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理性

从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技术理性实际上起源于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在社会学中提到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多认为，理性是思考的产物，并始终与思维相一致，而理性化或是合理化却是在一定的习俗、制度、规范、情感、意志和信念下产生的，意义的价值与理性共同发挥着作用，而且意义的向导性或者说“行动的自我趋向性”往往作为理性化行动的一个先行存在而发挥作用，意义内在于一切行动之中，无意义则一切行动就不会发生。这也就是说，理性实际上是人生来固有的，而韦伯所强调的合理化实际上是一种在行为活动中的合理性，即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或者也有人将它表述为“合理地指向有意识的目标实现的行为”。但在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形式的扩大，这一看法与哈贝马斯对韦伯的总结相一致，“马克思·韦伯使用‘合理性’或‘理性’这个概念是为了规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私法所允许的交往形式和官僚统治形式。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含义首先是指服从于合理决断标准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1] 换言之，韦伯提出合理化实际上是论述隐藏在这种行为合理化背后的统治形式合理范畴的扩张，即政治统治不再作为唯一的统治形式，其合理的范围已经发生了仿佛微小但实际上会对人的生活质的影响的变化。

韦伯还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甚至不管其结果如何。这种理性与价值和伦理与道德相关，强调内容的合理；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这种理性以目的的工具为取向，强调形式上的合理。那么很明显，本文所提到的技术理性应属于工具理性。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进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了他的物化思想，卢卡奇的物化思想一方面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表述影响，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而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直言：“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有的问题”[3]另一方面，卢卡奇师承马克思·韦伯，也继承了他的合理性思想，但在韦伯那里的合理性行为的扩张到卢卡奇这里就变成了物化现象，卢卡奇写道：“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性质、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4]以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理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5]

卢卡奇正是通过发现源自于商品拜物教之中，在生产过程中被错认为没有人参与的物质关系，以及对韦伯的合理化思想的承袭，建构起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即物化理论。也有学者认为卢卡奇是继承韦伯的合理性思想以及整合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而提出了物化理论。本文不去论述哪种说法更为科学，总之无论哪种说法，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是对韦伯的合理性思想所作出的发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

关于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笔者认为其承袭了韦伯以及卢卡奇二人的思想。一方面，如果我们回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原著中，就不难看出马尔库塞在撰写核心内容即单向度的思想的第五到七章中，描述的就是一种从不合理到合理的扩张，或者更加准确的应该表述为“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他在书中批判：“属于有理即是无理、非理性即是合理性的现实。与此相反，一切已确立的现实都与矛盾逻辑相反。”[6]进而批判现实中“被击败了的抗议逻辑——否定性的思维”，他写道：“它们在理性的更有效的理论和实践面前退却。”[7]而后，又进一步批判了统治形式的扩张即“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8]这就不难看出，马尔库塞实际上就是跟随着韦伯合理性思想的论证逻辑，将其在社会学中表述的现象升级为哲学范畴，并进一步发展了技术理性的思想内涵。

另一方面，卢卡奇的物化思想相较于马尔库塞明确提出的技术理性批判范围又更加宽泛，但在其内涵中无疑是包含着技术理性的范畴的。也就是说如果在卢卡奇那里，技术理性批判仅仅是包含于、隐藏于物化理论的一部分的话，在马尔库塞这里，技术理性就是他首要批判的对象。马尔库塞还在书中明确写道：“技术已经变成物化——处于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9]并且，虽然卢卡奇并没有明确指出物化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着人，但在其物化理论中提及的“物化意识”的生成同样也是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所提及的“单向度的思维”的重要源头。因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抛开概念名词本身，仅就其理论内涵而言，甚至可以将卢卡奇的物化思想看作是科学技术理性的逻辑起点。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理性

哈贝马斯又进一步的深化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在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关于技术理性批判章节的副标题就是“纪念H.马尔库塞诞辰七十周年”。 但他虽然继承了韦伯和马尔库塞的思想，却并不满意韦伯和马尔库塞用社会的合理化来描绘与解释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这一过程，即“旧的社会学使用的对偶概念（Paarbegriffe）都围绕一个问题，即用概念去表述由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发展而必然出现的制度的变化。”[10]他从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出发，试图提出一个新的范畴框架，前者是以技术规则为行为导向的规则，后者则是以社会规范为行为导向的规则。也借此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进行了批判和发展。哈贝马斯也试图通过借助于二者的区别重新阐述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一方面，如果说在马尔库塞那里，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实际上是一对同义语。那么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中，理性除了工具理性之外还添加了一种交往理性，而这种交往理性恰恰就是马尔库塞的理性概念中所缺乏的价值理性。哈贝马斯想要表达的是，在当代，理性并不仅是亦或是理性不应该仅是技术理性一种，这就意味着哈贝马斯在马尔库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科学技术理性之内涵；另一方面，如果说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仅仅是从合目的性单方面去解读，那么，哈贝马斯则构建了一个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的二者的统一的解读框架。哈贝马斯认为，借助二者的区别，就可以重新阐述韦伯和马尔库塞都未能很好的描述、解释的（合）理性过程。

并且哈贝马斯将科学技术理性上升到了意识层面的等级上。这是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的，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美国，当特朗普不顾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提出实际上是将群体免疫策略隐藏其中的保持工厂开工、市场经济继续常规运行的政策时，站出来支持这一政策的不是与特朗普同一立场的大资产家，而是处在其对立阶级的无产阶级即工人首先站了出来支持这一政策，原因竟然是似乎非常富有道理的“只有工厂开工，工人才能拿到工资”。因此，技术理性的愈演愈烈必然导致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制约人们。

结语

依照这一线索，我们就能得到一条较为完整的从合理性到科学技术理性的逻辑框架。不难看出，从韦伯到卢卡奇到马尔库塞再到哈贝马斯，无论其理论如何发展，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口径却是出奇一致的，无一不持批判的态度，这一态度直至今天甚至以后也都很难发生改变，那么为何技术理性在提出半世纪之久后的今天仍然是人们不可忽视的批判对象呢？当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追逐利益与效益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当代一切的准则都是以工具理性为主的，而价值理性却恰恰是我们缺少的那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哈贝马斯会试图在技术理性中添加交往理性，笔者认为与其认为哈贝马斯仅丰富了技术理性的内涵，不如说是在试图用交往理性这种价值理性去解决技术理性这一问题。因此技术理性才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一次又一次被我们重拾学术界的圆桌。也正因如此，这一问题在当代才依旧具有甚至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有过之无不及的现实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