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视野下《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形象新观

《西游记》经无数民间艺人和作者付出巨大劳动之后，于明朝中叶，由吴承恩最后完成。它是中国神话小说中优秀的作品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文人学者结合所处时代，深层挖掘《西游记》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学界对于《西游记》的研究更加趋于多元化，包括文艺学、文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史学等多个门类；《西游记》的研究著作更是不胜枚举，构成了一幅视角广、人才多、方法新的研究图景。本文依据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以《西游记》师徒四人形象为研究主体，探索小说中师徒四人形象意义的“陌生化”体现和宗教意味，对《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所具有的艺术审美价值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

一、“陌生化”理论概述

“陌生化”理论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强调内容和形式与艺术中常见的情感、常识、事物相反，超越艺术中常见的情境。“陌生化”理论的基本原理是表面上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的对立和冲突。正是这种对立和冲突导致“陌生化”的出现，给人以感官刺激或情感冲击。其实质在于不断更新人们对人生、事物和世界的陈旧感觉，把人们从日常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惯常化的制约，不再采用自动化、机械化的方式，而是采用创造性的独特方式，使人们面对熟视无睹的事物也能有新的发现，从而感受到对象事物的异乎寻常。

“陌生化”理论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对各种理论流派，特别是形式主义的批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陌生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陌生化”和文学性

俄国形式主义十分重视文学性，强调文学性是其文学传统的象征。该理论“唯一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属于文艺本身的各种现象”，“希望根据文学的内在性质建立一门独立的文学学科”。

（二）“陌生化”与可感受性

可感受性是指技能、结构、工作等可感受的形式。什克洛夫斯基表示：“如果我们想定义诗歌和艺术感觉，那么这个定义一定是这样的：艺术感觉是一种我们能感觉到它的感觉（也许不仅仅是形式，但至少具有形式）。”什克洛夫斯基还认为，使用“陌生化”使形式更加明显。

（三）“陌生化”与阻滞、变形

变形是文学的基本手法之一，可以表现在许多层面，如发音、句法、读音等，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只有使艺术形式复杂化，脱离常态，才能表现艺术的品格，实现文学的艺术功能，实现艺术本身。

雅各布森认为，文学语言就是“对日常语言的有组织的强暴”，通过强化、浓缩、缩短、拉长、逆转，造成陌生感。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是一种有价值的语言活动。

二、《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形象意义的“陌生化”体现

《西游记》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成书于明朝中叶。吴承恩博览群书，满腹经纶。他认识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现实社会的黑暗，通过撰写《西游记》来抒发内心的不满与愤恨，也借《西游记》来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因此，《西游记》不仅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它也反映了现实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托“陌生化”理论，对《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吴承恩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帮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理解小说人物，提高读者的思想境界。

如果仅从文本角度对《西游记》中的人物进行理解，就很容易陷入误区，因为《西游记》对许多人物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对读者的理解造成阻拒性效果。人物“陌生化”创作离不开其他事物与思想的支撑，“陌生化”创作手法能够使读者在顺畅接受文本内容的同时保留新奇的感受。

（一）唐僧形象的特点

唐僧的原型是唐代的玄奘。作为传播宗教的经典人物，唐僧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崇高的理想，心中有佛。《西游记》中有云：“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本是吃苦耐劳的高僧玄奘，在《西游记》中却懦弱怕事、没有主见、不分是非。但从其他事情脉络里却显现出唐僧的闪光点：其周全的礼节使日常交际省去诸多麻烦，对取经的执着使其成为队伍灵魂，而他的团队精神更是维系取经队伍的关键。“陌生化”的唐僧是个普通人，也是个高僧——虽然有的时候意志也无法控制其他，但情、欲也无法撼动其意志。

唐僧去西天取得真经的行动从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来说，主要动力都是宗教信仰，充满了虚幻的来世往生色彩。但唐僧的求索和追寻突破了狭隘的宗教局限，象征着对有斯多葛主义色彩的超然的信仰宝库的无限接近。其作为小说行动元的陌生表现，从角色本身延伸，唤起了读者独特的审美体验。

