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型体育赛事遗产与城市体育文化的融合传播研究

在世界赛事名城的建设中，成都陆续举办了各类大型体育赛事，打造世界体育城市，推动了竞技体育、体育设施建设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甚至国内体育产业的发展，并向世界展示了成都的国际形象。而赛后如何利用赛事体育场馆等有形遗产，发展群众体育，是目前城市在赛后面临的问题。国家十四五规划也强调，建设体育强国，不仅要发展竞技体育，也要发展群众体育，可见，通过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是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未来的方向和趋势之一。近年成都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留下的赛事遗产问题，是未来城市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对大型体育赛事遗产的研究集中在奥运遗产研究上，而近年国内各大城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增多，留下了大量赛事遗产，亟需找到可持续发展路径，成都近年因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留下的遗产也需要找到进一步有效利用的方向和路径。

1. 成都大型体育赛事遗产的使用现状

成都在筹办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过程中，新建和改造了近50个体育场馆，伴随成都大运会的落幕，这些场馆也成为体育赛事遗产，服务于城市活动。根据竞技体育最终推动群众体育发展的愿景，大量体育场馆会对外开放，促进城市的群众体育，发展全民健身。

根据调研成都各大体育场馆发现，成都大运会后，体育场馆根据各自的特点面向不同活动开放。成都在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的愿景下，提出了“三城三都”的定位，即文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因此，各大体育场馆也从三城三都的角度服务于城市活动。首先，成都吸引多个国内外体育赛事落户，近40%的体育场馆承接了体育赛事的举办，比如2023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中超、ATP250成都公开赛、铁人三项世界杯、CBA常规赛等，也有王者荣耀全国总决赛、世界体育舞蹈节等新兴赛事活动；其次，随着文旅产业的兴盛，一些场馆承办了多场大型文娱演出。东安湖体育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和四川省体育馆成为明星演唱会的必选之地。这是成都建设“音乐之都”进程中的必要环节，是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同时为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呈现出“体育+音乐”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再次，近年来青少年体育训练蓬勃发展，一些体育场馆为青少年体育培训提供场馆支持，还有一些场馆比如四川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四川水上运动学校等为专业运动队的日常训练、教练员培训项目、青训选拔等成为青训基地，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长期发展与后备人才培养保驾护航；此外，在办赛任务结束后，大量体育场馆面向市民开放，以免费或低收费的形式融入城市全面健身公共服务系统，试图让市民共享大运成果，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与健身体验，充分发展群众体育，促进全民健身。

可见，成都各大体育场馆的用途主要在于赛事承办、文娱演出、青少年训练、全民健身等，其中赛事承办、文娱演出由于赛事、演出自身的影响力以及成都“赛事名城”、“音乐之都”的号召力，使得赛事、演出对场馆的利用频率相对较高；青少年训练由于青训市场的热度以及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需要，也使得体育场馆的必需品；相较之下，随着健身APP、健身直播的兴起，人们的健身场所变得丰富多元，健身与场馆的联系日益减弱，尽管大量体育场馆面向市民开放，但由于快节奏生活导致时间的挤压、体育场馆较为偏远等因素导致体育场馆在全民健身方面的利用度较低。

2. 城市体育文化与城市传播力的相互关系

自古以来，成都地区多民族聚集，造就了成都独特的体育文化。因此，对成都的体育文化进行溯源，打捞埋藏于历史河流中被遗落的体育精神，能更好地契合成都体育的发展目标，促进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可持续发展。

