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困境及突围策略探讨
引言: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既可以推动文化对外交流,又可以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伴随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规模不断扩大,其所蕴含的基本精神与优势也日益被世界所瞩目,加强我国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扩大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对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大的价值。
一、中华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下不断地积累、传承下来的。中华文化是我国文化发展的结晶,它是我国历代以来,各种思想、文化的结晶,它有着独特的民族特征、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涵。中华文化可以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比如文献、文物等,或者是以一种非物质形式存在,比如思想、观念等,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成为整个民族比较稳定的文化心态和个性,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融合。
二、中华文化传播的意义
在新时期,加强中华文化传播既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又可以促进中华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首先,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在当今社会大背景下,具有多元特征的社会文化迫切需要依靠中华文化来充实自己的文化底蕴。文化对人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在中华文化传播可以增强国家的自信心,提高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挖掘文化的优点,提高全民的文化自信。同时,在中华民族的生成、巩固、复兴和壮大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华文化进行传播,既能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又能增强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加强我国人民对理想和信仰的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其次,从国家内部的角度看,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独特表现方式。中华文国际传播既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又能提高国际影响力,为我国的文化底蕴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在全新的市场环境中,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样我国才能在世界竞争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除此之外,随着各方面的建设,我国各行各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人们的社会意识也有一定的提升。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自己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从而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群众参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推动力,为了加强民族团结,需要保证满足人们的精神与文化需求,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在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开创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并且激发人民群众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困境
(一)缺少对国际受众的深入分析
在实践中,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分重视主体性,而忽略对国际观众的深度剖析。第一,对国际受众的基本状况缺乏深入调查。居住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个人,其语言系统、抽象思维方式等都有差别,他们对外来文化概念的接纳依赖于其原有的文化结构和感知体验。目前,我国对目标受众的文化习性、社会条件、知识结构等基本情况的分析与把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那些易于为国际受众所了解和接受的传播方式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第二,对于国际受众在认知特点、心理情绪等方面的差异缺乏系统的分析。不同的文化的个人对于中华文化的接纳程度不尽相同,并且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难以明确各个文化团体的接纳特性,更不利于对不同的国际受众进行科学的归类和准确的定位。第三,对于国际受众的信息反馈不够及时。由于时间、理解能力等因素,对新闻的反馈存在滞后性,后续追踪还有待提高。同时,官方色彩浓厚、表达生硬等传播方式与国际受众的信息接受习惯不符,更多的是一种单向交流的方式,这也不能及时地反映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情况。
(二)传播主体定位不明
通常,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可以分为政府、企业、社团和个体四种类型。我国文化国际传播主体比较简单,责任划分也比较模糊,由政府领导的中华文化传播系统占主导地位,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仅要由政府来决定,也要由政府来执行。而社团、公司以及个人在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所处的地位比较低,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并不明显。首先,目前我国从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社团绝大部分以政府为依托,在中华文化传播活动上缺乏长远计划,所以,在开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一些问题。其次,近几年来,许多文化跨国公司数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且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在持续增长,然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相关产品及活动并不多见,甚至有部分公司尚未形成专门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人才队伍及运行机制。同时,在外国发展的公司在中华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责任意识还不够强,部分公司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轻宣传、重产品”的现象。此外,就个人而言,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些民众没有主动地参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还会有一些民众在网络上随意发表言论,这会导致不同的文化误解与矛盾。
(三)国际传播的渠道效能不足
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渠道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与国外的主流媒体比较起来,我国传播渠道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首先,覆盖范围需要继续扩展。尽管我国的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都在积极地加入国际传播的行列,但是中华文化在国际中的报导还比较少,覆盖面也相对较窄。从当前来看,我国所能覆盖的国家、地区和语言的数量仍然非常有限,要想扩大传播范围,我国相关媒体就需要提高多语言的传播能力。其次,中华传统文化内容转换不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并非单纯地向外传递文化内容,它还要求在传播内容进行文化体系转化。但在国际传播时,一些媒体对中华文化进行了不恰当的翻译,这直接影响到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的真实感受,使得他们很难对中华文化的内涵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此外,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表现还不够丰富,在内容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品还比较少,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就其组织规模、订阅者人数与年发表情况来看,与国际主流媒体比较,我国的国际电视台等媒体在曝光量、认同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困境的突围策略
