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西藩王文化生活与地方社会

一、王府建筑与城市景观塑造

山西就藩有三位藩王，晋王就封于太原，代王就封于大同，沈王就封于潞州。藩王就藩到山西，王府与城市紧密关连起来。以晋藩为例，洪武三年，因为朱棡封为晋王，需要就藩于太原，因此扩建旧城并修建晋王府。洪武四年，开始修建晋王府与太原城。“晋王相曹兴上言三事:‘一、建晋王府于太原古城,筑城之役…王府鼓手欲选民间少壮 ……’。上谓省臣曰:‘兴言筑城之役…参以太原、平阳、潞州诸卫军士…’。”洪武十一年，以晋王府占地为王府标准。“洪武十一年秋七月乙酉, 工部奏诸王国宫城纵广未有定制, 请以晋府为准…制曰可”。晋王府占地493亩，有学者计算仅晋王府就超过整个太原城的六分之一。自东向西，晋王府与山西布政史司、太原府衙位于太原中轴，横穿而过。除此之外，太原府城中还有包括宁化王府、平阳王府、河中王府等十八位郡王的的府邸，可以看出晋藩在太原的占有相当大的一片地方。这就足以说明仅藩王府邸就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对城市景观的塑造。

在府邸外观方面，《明会典》规定了王府建置的重要元素，即宫殿厅堂的规格、颜色、装饰，如屋顶上绿釉瓦片和影壁上龙形纹饰。山西大同代藩遗存的彩釉“九龙壁”，这一现象并非并非孤例，现存襄阳的“九龙壁”就是出于襄阳王的宫殿。这些现存的王府遗迹已经成为各自城市的重要旅游景点。

王府对宗教建筑的修缮也对城市景观的塑造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晋藩参与崇善寺和双塔寺的建造为例。

崇善寺，这一由朱㭎兴建，于1381年动工，1391年竣工的建筑群本质上是一座全新的寺院。此后的方志之所以把这所寺院置于山西省其他所有佛教寺院之上，不是因为它的规模，而是由于它和藩王家族的亲近关系。有现存的碑文证实了这所寺院对于晋藩持续不断的重要性。其中的两篇碑文可以追溯至1563年，记载了崇善寺的修缮；第一篇为孔天胤所作，孔氏原籍山西，在外省升任要职，此处却对他的家乡不吝赞美之辞：“而雄藩剧镇列其中，高衙大县临其上。”第二篇碑文是以晋王本人口吻所撰，细数该寺院如何为“我始祖恭王所建”，以向其慈母“报恩”，并且祈愿她能长寿。碑文明确表示修缮寺院的资金来自封国中众多的长史，罗列了长长的名单，这使得寺院得以修缮一新，美轮美奂，包括新佛像、彩绘及钟鼓。在碑文末尾，晋王响亮地陈词：“此我祖上所建、所遗，予当所敬、所爱，思不衰者以垂石。”

双塔寺，最初只有为“文运”而兴建的文峰塔。后根据风水堪舆学的算法，太原是西北“高”，东南“低”；当地士大夫认为这一地区的“文运”因此流向东南，以此解释了为何当地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相对表现平平，而与此同时东南方向的江南士子却金榜题名。这座文峰塔，坐落在太原城墙东南角，意在阻挡“文运”的外泄。直到晋穆王朱敏淳于1608年兴建了永祚寺，将该塔纳入其中，并修建了第二座塔，即宣文塔。“宣文”是万历皇帝笃信佛教的母亲慈圣宣文皇太后尊号的一部分，用以表示她对于建塔的资助。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太原城内早已高楼耸立，永祚寺的双塔在其中也不能崭露头角。但是，在过去的几百年之间，每当有人在太远城外眺望，他能见到的建筑就必定会有永祚寺的双塔。显然这进一步加强了晋王在地方景观塑造上已然十分显著的影响。

天龙山佛寺，在靖安王朱胤龙撰写的碑文中，他称天龙山是“晋阳至藩襟也”，还提及：“始祖晋恭王分茅晋国，历览封域，观兹山之奇胜，又从而增修之”，在之后的碑文中既提及到募捐的僧侣香客，还有晋太妃和晋王。在山西长治，规模盛大的上党庙会是由沈王开启的。沈王敬献了一尊对于祈雨十分灵验的玉帝像，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到月底都会被请出来。在山西北部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因为是文殊菩萨显灵之地，也是就藩于大同的代王的供奉对象。就连山西省重要的文化场所----晋祠，在殿身檐前的彩绘也融入了晋王府的因素，也只有晋藩才能通过他们的威望完成在晋祠建筑群的修缮工程。由此可以看出，在与各种形式的宗教的互动中，很多寺院都留下了藩王的印记。

二、社交活动与社会景观塑造

王府不仅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还是藩王社会交流的物质载体。而藩王的社会交流却是构建整个社会景观的一部分。明代藩王的社交对象主要是宗室、文人士大夫以及宗教人员。

