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与重塑：乡村文化遗产活化设计研究

乡土文化作为乡村社会中文化经验和集体智慧的源头所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丰富的乡村文化遗产。这些丰富的资源共同构建了生动而多样的乡村文化场景，同时也为有效繁荣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乡村建设与乡村设计，不仅仅需要关注物化空间和现场位置，更需要关注对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思考乡土文化底蕴的延续以及文化特性所提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从而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乡村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一、 乡村文化遗产的价值

中国历来以农业为本，产生了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乡村以及丰富多样的乡村文化遗产。根据《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中的定义可知：乡村文化遗产包含生产性土地、水体、植被、聚落、基础设施、交通和贸易网络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相关的文化知识、技能、手工艺品、传统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物质和精神成果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对于加强乡村的文化建设，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有助于乡村文化的再生，是维系乡村振兴发展的力量源泉。我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然而，城乡二元论的诞生使得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不仅乡村经济逐渐式微，而且乡土文化也日趋萎缩，乡村文化遗产未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步入新时期，随着乡村振兴稳步推进，乡村发展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曾一度被忽视的乡村文化遗产亦是重新获得了关注。它成为了可供传承与活化的文化资源，更是乡村文化再生的重要基石。正如布迪厄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中所提到的：自我创造性是文化最根本的特性，即文化特有的超越自我、生产自我、更新自我、创造自我的特征。乡村文化遗产会新的时代条件下转换成新的表现形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可以有效展示民族文化的身份，为增强乡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遍布于乡村广袤土地上的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表征，也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对此，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阐述了“文化自觉”的理念即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以加强对文化的自主转型能力。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确立文化自觉，以文化传承自觉推动乡村文化基因继承与延续对于当前乡村文化处于被动发展而言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对乡村文化遗产进行活化，重塑乡村文化新业态，让乡村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二、乡村文化遗产活化的设计现状

乡村文化遗产作为乡村中的宝贵资源，它的活化与利用对于凝聚民心、提升乡村文化自信、持续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乡村振兴中所面临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将资源转化为产业，实现对乡村文化遗产的有效利用并最终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机制。而在这个过程中，创意设计便是实现资源转换的关键所在。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深入与推进，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设计师、社会团体等借助设计的力量活化乡村文化遗产使之成为乡村发展新动力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实践成果。目前，主要是从乡村生活、生产、生产三个维度出发，涉及建筑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包装设计、服务设计等多个门类。同时设计介入的方式也十分多元，从政府委托到校地合作，从扶贫项目、公益项目到商业开发以及设计师的主动介入，形成了“设计服务+共同创造”、“设计系统+专业人才”、“设计驱动+特色产业”等开发模式。然而这些乡村文化遗产活化的设计虽然对乡村建设产生了一些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第一是文化失语。面对村庄的凋零和发展的困境，设计师和乡建者们大多从空间的改造开始，关注乡村历史民俗文化和地方生活习俗的保留以及传统建筑的保护与修建，对于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大多是以局部到整体、由单一到综合的方式进行开发，试图通过设计介入的方式重塑乡村公共生活，以加强村民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但事实上，这种乡村文化的认同危机并非今日所致，而是百年以来在进步观念和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乡村不断改造的结果，而乡村文化也不仅仅限于某件文化遗产的单品，它是一个完整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承载了某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这种以“物景改造”为主的造物方式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发掘出乡村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精神本质，容易形成模式化的设计，导致乡村文化失语，难以实现乡村文化遗产价值自觉的转变。

第二是认知异位。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推进，大量社会资源涌入乡村。乡村主体变得愈发多元，除了当地的原住村民以外，政府、高校、企业、设计师、新乡贤、创业者等也都积极走入乡村并逐渐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然而，各主体之间对于乡村的幻想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了在以往的乡村建设中，许多来自外部的实践主体与乡村中原有的结构关系脱节、对乡村文化遗产挖掘和运用不足而产生了许多矛盾。例如：设计师对乡村的幻想是诗意的栖居，更多的是在挖掘乡村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以设计的手法对乡村环境进行提升，但是村民需要的是对乡村的依恋和归属，他们对于设计师所构建出的“乌托邦”难以进行有效解读与认可，从而导致一部分原住民对其产生割裂，削弱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