（二）孙悟空的人物形象

关于孙悟空原型的探讨众说纷纭，但普遍认为其来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鲁曼。作为吴承恩塑造的成功的人物之一，孙悟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他是一个能文能武、才华横溢的英雄。在陪唐僧取经之前，他敢于与天相争；当他跟随唐僧取经时，他与各种妖魔鬼怪搏斗。读者从孙悟空身上可以看到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达了吴承恩对明朝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和对自由平等的深切向往。

孙悟空在西天取经前，勇敢无畏，表现为一个坚决反抗封建统治势力的战士形象。例如，原文关于孙悟空盗桃的情节：“只见那猴王脱了冠服，爬上大树，拣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许多，就在树枝上自在受用……迟三二日，又去设法偷桃，尽他享用。”这实质是孙悟空（或代表作者本人）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财产分配不均的鞭笞愤怨的陌生体现。水帘洞则象征着逆流而上，寄寓作者激烈的反抗意识。

反观西天取经之后的孙悟空形象，反映的社会现实生活比以前更为深刻。在自然灾害面前，他是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强大力量的象征；面对邪恶势力，他从不懦弱、无所畏惧、敢于战斗、善于斗争，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战士；在统治者神佛面前，他没有任何奴性的劣骨，敢于嘲讽和斥责统治者神佛。孙悟空作为一个叛逆的形象，敢于抗争天、地、众神和妖魔，代表了普世群众的理想和抱负。明朝以来，孙悟空对抗邪恶势力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在此历史时期，腐败和黑暗的政治体制导致人民的生活极度痛苦，这一社会惨象深刻地包罗在《西游记》的情节之中，扎根于孙悟空的行动之上。例如，小说第四十四回，车迟国众僧受严刑难以逃脱，向孙悟空揭露了其中惨状：“老爷，走不脱！那仙长奏准君王，把我们画了影身图，四下里长川张挂……且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可想而知当时厂卫特务横行给人们带来的暴力恐惧。又如，小说第七十七回，唐僧受困狮驼城，行者赶往灵山求助如来，却得知妖怪与如来有亲，于是悟空调侃道：“如来，若这般比论，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悟空对佛祖的调侃，象征着作者对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和宗教思想权威的禁锢的轻蔑和鄙夷。

以上种种人物情节都以光怪离奇的假定叙述使得作品更富文本语言层及形象层的审美意义，而这一假定情节正是对现实社会的逼真模仿。作者通过“陌生化”的艺术手法，将作品意蕴层的话语蕴藉曲折、夸张、变形地表现出来，使其对现实社会猛力抨击的精神内核蒙上了阻拒性的外衣，并通过孙悟空这一熟悉又陌生的变形组接角色隐晦地流露出来。由此可见，孙悟空形象的创作对当时人民反对黑暗封建统治的斗争有一定的精神鼓舞作用，是社会和现实意义的阻滞、变形，使作品因“陌生化”更具艺术审美价值。

《西游记》塑造了具有反抗意志和无限智慧的孙悟空形象，是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抱负的具象化。这一理想完全符合读者对太空飞行、运动、探索、发明等超人行为的兴趣和崇拜。孙悟空形象的意义超越了唐僧取经的特定目的，不仅塑造了一个宗教形象，而且塑造了一个奇特的文学典型。

（三）猪八戒的人物形象

鲁迅认为，猪八戒的原型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如干宝《搜神记》“猪臂金铃”的故事。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扮演一个典型的喜剧形象，是取经路上的“开心果”。他不同于唐僧和孙悟空的“高大上”，在天庭做将军时，就因猥亵嫦娥而被降职。但是，他也有独特的亮点：虽然懒惰，但会自我克制；虽然笨，但用智慧说服了孙悟空救唐僧。

