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与诗性：孔子美学和庄子美学之比较

引言：无论是孔子还是庄子，都将“感性”与“诗性”辨证关系视为美学的核心命题，并以此为基础，对主体与现象的关系进行审美思考，从而建立起一套完整、深刻、系统的美学原理。在孔子看来，诗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必要依据，更是单纯的灵性生活。孔子主张“个体依赖群体”，“诗歌”能使各种精神形态在公众中得到普遍认可。庄子并不认为人的生活必然要依靠直接的“诗歌”，而是关注在生命活动中主体如何才能诗意般的存在。孔子与庄子的审美都蕴涵着深沉的人生悲哀，孔子是主动进入人世间，才领悟到了人生的悲哀，庄子则认为人活着必有痛苦、绝望以及不可战胜的空虚。

一、感性：美善与自由

孔子非常重视美学与艺术的功能，美学与艺术对人精神有着极其深远与强大的影响。美学与艺术对人的主体性的修炼具有独特的意义，从而使人在追求“仁”的境界时，能发挥出独特功能。

孔子关于美学与艺术的论述中，强调艺术必须与道义相一致，方能引发审美。同时，重视“善”和“美”的统一，认为只有与“仁”相一致的艺术，才能对人类主体意识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庄子美学思想的中心，在于对“自由”这一概念的探讨以及“自由”与审美之间的联系，这一论述具有两个重要的美学价值。一方面，庄子认为人要超越自身的利益和利益，去观照“道”，达到“至美至乐”的境界，这是其在美学史上确立的一种审美境界。此外，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等寓言中的“创作自由即为审美境界”，首次把美与事物本质联系起来。这两种情况，对当时历史有着深刻影响。“美”“丑”在庄子的美学系统中属于次要美学范畴，强调的是物之本性，而庄子的这种美学理念，又使美学产生了一种与孔子所提倡的“文质彬彬”截然不同的美学观念。庄子认为“坐忘”是一种生命的自由，只要抛开自己心中的利益和利益，就可以获得生命的自由，这是一种宿命，但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其“心斋”是一种有一定道理的状态。例如，“解衣般礴”学说中“梓庆削木为锯”，庄子的这一学说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美学思想的真实认知。

二、诗性：乐与心胸

孔子美学与庄子美学有一个共同明显的思想特征，即其均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乐”的追求上。此种精神上的愉悦，并不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愉悦，而是一种超越纯粹意义上的愉悦，也是一种超越了纯粹快乐的“乐”。“乐”是孔子、庄子两家审美观念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其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孔子美学观中的“乐”，其内涵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精神上的”，另一个是“艺术上的”。“孔颜之乐”的推崇不仅彰显了孔子的道德精神，而且也印证了孔子审美个性与诗性境界。孔子走南闯北，即使身处困境，仍能坚忍不拔、琴瑟和鸣。所以，孔子的“乐”就是在人生的世界里的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属于对人生“美”之喜悦的表现。孔子之乐来自于求知、求真，也来自于诚挚的友情。庄子的“乐”，与孔子的“乐”不同，虽有“乐”的成分，但却是一种其他“乐”，可在大苦中寻找到“小乐”。庄子是先秦哲人中最具审美意义的人物，闻一多曾评价庄子为“至真之士”，其思想即为“至美之诗”。庄子的许多哲学问题，都是一种审美问题，庄子美学思想的中心，在于探讨“自由”这一概念，并探讨“自由”与审美之间的关系，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庄子认为，人只有在超越自身利益时，才能真正地观照“道”，达到“至美至乐”的境界，并在美学史上确立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等寓言中的“创作自由即为审美境界”，把美和事务的本质联系在一起，这两个方面对整个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庄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把“美”和“丑”看作是最高的、绝对的美，在现象界中，“美”和“丑”既是相对的，又是同质的，二者的实质都是“气”。庄子“以物为本”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审美的“以理为本”有极大影响。“美”和“丑”并非中国古代审美理论的最高范畴，只是一个下层概念。对于一种自然物体、一种艺术作品，大众所关注的并非其“美”“丑”，而在于其能否充分体现出一种“一气呵成”的生机。庄子通过大量的“孤独者”描述，认为“丑陋的人”能更好地表现出人类内心的高尚与强大。受庄子这一理念的启发，一套独特的美学意象在艺术史上不断涌现。庄子又以“象罔得玄珠”为比喻，对《系辞传》中关于“立象以尽意”的论断进行了修改，认为唯有“象罔”这种有形、无质相结合的意象，才能体现出宇宙的真实，即“道”。庄子的这一理念，在中国古代美术的“意境”建构中有较大程度的影响。