山西的宗室颇多，十六世纪中期有封号的男女宗室成员接近5000名，整个山西宗室成员有封号的9965名。至1600年，宗室成员有20000多人，整个山西的宗室成员超过200000人。据嘉靖《山西通志》载，山西人口有3889043人，以此比例平均每二十人就有可能有一位宗室成员，平民百姓遇见宗室比遇见官员的概率还高。而晋王府的面积占整个太原府城的六分之一，再加上其他十八位郡王的府邸，藩王及宗室的居住面积就占了太原府城很大的一部分。虽然这些藩王并非平均分布在太原府城，多数郡王的的住宅集中在府城东部晋王府的附近，但是在藩王之下的将军、校尉、姻亲广泛分布于太原府城，这就导致每位太原居民附近有很大概率住着一位宗室成员，当宗藩们的交流、访问、祭祀、集会之时，这些藩王宗室，仪仗队伍，仆从随从招摇过市，出行大街小巷，在太原生活的居民肯定会见过这种场面，鼓锣声、叫喊声、嬉笑声充斥期间，想不引人注目都难。虽然这些藩王给地方财政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但是这些藩王出行生活却是明代社会景观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重要性远非统计数字可以表达清楚的。

王府园林是宗藩与士大夫交流的重要场所。张翰在游览西安秦王府邸的《西游记》中这样描绘王府园林“每谒秦王……得纵观台池鱼鸟之盛。书堂后引渠水为二池，一栽白莲，池中畜金鲫鱼……，尤为佳丽。”

其他藩王也会建立园林，《皇明祖训》严禁在王府之外修建“离宫别殿”及游玩去处，也因此园林会建在王府之内。除秦王外，还有江西益王朱翊吲“广著台苑，招致宾从”。西安永寿王、临潼王及保安王都以园林和假山、水池闻名，这些水池引自龙首渠和通济渠，龙首渠穿过四位郡王府邸，通济渠流经五位郡王。沈藩中的旁支稷山王就曾建立“葵园”还得到一位进士--杨任斯的称赞。这表明藩王在主动参与地方上水资源的掌控，是为了修建园林，从而提供一个宗室和士大夫交友往来的一个场所。藩王虽然被禁止在王府内部，但是他们的生活生活并非完全封闭的，藩王与文人士子在府中定期聚会，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也有不少的士子文人在王府中任职，藩王和长史之间并非主仆而是互相尊重且比较亲近的。1474年《山西通志》中有一位编修人员-尹洪就任晋王府右长史。山西沈藩中沁水王也是如此，“博雅工诗，喜士往来，多布衣交”。

墓志注定要跟死者一起入土，并非为生者所作，因此通常只能在下葬之时才能目睹。它们往往由德高望重的文人士子所撰，这进一步说明士大夫和宗藩两个群体的往来甚多。贵池郡君的墓志铭就是刘安所书，她是代藩广灵荣虚王的孙女。刘安是大同人，进士出身，任职奉议大夫长史司长史、陕西布政司布政使，在碑文中对该郡君不吝赞扬，也宣扬了他本人及家族与代藩的关系。这些墓志表明了社会关系，而在王室妃嫔的例子中也是如此，这些家族应该会热衷于向所有人展示他们与藩王权势的社会交往。因此，作于1519年沈康王第九子王妃的墓志铭告诉我们李氏王妃“世为潞之望族”。

藩王的陵墓给婚姻纽带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而联姻也是明代藩王家族与地方社会往来互动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与藩王和宗室成员相来往的的还有宗教人员。这些宗藩会对府邸或者城市周围的寺院道观等进行资助，并且在府邸与寺院之间往返，当然他们也可能有伴随的随从仪仗队伍。

三、文化活动对社会景观的塑造

藩王府邸珍藏着丰富的书籍、绘画、书法作品等，这使得藩王府邸成为各自的文化传播中心。对现存山西太原晋王府藏品的出色研究已证实，明初藩王们所收藏的画作大部分来源于早期的皇家收藏。班宗华在姜一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鉴定了33件早期书法和绘画的真品，上有晋府的各式钤印，其中15件同样有着明初皇家内府收藏的半印“司印”，表明他们也是明太祖给晋王的赏赐。王府是主要的书籍文化中心,通常拥有藏书众多并且意义重大的藏书楼。明代的目录学家黄虞稷明确表示“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来自皇帝的赏赐或许构成了这些藏书的一部分。正如李开先所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著名学者钱谦益曾指出沈王在1531年得到一批皇家刊刻书籍这样特别的赏赐。

17世纪朱谋堙《续书史会要》加入了明代书法家的传记。在这本书中记载了九位藩王书法家，如晋王朱棡命人用古代书法名家钟繇和王氏父子的作品编辑“千字文”,刻印分发,或者宁靖王“善书”,或者保安王复制了王羲之的“十七帖”加以刻印分发。

