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统语言文化类学科的交叉融合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上提出 “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文科建设要正式开展起来。高等教育学界需逐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促进人文社会科学高质量的发展。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交叉融合传统学科，促进文科创新。新文科建设的视角下,不同语言文化类学科的交叉融合成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类学科知识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路径。

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是中国传统语文学（“小学”）的三大门类。作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类学科，文字学与训诂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十分悠久。本研究尝试从文字学和训诂学的关系入手，探究文字学成果在训诂学上应用的必要性，以探索传统语言文化类学科知识体系交叉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一、训诂学内在因素的关系

我们要弄清文字学与训诂学的关系，就先要弄清训诂学内在因素的关系。我们把训诂学的内在联系弄清楚，那么文字学是如何通过训诂学的内在联系发挥作用，以及这作用的大小轻重，就会显而易见。

训诂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使之明晓。训诂学是研究古代文献字义、词义解释的原则、方法、规律之学。训诂学有三个主要训诂方法，这三个方法构成训诂的三要素。研究训诂学的内在联系，就是要研究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关于训诂方法问题，现在一般认为，传统的训诂学，根据汉字形、音、义三要素，把训诂方法归纳成为形训、声训、义训三大类。传统训诂学把训诂学基本方法概括为形训、声训和义训是很有道理的，形训是探求本义的方法，声训视探求假借义的方法，义训是探求引申义的方法。

郭在贻的《训诂学》这样介绍形训：“用分析文字形体的方法来解释字义，谓之形训。”他的论断是恰当的。汉字是表意文字，造字时因义赋形，字形结构和意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字形本身蕴含着可以分析的意义信息，这是形训成立的依据。古人认为汉字字形有六种构造方式，即 “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前四种是造字法，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了这四种构字规则，并多有例证。象形 “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就是用描绘事物形状来表示字义，例证有“屮，草木初生也。像丨出形，有枝茎也。”等。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就是象形字添加指示符号或直接用象征性符号来表示字义，例证有“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等。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就是用两个或几个部件的意义合成新字的意义，例证有“伏，司也。从人，从犬。”等。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就是用表示字义的部件和表示字音的部件合成新字，例证有“诗，志也。从言，寺声。”等。其实从训诂学的角度来说，这四种造字法就是形训。因为我们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可以寻求汉字的构字本义。我们发现，训诂学上不少古代文献的释字和对古代文献的训释都借用了文字学的造字原理知识，通过对汉字的构形分析探求其本义，以便于明晓字义、文意。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文献通过分析和解说汉字的形体结构窥见汉字的本义，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韩非子·五蠹》“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者谓之公”等。历史上也有一些对古代文献的训释依据汉字的形体探求本义以明晓文意，如《周礼·大司徒》：“知仁圣义忠和。”，郑玄注：“忠，言以中心。”，又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周易·讼卦》：“讼，争也；言之于公也。”等。

郭在贻的《训诂学》这样介绍声训“声训亦称音训，取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他的论断是合理的。声训利用了文字学上的通假知识，通过借用音同或音近的词以获得通假义来解释词义，声训的作用可以证实这一点。声训在训诂实践中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求语源。语源是事物的得名之源，即事物语词名称的声音和意义的起源，推求语源离不开声音这条线索。例如我们可以运用声训的方法探讨“馒头”的得名之由。“馒”从曼得声，从曼得声的字大多有“包裹”的语源义，如包人在内的帐子叫“幔”，涂裹墙壁的工具叫“镘”，用砖石铺地叫“墁”，枝茎不断攀缘扩展滋长的植物叫“蔓”，都因包裹而得名，所以“馒”也得名于包裹，说明馒头最初是有馅的食物。现今，部分南方方言保留了“馒”最初的声音和含义，比如吴方言会把有馅的用发酵的面粉蒸成的面食直接叫做“馒头”，与北方的“馒头”相去甚远，北方方言一般把无馅的用发酵的面粉蒸成的面食叫做“馒头”，又把有馅的用发酵的面粉蒸成的面食直接叫做“包子”。其二，破假借。我们可以用声训的方法解决同音替代问题，排除通假造成的形义分离现象。例如古代“宗”“尊”二字常常通假。《诗经·大雅·云汉》：“靡神不宗。”毛传：“宗，尊也。”《尚书·舜典》：“禋于六宗”孔安国传：“宗，尊也。”今天不少方言中un、ong不分，宗、尊同音，盖自古而然。其三，晓转语。转语是因时代、地域不同发生音转而形成的词。例如《方言》：“庸谓之倯，转语也。”庸、倯皆是贱称奴婢，叠韵相转。

