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翻译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翻译理论就像特殊目的语言的研究一样，从许多学科那里获取了大量的灵感启发。20世纪翻译研究经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二是拓展了研究领域;三是增加了研究手段。这些巨变，在90年代引发了对翻译本体的集中思考以及为翻译定位的努力。新世纪，更引发了对翻译研究的领域、方法和手段的性质的反思。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新说不断涌现，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一、21世纪西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

1学派之分愈加明显

长期以来，译界对西方翻译理论学派的划分，见仁见智，并不统一。普遍可以接受的划分方法是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两大派别。从宏观上看，语言学派可包括“综合”学派;而文化学派可包括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和女权主义学派〔1〕，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差不多与翻译学兴起的同时，是文化学(CulturalStudies)的兴起和繁荣，正是这两股思潮的合力导致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的S.Bassnett和比利时学者A.Lefevere，于1990年合作并出版了一本名为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的专著，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自此以后，文化学派声誉日隆，并成为当今西方翻译研究的主流。文化学派特别强调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建设的意义。研究重心也因文化学派而有了转移，即，从“规则”转向“文化”，从“原文”转向“译文”，从“大国”转向“小国’。

2 翻译社会学研究成为热点

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是近几年翻译学比较热门的一个领域,意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现象,研究重点主要在于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翻译的社会文化研究、翻译的社会机制研究以及翻译的产业化研究。

“社会翻译学”一说最早起源于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1972年，霍姆斯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了被奉为翻译学科独立宣言的《翻译学的名与实》〔5〕一文，由此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纪元。在论及以功能为导向的描写翻译研究时，霍姆斯提出：“如果着力推进此类研究，可以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翻译社会学（或者称为‘社会翻译学’，这样称谓不很合适但更准确，因为它既是翻译学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合法的领域）”。“社会翻译学/翻译社会学”一说由此而来。

此后，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继承和完善了霍姆斯的译学思想，在其描写翻译研究中采用“社会学的视角”探讨翻译的“规范”问题，有其实无其名地推动着霍姆斯首创的“社会翻译学”研究。迈考拉·沃夫（Michaela Wolf）的立场比较鲜明，她不仅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而且积极倡导建构“翻译社会学”。

2007年11月，约翰·本雅明出版公司在西方正式推出新书《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这本书是目前比较新的翻译理论著作。《建构翻译社会学》采纳和借鉴各种不同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探索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注重探讨翻译的社会语境化问题，打通了翻译研究和社会学的界限，多角度透视，多方位观照，既有史料的梳理、体系的建构，更有彰显学术个性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开拓，积极促进和推动了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翻译社会学提出的主要目的旨在进一步加强翻译研究和社会学的紧密联系，从而促进翻译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形成。认为翻译研究应该善于借鉴和吸收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翻译社会学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行动者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ents)，翻译过程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cultural product)。此外，翻译研究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最近也在逐渐形成。

二、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对中国译界的影响

中国的翻译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必须对西方现代译论加以系统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用“拿来主义”的辩证态度，在批评中接受，使之最大程度地融入我国译论之中，从而调和中西翻译理论，为完善并建立我国的翻译理论系统找到合理的途径，争取创建更具鲜明理论个性和生命力的话语体系或翻译学派，融人世界译学大系，在国际翻译理论界与同行直接对话，平等交流。中国的翻译学者在借鉴和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以下几点，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一，加强对译学基本形态、基本范式的具体客观描述和深人系统研究，包括本体论问题，系统论问题，主体论问题、价值论问题等等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各领域的研究。

第二，拓宽研究视野，对翻译学相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的吸收性研究以及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研究。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都是人类知识与创造性活动的各个领域的理论形态，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因此，在译学研究中，借助上述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学科之间的互相吸收互相促进，从而实现翻译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全面系统发展。

第三，利用当代译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译论，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系统整理、现代让释以及传统译论与当代翻译理论的传承和互动研究，包括翻译史、翻译家、翻译作品等等。在核心理论上挖掘发展中国译论的宝贵遗产，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并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研

究的优良传统，在具体论证上借助相关学科理论并借鉴西方条分缕析的科学研究理路。

第四，在立足于民族自身特定文化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西方译论研究中的成果，对西方翻译理论各流派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并加强对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结合自身的研究与实践，深入领会西方译论各流派对中国译论研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其所具有的局限性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以期实现中西译论的全面融会贯通。

三、存在的问题

这些翻译观在中国的传播,丰富了中国的译学思想,繁荣了中国的译学建设。然而,理论在接受过程中难免不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产生一定的损失。下面就此略呈管见。

1.虽然语言学派日渐衰退，文化学派蒸蒸日上，但是也不能盲目地抛弃语言学派，把文化学派当做唯一的研究目标，要将二者辩证结合在一起，各取其用。

2.翻译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例如，方法论的问题。翻译社会学的方法论目前还缺乏系统的论述，使研究者仍然无法对翻译研究的一些社会问题开展深人细致的调查和科学理性的分析，这无疑制约了翻译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和学科发展。还要指出的是，与西方当前如火如茶的研究状况相比，国内学术界的翻译社会学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仅有零星篇章散见于各种学术报刊，而且不够系统深人，仍然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专著形式的论述至今尚未出现。

3.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我们对西方译论的研究多还停留在一般层次上的介绍和引用，这种追尾国外的研究路向的被动研究和机械照搬不利于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的发展，也不可能使中国的翻译理论话语真正融人世界译学大系.

结语

对待西方译论，第一，我们不能盲目“拿来”，也不能盲目反对，要看它的影响和实效；第二，任何事物都有不完善之处，西方译论也不例外，关键是其精华之处能为我用；第三，不要盲目“西论崇拜”，要立足于自身译论的长处，不断地开拓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