(一)区分国际受众群体
要使中华文化和国际受众准确地联系起来,就需要细分受众群体,抓住他们在心理、文化和习惯上的差别,有针对性做好传播工作。第一,将不同媒体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区别开来。媒体文化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社会风俗、文化传统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处在不同媒体文化背景下的观众,必然会养成适合自己的文化思维架构、信息处理模式等,因此,要想让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受众更加广泛,就要求深入剖析不同观众对文化信息的接受习惯,避免照搬某种传播方式。第二,要识别受众的文化认同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于其他文化信息的选择尺度和接受程度会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具有较强文化身份认同意识的人会排斥其他文化,从而产生文化优越感。文化身份认同程度低的人群更能更好地接纳外来文化,从而更易于实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文化认同地位的差异,所采用的策略也必然有差异,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第三,文化价值是个人在文化系统中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内部动力,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文化差异存在普遍性与现实性,因此,需要对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国际受众进行区别对待。
(二)调整传播主体角色定位
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不仅要对受众进行分析,还要对其内容进行筛选,使其具有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中,政府长期处于主导地位,非政府组织处于边缘地位,这就要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各自的职能上做进一步的调整。首先,要加强对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认同,积极地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各部门应重新定位,强化宏观控制,避免“大包大揽”和对其他传媒主体行为的过度干预。作为一种媒介,企业、社团、个体都应该对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并对自己的文化定位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一种自觉的认同感。比如,与中华文化有关的社团、研究会、大学、研究机构等都应积极担当中华文化的大使;我国的民族团体组织,如对外友好协会应努力构建具有自身独立特色的国际传播运行机制与传播队伍;个人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应抓住其实质内涵,做到融会贯通,对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之间的辨证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类文化交流的主体要积极地进行角色和职能的调整,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国际传播的总体环境特征。在西方,人们获得资讯的途径大多是自由且负责任的媒体,并且这些媒体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官方媒体因为和政府关系密切,所以不太被大众所接受。而在我国,中华文化传播基本上是由国内的主流媒体来承担,而中西两种传媒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导致我国政府在西方的宣传工作中存在着信任缺失的问题。为此,国际媒体在运营中应积极地进行角色转换,着力塑造媒体的独立性、专业性、国际化的国际形象。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避免过多的、没有必要的行政干涉,给社会团体和个体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让他们文化大使角色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三)增加国际传播渠道
中华文化以其特有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可中华文化。要想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就需要遵循“走出去”的发展策略,促进其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在“走出去”的同时,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质量。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应该继续完善中华文化的传播途径,加大财政投入,积极地与国际有关社会团体进行合作,进行全方位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渠道。另外,还可以搭建中华文化网上交流平台,要注意满足人们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根据各国、地区的需要,开发出多语种的外国网站,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
(四)提升主流媒体的责任意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和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传媒具有一定的社会宣传功能,传媒工作者要勇于承担自己的产业和社会责任,以科学的理念和价值观为指导,积极地投身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促进新时期文化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政府应该加强对政策的调整和控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监管和评价制度,同时也要对这一机制进行持续的改进,使社会舆论得到更好的引导,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及时分析受众反馈
反馈的内容上可以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它是检验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重要环节。我国应该积极地争取正、负反馈,避免消极的反馈。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应掌握主动发声的主动权,以提高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发言权;对于负反馈,我国要避免沉默,在一开始就做出反应,尽量防止负面影响的扩大。根据反馈速率的不同,反馈可以分为即时式和延时式两种。即时反馈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延时反馈是指在已经存在的文化体验与认知架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对他国文化的基本认识,并后续判断其文化价值。从短期来看,我国应该争取即时反馈。我国也应该对由于即时反馈而产生的紧急状况做出相关的回应,并且积极拓宽反馈途径,从而加强与国际受众的交流。从长远来看,应及时搜集、整理中华文化相关材料,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有效性,并借助大数据的优势,系统地分析和处理延时反馈的信息,归纳并掌握其内在的规律,以更好的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紧密地围绕其进行文化底蕴的建设。在传承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除了要运用传统的传播手段,还要根据社会和时代的发展需求,采取多种手段,全方位地进行各种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的需要,不断地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