郭在贻的《训诂学》这样介绍义训“以通行词训释古语词或方言词的意义，谓之义训。”郭芹纳的《训诂学》认为义训是根据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利用词语所赖以生存的语言环境，即充分利用语言环境对词义的制约这一重要的因素来考求词义。两相比较，我们认同郭芹纳先生的定义。从训诂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义训就是即义求义，就是利用了文字学上的字义引申的知识，从字的本义出发，结合上下文，探求文字广泛的引申义。这个认识，是从古代训诂学家的训诂实践和论述观点中归纳出来的。旧时训诂学家将义训称为转训，郭璞注《尔雅》就有转训一例。他在“永、悠、迥、远，遐也”条下注云：“遐，亦远也，转相训。”这里的“转训”包括“某也”“亦某也”诸训诂条例的。我们发现这些训诂条例中的被释字与训释语之间不是简单的等同的互训关系。以“遐”为例，《说文》有“徦”无“遐”，彳部云：“徦，至也。从彳，叚声。”彳和辵在古文字中多互作。彳和辵都有行走的意义，《说文》谓“徦”本义为“至”正确。“徦”从“至”可以引申为“大”，《尔雅·释诂》：“假，大也”本作“徦”。“徦”从“大”又可以引申为“远”，《汉书·礼乐志》：“徦逖合处”即用“远”义。颜师古云：“徦，即遐字。”由此可知，郭璞的“转相训”“亦某也”等例，是对引申义的训释。这种转训，又往往使用“犹某也”一类的训诂术语。例如《左传·庄公十七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杜注：“间，犹与也。”孔疏：“间谓间杂，言不应间杂其间而为之谋，故云‘间，犹与也’。”间，《说文》训为“隙”即本义，有间隙引申为间杂其中，又引申为“参与”。清代学者也曾谈及转训这种方法。王引之《经义述闻》：“《宣十二年公羊传疏》引旧说训造为诣，又转训为成”所引孔《疏》讲的是引申义，王引之亦称之为转训。

形训、声训、义训这三种训诂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形训求其源，声训求其假，义训求其流。在训诂研究中，这三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是，哪一种方法居于主导地位呢？对于训诂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清代小学家已有认识。段玉裁曾说：“凡字有本义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他强调了形训的重要性。确实如此，只有形训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能够牵动全局的训诂方法。训诂学既然通过文字来研究古汉语的词义，就不能不把形训作为基本手段。只有通过形训才能弄清字的本义，弄清了本义，才能源本逐末，探明字的引申义，做到知其流，又知其源，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训释者才可得确定的释义。弄清了字义，才能弄清被训之字为本字还是借字，不致本借颠倒混淆，甚至于因为不明晓本义，本训可通，偏要破字为训，反致不通。弄清本义，才能为借字找出本字，这既便于勘明声训之是非，也可以帮助学习者准确理解所训之意义。我们说明了形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能牵动全局的训诂方法，而形训又要借助于文字学的基本知识和成果。因此文字学成果是通过形训这一基本方式渗透发散在训诂学的其他因素上，最终成功被应用在训诂学上的。文字学就是这样和训诂学发生关系、并给予训诂学重大影响的。

弄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文字学一些进步的理论和成果对于训诂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文字学与训诂学的关系，明晓将文字学知识应用在训诂学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文字学的进步促进训诂学的发展

东汉许慎写出了第一部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六书”这一汉字结构理论，建立了形训体系。他的成就在文字学史乃至是训诂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在当时未能见到更早的文字——甲骨文，对金文也所知甚少，因此他的“六书”理论不尽科学。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局限，使许慎在分析字形、解释字义时，常常有曲解的现象。之后的学者尤其是乾嘉学派将《说文》奉为圭臬，不敢逾矩，也就不可能发展形训。由于形训上没有突破，他们在义训方面就不能探清源流，在声训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局限。“同治、光绪时的学者才知道古文字的真价值是超过《说文》的，于是，古文字学就日渐昌大起来。”现在，古文字的资料已经积累得十分丰富，针对古文字的研究和考释硕果累累，这就为训诂学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究竟文字学的进步对训诂学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促进作用呢？

