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实质

一．沟通中印文化的传播策略——“格义”移植之法

    由于佛典翻译作品兼具宗教、文学两方面性质，所以在佛典翻译过程中，译者既需要深厚的汉语言文字功底的积极参与，又需要考虑中国思想文化特点和群众接受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将陌生的外来文化信息，有效地转换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群众易接收的意义。“格义”是实现外来“文本因子”成功嵌入“异域语言”的实用策略。所谓“格义”，如陈寅恪所言“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用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的话来进一步解释其含义为“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悉的中国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印度的学说（的一种方法）”①，“它不是简单的、宽泛的、一般的中国和印度思想的比较，而是一种很琐碎的处理，用不同地区的每一个观念或名词作分别的对比或等同”。②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两种文化碰撞和融会的“中国化”过程。汉译佛典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译本成为“赖以载道”的“原本”了。从译学角度来看，“格义”之法带有“创造性叛逆”色彩，是帮助原本进入译语的手段，它体现的不是“经”的价值，而是“译”的价值，是使“经”获得传播价值的交换价值；翻译的价值不在于“道”，而在于“载”，是传道的载体，佛教思想经过翻译手段进入中国思想系统的过程也是中印两种不同文化成分相交碰撞并转型复合成新的中国文化成分的过程。

二、汉译佛典的再造之义——中国文学的转型复合

　　汉译佛典文学不仅成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载体，对文人思想、观念、感情、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作用，而且更直接地影响到写作的艺术表现技巧，由其转型复合而成的新形象、新题材、新形式、新手法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叙述模式、艺术形式、精神内涵产生了深远影响。佛经翻译引发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翻译活动高潮，其结果不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佛教文学，推动了适应中国水土的本土派宗派的创建，而且随着佛教义理深入民间的需要，直接导致了佛经变文的出现和唐代小说题材的确立，扎根于其深厚的民间基础以及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儒家和道教思想的积极融合，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宋、元戏曲杂剧以及明清小说等其他多种通俗文学形式。首次提出“翻译文学”概念的梁启超将佛经译典对中国文学贡献总结为“国语实质之扩大”“语法及文体之变化”“文学的情趣之发展”，从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佛经译典对中国文学词汇到行文风格等方面带来的变化。

三、佛经翻译的时代价值——译学的跨文化传播视角

    佛经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繁荣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转型意义，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文化转向的迫切性和跨文化传播价值。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工具，必然是文化交流的工具、纽带。在翻译这一过程中，译者的行为必带有本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深印记；反过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必受其传入的异国文化影响而有所改变。佛经翻译使佛教中国化和佛教传入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的双向互动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实证。佛教文本重视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灵活的“移植”策略帮助译者沟通了梵文“表音语言”和汉文“表意语言”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障碍。从表面上看，译者是在做“文本互换”工作，而实际上却是进行思想传输，从本质上看，显然后者是目的所在。翻译之难就在于译者必须“解读”文本找到“意义”，并“重构”文本传达“意义”。可见，翻译是一种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动态互动的解读与阐释。

　　翻译即传通，翻译通过语言转换，在文化之间搭起沟通桥梁。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不断碰撞、交融中进行的，这是文化的普遍内在需求和特征。人文学科的文本翻译形式上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实际上是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的解释与对话。佛典翻译文学在寻求自身在中国异域文化语境中的传递过程，也是它不断使自己得到“文化阐释”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离不开翻译这座桥梁。在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转型时期，翻译工作者不仅有义务向本国读者介绍异域文化，而且有责任将本国文化推向世界、提升文化传播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