孔子与庄子，两个先秦圣人都是古典诗歌主题的完美代表，其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二人对诗都有相当的欣赏与热情。与《论语》相比，《庄子》所涉的诗词篇幅少之又少。通过对庄子的深思熟虑、甄别，可以看出其对诗也有一定的偏爱。庄子诗观与柏拉图的诗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之间也有矛盾。由于二者都具有古典诗歌的主题，充满卓尔不凡的诗情画意，可见孔子对于诗的态度是一种深爱与陶醉，把诗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客体，更是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与至高的审美，属于构成生活意义与价值的重要构造。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孔子主张诗不仅是一种现实生活，而且是一种纯粹的灵性生活。孔子认为，诗中可以表现出适当的批判与谴责，但这种批判与谴责必须以适当的情绪与理性的思维为基础，这样才能矫正时弊及挽救人心。此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生命存在的三大精神要旨。孔子认为诗歌给人以激情，刺激人的想象，净化人的感情。其中，“礼”既是作为一种道德准则来规范人的生存，又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标准来规范人的行为，属于作为人的实践意愿来规范人行为的表现。“乐”指通过音乐来实现内心精神的自我升华，从而达到终极的美学境界，诗、礼、乐这三个要素，组成了存在论意义的真善美合一的精神对象，促进生命价值审美的实现，为提出感性与诗性并存及升华美学价值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感性与诗性并存：虚静恬淡与和善统一

孔子相信，只要每个人都能克服自己的私心，并且遵从自己的礼仪，那整个世界就会有一个“仁”的世界。在视觉、听觉、言语、动作等各个方面，都必须遵守礼节，做到“恭”“宽”“信”“敏”“惠”便是“仁”，这就是孔子以“仁”为己任的人格修养，也是感性与诗性并存根源。

恭敬而不欺，宽厚而得人心，信得过人，机敏而有功绩，仁慈而能使人。孔子认为以道为基、以德为基、以仁为基、以艺为基尤为重要，一个人的“仁”与“德”的关系。孔子在欣赏自然之美时，常借助于“君子”的品格作类比，即所谓“君子比德”聪明的人乐山，善良的人乐水。聪明的人行动，善良的人沉默寡言。聪明人快乐，善良人长寿。“仁”与“中庸之道”是孔子的主要美学准则之一。若无“仁”之心，鼓声再美、玉帛再美都将一文不值。在先秦时期，“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其核心意义就是“和谐”。

庄子的美学观和儒学美学观形成强烈的反差，庄子认为随着物质欲望的膨胀，艺术、智慧等艺术的兴起和发展，时代的衰落和气质的消逝是由“物质”的膨胀所致。其相信唯有舍弃音乐、毁灭绘画，才能让人的耳朵和眼睛重获智慧，唯有摧毁机器才能得到真正的技术，唯有摒弃一切人工装饰，人们才能回归自然。庄子的美学思想从其哲学思想中产生，所以其所追求的美并非单纯的自然之美，也非单纯的艺术之美，而是与“道”融为一体的一种境界之美。人一旦达到了“与天地同存，而与万物同存”的境界，便可从天地间的一切中，体会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意，这就是庄子所认为的“美”的最高境界。