第三是情感缺失。在乡村设计的过程中，乡建者们往往凭借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来介入乡村建设。例如：地方政府因拥有财政或行政权力而获得经济、社会资本；高校、艺术家、设计师作为学术权威而拥有了对乡村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阐释的阐释权；开发商与企业则是拥有经济资本。他们作为文化“异乡人”很难从真正意义上融入乡土文化之中，容易不自觉地将城市主体意识、精英主义的设计思想带入乡村，造成了设计与乡村所在地“人文地景物”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乡土、乡情、乡愁变得不那么纯粹，村民乡村文化情感寄托载体逐渐缺失。同时，乡村中的理念文化遗产、活态文化遗产、符号文化遗产、实体文化遗产等也被逐渐流失殆尽。

三、乡村文化遗产活化的设计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设计本质上是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转化和再生产，是对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的有效链接。对于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推动当地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统筹并进，以系统观念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除了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还应当关注精神文明、文化传承与保护等软件建设，铸造乡村之魂。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许多复杂、多元的乡村问题。因此，以设计活化乡村文化遗产以助力乡村振兴，就不能单向度地考虑问题，关注某一件产品或是一个项目，而要以大设计的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对其进行把控，思考乡村中人与物、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强设计创新和乡村文化遗产的有效融合，形成不同的介入方法与模式为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建设提供综合性、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要梳理乡村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各部分之间的特征与联系并提炼出核心元素进行活化设计，创造性地对乡村文化特质进行整体呈现。例如，北京大学团队在四川省宣汉县白马镇开展的乡建工作，就是从全球视野、国家需要和地方发展的角度，梳理当地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和文化脉络，提炼出“孝义原乡、耕读人家”的文化基因，在融合了传统巴山民居样式与民国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L形的平面布局，打造了白马花田营造社并融合休憩、研学、展示、创作等多重功能，从而让这些古老静态历史文化遗产变得更加鲜活，重新进入人们的现代生活，同时也构成关于乡愁的山水想象，让人们回归了“大山深处的家”。

其次，在地更新，将乡土文化融入现代生产生活之中。中华民族以农立基,形成了颇具中式特色的“原农本主义”以其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养和之道。而其中最为本质特征便是乡土性，它构造出了乡村的文化之本和生命之源，形成了人-土-居-业的乡村社会机制。因此，中国社会的根源在于乡土性。在对乡村文化遗产进行活化时，应当关注其乡土性和具体的现实环境来做出适应性的选择，正确处理新与旧的关系，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建造逻辑和历史文化背景使新的设计在保持乡土性和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展现出其独特性，从而实现当代语境下对乡村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译与表达，有效地将符号化的特征融入在乡村设计之中。例如：在虎溪土陶厂的乡村活化改造中，设计师将这里打造成了一个依托陶艺文化的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在保留下传统的龙窑和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又满足了现代人休闲娱乐需求，丰富了建筑的使用功能。在空间的建造上采取了依山就势的设计手法，场地中呈现出阶梯层次感，有机地串联起自然、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此外，设计师对于建筑的解构也进行了巧思，在处理横向木梁的连接方式时并没有采用传统民居建筑中的榫卯解构，而是大胆的进行了创新，在使用抓丁固定的基础上，辅以螺栓和加夹板对其进行了连接。这样不仅很好的保留乡村文化遗产符号化特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节约了建造成本和施工时长。

第三，活态再生，构建主体明确和多方参与的设计活化。乡村系统的形成是在最初定居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根据居住者的需求进行功能的转变、调适和延续。因此，我们今天所见的乡村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历代乡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的认知构成了解读乡村系统的文化主体视角。不过，随着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乡村主体变得愈加多元，出现了政府、学者、企业、设计师、创业者、新乡贤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乡村建设是“共同体”对未来乡村生态的集体想象，各主体之间存在一个“交互的过程”。对于乡村遗产文化的活化设计也应当处理好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以当地人为主、其他群体为辅乡村网络，围绕乡村文化遗产活化再利用的设计内容建立乡村产业文化社区，从而提高村民参与村庄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增强各乡村主体之间的凝聚力，实现乡村文化遗产有效传承与发展。例如：在甘肃省临洮县三益村乡村建设中，设计师与手艺精湛的工匠们携手，巧妙地运用收集而来的材料，如：混凝土块、瓦片、石头等共同建造乡村公共空间，以设计的手法使这些普通的乡土材料和废旧物品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乡村人居环境空间的整体品质，更是在潜移默化中成功地引领了村民们对乡土材料和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为乡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结语

乡村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对于维护人类文明的连续性和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具有乡土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乡村文化遗产的设计活化与再利用将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乡村振兴的文化哺育和动力支持。因此，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再利用需要以大设计为视野的介入，紧密的结合其在地特征和当下的发展需求，构建主体明确和多方参与的设计活化实施方案，从而创造性地赋予乡村新的生产、生活以及生态模式，有效发挥乡村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