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中和说”研究之中和新说

在经过“丙戌之悟”的短暂欣喜和自信之后，朱熹在儒释之辩、整理二程遗书及不断地反省、操存、体验的过程中，对旧说愈加不自信，实现了其“中和”思想上的第二次飞跃。对于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也作了详细说明，序文云：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辩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之所默识，然亦未有以告人者。。。。。。。至于推类究极，反求诸身，则又见其危害之大，盖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 

朱熹称这次思想新悟为“中和新说”，由于这次新悟在己丑之春，故又称为“己丑之悟”。

朱子“中和新说”的发端与完成尽展现在他的一《说》二《书》中，即《已发未发说》，以及《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和《答张钦夫书》。现据此一说二书及相关的材料来看朱子“中和新说”的几点要义。

“中和新说”的义理要旨，是未发指性，已发指情，而心贯通乎未发已发。也就是说：未发已发不是指心与性的区别，而是指心理活动的两个方面，“未发”是指思维尚未萌动时的相对静止状态，“已发”是指思维已经萌动之后的运动状态，心始终贯通于未发已发两个阶段。这可从以下书中明显看出，

如《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曰：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此则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

这就是指喜怒哀乐之未发已发，是指心之体用。未发指性，“当此之时，却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已发指情，“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情发焉，而心之用可见”，而心主性情，“因复体察，见得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不紊矣。”未发已发未始相离也，寂然感通，周流贯彻，心之体是寂然不动的，心之用则感而遂通。新说承认心体寂然不动，意味着心有“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因此，“求喜怒哀乐之未发”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事儿。同时，这种以心之体用释未发已发，就使性情问题有了着落，《中庸》中喜怒哀乐本来就涉及到情的问题，但过去人们太执着于“未发”，而使这个问题差不多完全被忽略了。按朱子的新说，在寂然不动的心体里面，天命之性当体具焉，它们构成了喜怒哀乐之性，随着心体的感而遂通，喜怒哀乐之性发而为喜怒哀乐之情，因而有种种欲望活动。从这种论述中可以看出，朱子后来所特别重视的“心统性情”，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

与旧说相比，“中和新说”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他的工夫论。旧说主张在已发处用功，先察识后涵养，新说则认为无论是未发已发，都必须先涵养后察识。前面说到，因“中和旧说”主张先察识后涵养，而在新说中，朱熹承认心有寂然不动之时，因此求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成为可能的事情，前面的工夫论就有了问题。故在《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可见，在新说中，朱子以为在随事省察，求有所觉知之前，必先有一段涵养主敬，而后才能“察其端倪之动，而致扩充之功”，才能“随事省察，即物推明”。既然存有未发之静，那么察识的工夫，如只及于已发之功，这是由于工夫中偏于动，而造成气象之偏。关于静中的涵养工夫，朱子又提出必须“敬以待之，使此气象长存而不失”，一切动时的随事省察，即物推明，都必须以静时敬的涵养为主，这就是朱子的主敬说。朱子对敬非常重视，

“盖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心也；仁者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此彻上彻下之道，圣学之本统。明乎此，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

人心的本体是大易生生流行之道，它是感而常寂，寂而常感的，“敬”就是此心专一天道的状态，就是此心朗然明觉的状态，朱熹认为不论人心已发还是未发，都必须要“居敬”。未发之前纯是天理流行，本身就是敬之体，所以不需再以主敬之心以存之，只需涵养便是。已发之际的察识是察识道德本体，它是发于人心的“求放心”之心，而求放心之心就是此心对道德本体的提撕，就是“居敬”。所以“居敬”是始终一贯的工夫，不论动也好，静也好，涵养也好，察识也好，都必须主敬，这样才能致中和而止于至善。敬虽非朱子首倡，但从以下对小程“主敬”说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敬”字在朱子“中和新说”及其整个思想中的作用。如：

“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要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

“圣人言语，当初未曾关聚，到程子始关聚出一个敬字来教人。”

“因叹敬字工夫之妙，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者，皆由此。”

朱子高足李果斋就这样总结乃师的一生：“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阈得，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