第一代晋王在詹希原的指导下勤练书法,后者曾负责新成立的明王朝南京城中新建的寺院和宫殿匾额的书写。朱棡虽然并未被朱谋玮列为书法家,但也有书法鉴赏家也对其书法的品质赞赏有加,认为与其侄宣德皇帝不相上下。

明代早期著名的《宝贤堂集古法帖》,由晋王世子朱奇源应其父晋庄王朱钟铉之命所编辑,刊刻于弘治二年。因此当朱奇源着手依父王朱钟铉之命“集古”法帖时,他有着尤其丰富的资料来源。他所著《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序言开篇如下:“予高祖恭王,幼好法书,初之国时,太祖高皇帝赐前代墨本甚多…中书舍人詹希原教字…终日睇视潜玩”。

从朱奇源在这段叙述中可知,当朱棡“之国”时,他从其父处得到皇宫收藏中的数件墨宝。根据现存的四十余种上有“晋王府”印鉴的作品来看,这一收藏中包括像“二王”这样的许多书法大师的重要传世作品。这些传世之作应该只是就藩时，明太祖所赐的庞大的收藏的一部分。

除了晋藩，还有代藩灵丘端懿王之子，“嗜学善属文，聚书数万卷，尤好古篆…名《崇理帖》”，说明代藩也有大量的藏书。

笔者列举藩王关于书法的例子，并不是通过藩王们的书法来评估他们个人和王府在书法艺术中的成就，或者他们在编纂法帖合集中的担任什么角色，更为重要正是王府的社会环境及府中的收藏，才促成了明代时期最早的几例法帖汇编，这比江南的文人士子在这方面的参与要早若干世纪。

如书法一样，有相当的证据表明，明代王府是绘画作品收藏、评论、产生和流通的重要场所。明代早期历代绘画的重要收藏都出于王府，考古研究和现存藏品之上王室所有者的钤印都证明了这一点。

王府的作为绘画艺术传播中心的证据在他们所资助的宗教建筑的壁画上就可以看出。崇善寺几乎是晋王府的家庙，寺院收藏中却有一件更为罕见的传世之作，即一册小开本画册，该画册正是正殿中早已失传的壁画所本的草图。册子上有朱钟铉所作的序言，证明了晋王家族与该寺院的关系。在晋祠中，晋藩通过他们的威望完成在晋祠建筑群的修缮工程，这虽然不能说晋明府内部拥有大量的画师，但是却可以晋王仍然会对同时期画师具备号召力，也表明宗藩对于壁画的绘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还有1548年刊刻于长治的明代圣迹图，是沈宪王朱胤栘所刊，他在《藩献记》中被形容“天姿秀杰，耽好文儒”。正如对书法作品的传播一样，王府也同样参与了绘画作品的传播。

对于其他各种文化形式,尤其是诗歌和音乐，藩王也参与其中。很多藩王本人都写诗，而且在明代,写诗本质上并非单独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交活动。以太原为例,庆成郡王的女婿，孔天胤正是在此参加诗歌唱和的聚会。还有诗人王道行也是在太原为官,建名园一处,发起诗社,其中包括宗室成员。张翰在途经山西时也曾遇到作诗的宗室，“寻会山阴王龙田者…其子元峰,丰姿异常,雅善诗文 …… ”，如果他们会在府中聚会，甚至可以想像到他在和山阴王的儿子之间作诗交流，以文会友的场景。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藩王还和乐器制造有关，明太祖曾下令把戏曲和歌曲的脚本作为礼物分给就藩的儿子。《明武宗实录》载：“上驻驿太原……索女乐刘良女者晋府乐工杨腾妻也”，明武宗巡幸太原，晋府派乐工团队表演，这说也明藩王府邸显然有着数量可观的乐人。

明代藩王因为就藩时明太祖赏赐的珍贵书法、绘画、藏书等，使王府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他们利用这些藏品和文人士大夫交流鉴赏，还刊刻传播，这使藩王成为各自地域上的文化传播中心。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藩王们在明代文化中的地位。

余论

太原晋王府这样宏伟的的宫殿，清兵入关后被烧毁，现仅存两只不配对的铸铁狮子，若非它们身上的铭文，难以想象它们曾镇守王府大门。醋在山西风味的烹饪中是重要调味料,也是山西物质文化的一个关键标志。像宁化府的醋这样的商标品牌,制醋工厂曾宣称“创建于1377年”。这正是最初晋藩宁化郡王朱济焕所建立的时间。公司宣传说益源庆这个作坊是专为王府而建,产品只供应王府,以“宁化府”作为该醋品牌，这应该也说明藩王文化早已融入到山西地方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产品变成文化产品，还携带着历史的味道。在大众文化中存在的明代藩王文化，在当代中国就具有了新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挖掘藩王文化，使之成为旅游资源、文化产品为当代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富强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