下，“尽管”语句在汉语句法中处于句首，这显然是以一种汉语文字来表述英文意义的体现。除此之外，倘若不论语言层面或语法方面的问题，单就对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意义来深入分析，并在文化层面问题上进行探讨，不难看出，异域文化的色彩较为浓厚，原文的痕迹在译文中多少有所显露，而并非是完全的本土作品。

再如：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福康教授在他撰写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一书中，对中国翻译理论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其中就唐朝三藏法师玄奘如何对印度梵文佛经进行翻译的见解给予了深刻论述，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出现多义词、神秘语或者某些佛教场景及中国不存在的物名，可采取音译方式。从印度梵文佛经的有关译文中来看，玄奘法师常以 “般若”来表示“智慧”，对“能仁”的表达常以“释迦牟尼”一词。这种译文的杂合体现的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和表达。玄奘法师在翻译过程中，中印两国在文化层面的不同使其受到严重制约，由此只有采取杂合策略。现如今，大多数人对玄奘法师的这种杂合翻译较为认同和肯定，同时其成果也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以上的两则例子不难看出，杂合现象在翻译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每一个译者都想将此化解掉，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都是无法回避和绕不开的。综上所述，杂合是翻译过程中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互间对话或交流的必然产物。

三、文化杂合翻译的策略

既然杂合是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和绕不开的问题，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对话与交流的必然产物，那么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另一个问题：对翻译中的文化杂合问题如何处理才能更好地达到至善的境界，特别是目的语与源语文化差异非常大的文字符合，如中文和英文。每一个译者都很清楚，信息发送者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达同信息接收者有着一定的区别，两者在认识上并非是相同的。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归化和异化策略缺一不可。

异化和归化是目前英语翻译中使用较为普遍的两个策略。这两个术语起源于德国翻译理论家、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所撰写的《论翻译的方法》一书。在书中他指出，翻译的方法仅为两种：一是让原作作者安居不动，尽量引导译者去靠近作者；而另一种则是让译者安居不动，尽量让作者去靠近译者。在此之后，美国学者文努迪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便将前一种方法简称为异化，后一种为归化。对于这两种方法，我国著名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孙致礼提出，异化法需要译者接近作者，并通过采取与作者相对应的源语表达形式来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传达；而归化法则相反，它要求的是作者要接近译者，并通过采取与译者所习惯的表达形式对原文内容进行传达。学者安静对此也有所论述，提出翻译中的归化法追求的是译文文本的顺畅流利，一看就明白，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目的语读者对原文感到陌生，翻译中的异化法则有意打破目的语的惯用规则，将源语的异域格调鲜明地呈现于目的语中。由此可见，异化翻译相对归化法翻译而言，其杂合程度要高一些。

在翻译的具体过程中，使用不同的异化或归化方法，将致使目的语文化的杂合程度有所不同。到底采用哪一种策略更好，这需根据具体情况而言。如果源语的表达方式与目的语的习惯表达相对应，而且所表达的意义也完全吻合，异化法就不失为一种最好的策略；如果目的语表达的意思同源语相同，但其两者在语句的表达方式有所出入，就只能选取归化翻译。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异化和归化两者本身其实没有谁优谁劣之分，具体使用哪种方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夺，该用异化的用异化，该采取归化的用归化。如：原文，All roads lead to Rome。（译文：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是典型的异化翻译。而原文，It is raining cats and dogs，(译文：大雨滂沱)，是典型的归化翻译。假如第一个句子使用杂合程度较低的归化翻译，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原句就失去了应有的意蕴。如果对第二个句子采取杂合度相对较高的异化翻译，也许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其意义。

另外在实践中，还得把握好杂合的“度”。杂合翻译强调在翻译中保留异质成分，对源语言中的异质成分保留得越多，译文杂合的程度就越高。但这绝不是说异质成分越多越好。过多地保留异质成分，过度地杂合，就像一道障碍，将目标读者群拒之门外，当然达不到既定的交际效果。翻译中的杂合应当是适度的。只有适度杂合的译文才能得到读者的欢迎。在翻译过程中，杂合的度当然要由译者把握。而译者要受到自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自己的专业素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说来，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在中国与西方社会交流和合作日益深入的今天，在译作中保留异质成分，提高杂合程度，采取相对异化的翻译策略，会是译者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