“在人类的城市生活中，实体空间构筑的传播活动，以及实体空间本身作为媒介的传播，诸如广场、街道、建筑物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在许多城市研究中都得到体现。历史学者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成都的茶馆，认为它是一个嵌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实体空间，直接参与了各种私人和公共关系的建构。研究者认为，成都的茶馆是哈贝马斯所言的‘物质’的‘公共领域’，但又具有社会空间的意义。它集交流信息、表达意见、休闲娱乐、公共表演等各种社会交往于一体，茶馆中的各种传播形态与媒介彼此交融，提供了城市里的陌生人成为桑内特所说的‘公共人’的可能，因此是‘社会和公共生活’的灵魂(王笛，2010：421—444)。”在实体空间中的活动，经过历史的演化，变成了某些历史遗迹，存在于城市空间中，而这些文化也在这些空间中得以留存；同时，新的空间形成，产生新的文化，一个城市的文化就在这样的新旧空间中不断更迭产生。可见，城市储存了文化，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城市作为文化的传播工具，从历史和现实中对文化进行传递。城市的体育存在于文献、体育场所和日常生活中。

与此同时，体育赛事作为城市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有着不同的传播样态。群众体育的传播主要依赖于第三媒介的传播，而竞技体育的传播通常是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共同作用的。而一个城市的体育文化，不仅存在于各项体育赛事中，还存在于与体育相关的城市记忆中，这些记忆附着在文献、建筑物、仪式活动等各个方面。因此，一个城市的体育赛事场馆如何更好地有效利用和传播，需要与城市的体育文化相契合，因此需要发掘和分析一个城市独特的体育文化。

“体育赛事只有与城市人文环境的精神内涵和城市居民个人意义相联系时，才会被市民所重视，并为市民提供集体参与和认同的机会，进而成为城市人文环境中颂扬和强化文化内涵的一种方式。城市的文化基础也深刻影响着体育赛事的发展程度与方向，体育产业的产生与繁荣必定建立在人文素质提升的基础上。”赛事场馆的有效利用，需要对场馆各类活动、展演等进行有效传播，与城市体育文化相契合。

3.成都体育文化

纵观成都地区体育的历史，从功能角度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军事类体育、游戏类体育和养生类体育。其中军事类体育包括武术、射御、田径等，这些体育活动的开展大多为军事战争服务，不仅流行与军营之中，也广泛传播于寻常百姓家，以强身健体、保家卫国为目的；娱乐类体育包括球类运动、水上项目、杂技舞蹈和棋类等；养生类体育主要为导引养生体育。

3.1军事类体育文化

成都武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著名的峨眉武术便诞生于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古巴族惧怕鬼神，并通过比武来挑选部落首领，若有人能够将剑投掷于石洞中，那个人就是部落的首领。辛亥革命后，成都武术界人士以提倡武术、强身健体为名，发起“四川武士会”；1918年，四川军政人员为凝聚武术经营、宣传武术文化，在成都青羊宫举行武术擂台比赛；1925年“四川省武士总会”成立；1929年“四川省国术馆”在成都设立，并定期举办武术比赛。此时武术的发展借鉴了西方模式，以发扬民族体育、注重民众健康为旨，逐渐向系统化、体制化迈进。在成都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刻有战士们在水中游泳厮杀的图样。可见尚武精神在成都体育文化中的历史源远流长。

3.2 游戏类体育文化

娱乐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物产丰富，造就了娱乐休闲、安逸舒适的城市文化特质。成都的体育文化也呈现出娱乐休闲的特点，早期的赛龙舟、六博棋、杂技、百戏等都呈现出游戏特质。

古时的赛龙舟被认为是一种巫术活动，竞渡前要先请龙、祭神，并杀鸡滴血于龙头之上，方可保佑船舶平安。《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世本》记载，唯巴族务相可驾驶泥船在河中奋力前行，如离弦之箭一般，直达彼岸，被众人拥立为廪君。随着后期不断演变，龙舟竞渡的宗教、巫术色彩淡化，更多显示出民族性、文化性的特征，时至今日，赛龙舟在成都仍深受民众喜爱，是参与度很高的体育活动。

19世纪下半叶，足球传入中国。1906年，四川体育专科学堂开设了足球课。同时，排球、篮球等球类运动也广受欢迎。据《广益丛报》1906年8月20日第118号的文章《纪闻：借地开场》记载，成都科甲巷朱家祠堂“将祠内余地约期五年借与省之各国人及学堂，作为运动抛球（排球）场”；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成都形成了篮球热。上世纪90年代，成都掀起了足球热，当时的四川全兴足球队名噪一时；今日的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也粉丝云集，比赛门票更是一票难求。