庄子肯定外在形体的丽，并指出这些从“天地”中产生，不是从表面上看。天地之大之美，是因其符合“大道”，是自然而然的表现。庄子认为，“美”的实质是“自然”和“无为”，能顺应自然而又不失其“自然”的才是“美”。庄子所说的“至尊”“真人”“仙人”往往都以符合“大道”不动为条件。相反对自然本质的破坏，也就是对美的毁灭。庄子认为，只有在空灵、恬静、质朴、无为的心境中，才能体会到美，而在空灵、恬静、质朴、无为的心境中，也是一种美，属于一种远胜于物质的美。因此，德者不为其形也，哪怕外表难看，如果其有一种心灵上的美，也会受到他人赞赏。庄子在一些情况下，还故意用身体的丑陋来衬托性格的美丽，从而造就了大量的身体的丑陋和道德的完美主义者。此外，庄子虽斥责文害感情，但在其创作中，又尽力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非常规的手法，并在文体上创造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美感。在庄子的文学作品中，其不仅开创了“古怪”的创作思维方法，而且开创了“不中性”的美学理念。

四、美学生成：对比中发展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早注重并倡导美育的思想家，而儒学则是以诗乐为外向的社会性活动，来达到个人的审美理想，并延续到近代，最终形成了一种名为“诗乐”的美育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后出现许多具有写实色彩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既是对孔子美学观的补充，又是对其“社交”的审美方式的补充。在庄子看来，天地之道最为美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也会受到更多限制，这就会受到外在价值、身体、精神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庄子在追寻天地之道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坐忘”的功夫。其用孔子与颜回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看法，“仁义”“礼乐”不为外在的价值所左右，但孔子并不觉得那是一种超脱，而是一种“坐忘”，庄子用颜回的话来看，“坐忘”就是“离形去知”，完全忘却身体、忘却精神。同时，孔子和庄子的审美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其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更是几经周折。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在几千年历史中或明或暗地相互补充，对中国人审美心理构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特征。

除此之外，庄子提倡道通为一，孔子重视天人合一。孔子非常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形成中国文化审美的源泉。“人性的自然性”这理念使人产生一种“千山皆在我怀”的审美心态，如中国画中的线和海、画中的山和水，地面在宣纸上展开，而人却隐匿于山川之中。孔子审美情趣，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审美人生，但随着大众知识结构发生改变，心中难免有一丝疑惑。例如，在阅读亚里斯多德自然观时，突然感到孔子“山川”自然观，是一种不愿深究的假想的终极概念，而在孔子看来人类心智最高也不过是“山川”与“水”而已。亚里斯多德则超越了“自然”的表面现象，对“自然”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探求。只有对西方哲学史有所了解，才会知道孔子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庄子说道是宇宙的主体，是至高的、绝对化的美，而真实的美与丑恶既是相对的，又是无分别的。然而，庄子将美丑相对地位推向相对地位，否认美和丑的绝对性，从而进入到一种形而上学的状态。庄子以“气化”学说为基础，来证明其相对论美、丑论。世间一切，无论美丽、神秘、丑陋，都由气组成，没有任何区别，美和丑的本质都是气，其之所以能转化，不仅仅是因为大众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根本在于美和丑在本质上相同。由此可见，不管是美还是丑，都离不开“气”。

结束语：综上所述，孔子与庄子在审美观念上存在较大分歧，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其哲学观念对审美观念的影响，但又存在一些共同点。二者对美的追寻，最终目的都是“人”，把具有灵性内涵的美放在首位，作为第一义。在孔庄哲学中，“美”从来都不是最高的艺术领域，庄子强调的是“守”比“美”更重要，孔子强调的是“善”比“美”更重要，并且注重“善”和“美”的完美结合，才是最高境界。从孔子和庄子审美观念、历史痕迹中，可以推断出其丰富的文化意蕴。数千年来，儒家和道家一直在共同塑造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艺术理想和审美情趣，并且儒家和道家也在不断地引导着国人的精神，驱动大众不断地达到完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