（一）推动形训的科学化

据形说义，说解文字字义时所据之形必须是早期的文字。较早期的古文字甲骨文或金文，东汉时期的小篆字形已多讹变，许慎在当时根据小篆字形说解字义，就难免发生错误。研究形训单单靠《说文》，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后代的文字研究。现在的文字学已经建立起了较为科学的文字结构理论和文字形义理论，考释方法也已相当严密，古文字资料积累日益丰富，更重要的是拥有了大量的早期文字——甲骨文或金文，这就为训诂学中的形训的科学化提供了理论和材料上的依据。例如“妥”字，《说文》未收，段玉裁根据谐声字补上小篆“妥”字，解说云：“妥，安也。从爪、女。妥与安同意”又加注云：“知妥与安同意者；安，女居于室；妥，女近于手；好，女与子妃，皆以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从之会意。”段玉裁的这个说法实属牵强附会。于省吾先生根据文字学的科学原理和大量古文字资料，正确地指出：“甲骨文有妥无绥，妥为绥初文，象以爪擒女之形，犹孚（俘）之本象以爪擒子之形。妥与孚皆俘虏之义，典籍每训绥为绳索，作动词用则为缚系，俘虏与缚系义本相因。”《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逸文：“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旧注皆训绥为安。于省吾先生从文字训诂及上下文义，谓“绥厥士女”之“绥”本作“妥”，用的是本义，指出“绥”为“缚系壮年男女以为奴隶”之义，纠正了千余年来的误训。此类例子颇多，又如杨树达先生根据“臣”的甲骨文、金文形体训“卧”本义为暝眠，闭眼睡觉，而不格外关注身体的倒伏，纠正了多年来徐铉继承许慎通过训“臣”而训“卧”为伏着休息的错误等。

（二）推动声训开辟新的道路

清代学者在声训方面成绩卓然，但是由于他们在当时没有条件运用古文字提供的音韵资料，因而在声训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局限。于省吾先生从古文字出发来分析了清代文字、训诂、音韵研究的得失。他以古文字和古文献资料为依据，论证了自周初以迄六朝，古韵东、冬分少合多，而以合为主，批判清代学者对于古韵部只知道致力于后期的如何分，而不知道追考前期的如何分，然后再由合而分的做法。于省吾先生进一步列举“裘”字说明观点，他认为两周金文中“裘”字从衣，又声，古读又如以，故《诗经》“裘”字与之部字相谐。清代学者在当时不知道裘字原始音符，所以出现了重复旧协韵派的错误。他在这里说的就是文字学对音韵学的影响，对声训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又如“舍”字，迄今为止，对它的训释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根据近年来出土古文字所提供的音韵资料，我们合理地认为“舍”当读害，作“何不”讲。“舍”字古音隶属鱼部，害字，古音韵学家归入月部，但在金文中它当是鱼部字。从以上分析看，当代文字学的发展，已为音韵学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也为训诂学的声训开辟了新路。

（三）推动义训进一步探明源流

义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探明源流。源流明才能确定训释，才能验证故训中保留的偏僻的意义，才能从古文字同古文献的对照中发现新义。例如“乘”字，《广雅·释诂四》：“乘，二也。”王念孙《疏证》：“《方言》：‘飞鸟曰双，雁曰乘。’《周官·校人》‘乘马’郑注云：‘二耦为乘。’凡经言乘禽、乘矢、乘壶、乘韦之属，义与此同也。”王念孙引用书证说明“乘”有“二”义，无疑是正确的，但并未明确说明其意义的由来。许慎的《说文》云：“乘，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许慎根据讹变的小篆字形立说，后世看来不可信。甲骨文“乘”象人登于蘖木之形，本义为登，此义典籍常见，由“登于其上”引申为“登载于其上”之义，如乘车等登于其上有覆加于其上之义，故《说文》训“覆”，由此引申为压覆。《左传·宣公十三年》：“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即用此义。覆者重也，二义、耦义由此引申而来。《广雅》用“乘”字义较为隐僻，王念孙从古文献资料上找到了根据，但却未探明其源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弄清这个意义的由来。

三、结语

通过探究训诂学的内在联系和文字学成果对训诂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知道，文字学与训诂学关系密切。文字学成果侧重于通过形训这一内在因素以及形训与声训、义训的关联，透彻地被应用在训诂学上。另外，吸收文字学理论以及研究成果是使训诂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新时期传统语言文化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必须重视彼此间知识成果的交叉融合和交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