3.3养生类体育文化

养生是我国体育运动的一大特色，古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以期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导引是结合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的一种养生术，类似于保健体操，是最早的医疗体育。名医华佗编创五禽戏，是中国导引养生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篇章。成都是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导引养生发展较快。隋唐时期的官僚体制均设有太医署，下设按摩博士，促进了导引术的发展，宋朝创八段锦，至明清时期演变出十六段锦等功法，导引养生术套路化更进一步。随着道教的发展，成都体育文化中形成了“道法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他人和睦友善的思想。

3.4成都体育文化的特点

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建立在自然环境之上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成分、历史文化等因素，成都体育文化表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特点，呈现出兼容并蓄、娱乐时尚、休闲养生的文化特征。首先，成都在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中，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性文化体系，既保留了本土文化，又吸纳外来优秀文化，为成都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片沃土。成都经历多次大移民，成都的体育活动得以丰富多元，奠定了成都体育文化包容开放的特点。其次，成都偏安西南，远离中原战乱，物产丰富，形成了闲散安逸的生活氛围，使得体育文化的游戏娱乐性应运而生。再次，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受道家顺遂自然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运动健身、体育养生意识较强，使得成都体育文化呈现出休闲养生的特点。

4.赛事遗产与体育文化的融合传播路径

赛事场馆是大型体育赛事重要的有形遗产，目前，成都各大场馆在全民健身的利用度有待提高，如何引导市民对赛事场馆进行有效利用，需要赛事传播与城市的融合，主要在于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两个方面。

在传播方式上，通过多元、立体、高效的传播平台进行精准传播。首先，整合在地资源，运用“全渠道+融媒体”的多元传播方式，利用不同媒体类型的特性和优势，合理安排，配合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同时，找准各大体育场馆的空间特点，打造特色推广活动。其次，通过推广富有鲜明特色的体育文化产品和引入线上线下体验性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彰显特色体育文化，塑造特色体育文化品牌。再次，有效地“嵌入”到受众的社会关系圈层中，打通社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形成“进圈”传播；同时，运用跨界营销，进行传播内容“破圈”，达成“破圈”传播。

在传播内容上，则需结合场馆和城市体育文化的特点，从赛事传播与城市体育文化融合的角度出发，促进场馆的充分利用。

首先，赛事空间的传播推广与城市体育集体记忆要具有相容性。由于成都体育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娱乐休闲的特质，所以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需重视其多样性和娱乐性，在场馆各类活动的呈现中，充分展现娱乐性、游戏性的特质。在场馆赛事推广中，适当融入城市体育历史，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从集体记忆中发掘场馆赛事推广的视角和内容，促进赛事的有效传播，场馆的充分利用。

其次，赛事空间的推广传播与城市现代体育文化生活应具有自洽性。成都的体育文化生活具有时尚休闲、养生娱乐、开放多元的特点，日常生活中的体育活动具有健身、娱乐和社交的多重功能。因此，根据场馆不同功能，打造休闲娱乐、老年体育活动、青少年体育活动的不同场景。在赛事空间推广传播中，既要关注因体育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城市定位而产生的体育历史文化积淀，更要重视成都因现代化进程而具备的体育文化表征，关注传播推广内容与城市体育文化表征的融合。

   再次，赛事空间的推广传播与城市媒介形象应有较高的契合度。市井烟火、时尚开放和古典浪漫是成都的城市媒介形象的重要元素，而城市媒介形象影响着人们参与城市空间社会生活的方向，因此，赛事空间在推广传播中，对城市媒介形象认同度高的元素可以进行充分利用，以城市媒介形象为基础，进行与之契合的传播推广；同时，对不同类型的赛事空间要因地制宜，一馆一策，针对目标人群精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