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阐释学翻译研究的新解和深思

一、引言

   阐释学（Hermeneutics),从词源来讲，来源于古希腊神使Hermes的名字。Hermes的主要职责就是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世人，他需先解释神的指令，将其翻译成人间的语言。可见阐释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翻译”的意思。“阐释学的工作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阐释学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

二、伽达默尔阐释学

   在西方，阐释学原理用于翻译研究始于70年代，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阐释学理论被引到中国，到现在已经历了20多个年头，也出版了相关大量的编著、专著、学术论文讨论研究阐释学。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阐释学的三大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来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误读，多元阐释以及译本的重译。多是强调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不确定性，而好多在借用理论时甚至无视作者这一方面，从而导致乱译和译本质量的下降。对其理论有一定的误读和泛用。阐释也有限度，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来探讨。

三、“作者意图”

   无作者原意，在翻译时是不是各取所需，自由阐释呢？“作者意图”和“文本意义”是不一样的，但不一样不代表没有联系，两者之间相互衍生，赋予新的意义。比如清朝的一件玉品，大家看到的是精美、华丽、上等品以及一切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特性。如果被告知这是慈禧至始至终一直佩戴不离身的，那随之对它的阐释就会有变化。这其实并非“作者中心论”或是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背道而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强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凸显译者主体性。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有限度的。大家清楚影响最终成型的译文因素有方方面面，但在多种译本中能分辨出较好一点的译本，原因为何？就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评判标准，那就是哪一个更接近作者原意。

  伽达默尔所说的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文本上，并非完全彻底否定作者，要不然也不会有“视域融合”。毕竟作品是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情境和思维状态下创作出来的，里面有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客观来讲，作品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视界中的内容。伽达默尔只是从一个新的，与时俱进、宏观的角度看文本，所有的一切都处在历史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主客体的这种互动关系正是一种“效果历史”），正因为这样，作品所体现的历时的信息才能不断地被后人所理解，赋予新的意义，强调了阐释的多元化，延续了作品的生命，丰富了译本的多样性，同时也体现了跟其它视域的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融合，因为绝对的融合是不存在的。

  在翻译时把“作者意图”这一因素充分考虑，（包括作者生平，作品所处的环境，写作风格及特点等），再加上伽达默尔对文本开放性的理解，赋予译者一定的自由。不管何事何理，没有绝对可言，好比如真理的存在也有它相对适应的环境。

  《红楼梦》的研究为什么会经久不息？《百家讲台》各位学者对《红楼梦》的阐释精彩纷呈，学者的阐释和听众的阐释是不同的。对于听众来讲，之前的理解也是一种阐释，这就可以用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来解释，但是这种阐释最佳吗？显然不是。当然这不能强求。周汝昌、刘心武等比较权威的红学专家在讲解当中，点到最多就是“曹雪芹”，即他在分析阐释作品时会时时刻刻考虑到作者，虽然这也是一种推测性分析，因为就是穷其一生，谁也无法完全恢复原作者的思想意图，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达到近似。所以《红楼梦》本身这个文本经久不息的被研读，讨论，正是伽达默尔理论充分肯定积极的一面，二人的讲解也最经典，最精彩，因为阐释者依据作者意图，当时环境等一系列因素所作的阐释，而最终被人们所接受。假使一个外国人来听，也基本能懂，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

四、结语

   所以在翻译时以原作者意图为基准，充分理解作者及文本的内涵、意境，同时考虑其它因素如：读者群，目标语文化取向，意识形态（权利关系等），作适当调整，才会有相对较好的译文。任何文本的意义和价值都不是永恒、封闭和绝对的，而是暂时、开放、相对的，它给读者对作品的“误读”、多元阐释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我们绝不能无视译者在翻译中的介入，也不能一味张扬作为中心主体的译者，在译学构建中，眼光不能只停留在三大原则上，要充分倾听反对哲学阐释学的声音，综合考虑各家观点的优劣得失，要始终对跨学科的理论移植保持谨慎的态度。阐释学理论仅仅是提供现象的解释，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译文，但相对情况下有更好的译文，同一文本虽然会有多种译文，但并不是所有的译文都是有效和客观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研究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特别增加对于原著有关的知识和学问的了解把握，以完善自己的“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