猪八戒的形象塑造十分复杂，其人兽结合的外形是典型的“陌生化”体现。吴承恩刻画的猪八戒不像兽，更像一个人。读者可以从猪八戒身上看到人的本能欲望。他的性格更倾向于平民大众。“陌生化”的处理反映了作者对明代主流思想的不满和讽刺，写出了人性对欲望的宽容。

（四）沙僧的形象

沙僧的原型是东汉僧人竺法兰。在《西游记》中，沙僧的存在感没有其他三人那么突出，却是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存在。沙僧是一个勤奋的人，在西行的路上，一直兢兢业业，辛苦搬运行李，照顾白龙马，工作虽琐碎却从不抱怨。读者从沙僧身上不仅可以看到勤奋，更可以看到他内心深处的“奴性”。在天庭，他虽是卷帘大将，但只是御前奴隶，连蟠桃会上的桃子都没有资格吃，“奴性”的思想使他向现实妥协，并未与之抵抗。沙僧虽然并不出众，但在西游过程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他是全队的和事佬和润滑剂，从内部着手解决师徒之间的矛盾。

吴承恩笔下的沙僧反映了封建社会普通百姓固有的“奴性”思想，这种思想深深扎根于国民意识中。沙僧的勤劳朴实并未获得作者的肯定，作者反而以一种极尽扭曲颠倒的思维模式予以同情和叹惜，这与鲁迅的笔法惊人相似。对比民国与彼时明朝的社会图景可知，水深火热的现实麻痹了劳动人民的斗志，折断了底层群众的“尊骨”，统治集团的高压统治如精神鸦片般控制着平民百姓，人民生活于暗无天日的炼狱中。

三、师徒宗教形象的“陌生化”意味

根据“陌生化”理论，可以将师徒四人看成人生旅途的四种态度，这四种态度也可以作为四个组成部分，在人生之路上统一。可见，一个人有时或像唐僧一样耐心，或像孙悟空一样自由，有时像猪八戒一样羸弱平庸，有时又像沙悟净一样忠诚安静。九九八十一难的艰苦之旅，则象征着我们艰难而壮丽的人生之旅。

《西游记》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的扛鼎之作，艺术手法独特巧妙，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明生动，反映社会问题全面细致，蕴含着多种宗教信仰。作者并未将这些宗教意味直截了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诸多细节将宗教加以“陌生化”处理，将其隐匿、暗示、阻滞地表现出来。

首先，对佛教的崇拜体现在衣食住行中，食素斋是取经队伍的基本规矩；其次，体现在“不伤蝼蚁命，飞蛾纱罩灯”，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矛盾基本肇于唐僧对孙悟空滥杀无辜的误解，其对孙悟空的行为大为愤怒，甚至要赶他出走；另外，猪八戒法号的来源也与佛教有关，猪八戒凡心太重，色胆包天，无论是人是妖，只要是美女，他都表现出强烈的欲望，而且好吃懒做，意志散漫，动不动就劝大家解散欲回高老庄，所以观音给他取名为“八戒”，意在戒掉身上的八种罪欲。

相较于佛教思想，道教文化的体现则较为隐晦。《西游记》师徒四人中道教的典型代表无疑是孙悟空，孙悟空出生之时就异于他人，身上充孕着灵气，可以说是集天地间的灵气于一身，而这恰恰就是道教所表达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孙悟空的七十二般变化源自道教“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北斗丛星观念，正好与七十二地煞星相呼应，象征着降妖除魔的本领。同时，猪八戒身上也蕴含着道教文化，天蓬元帅本是道教中的北极四圣之首，受灵宝天尊点化而位列仙班，掌管着天庭八万水军，而八戒之后的遭贬与此前的风光形成截然对比，或许意在揭示宗教文化的弊端与局限性。

无论哪种宗教信仰，都“陌生化”地暗含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观察与针砭。作者借宗教之口来象征现实中三教合流的现状。

四、结语

《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深入研究《西游记》，并从中汲取养分。作品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信仰，使《西游记》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