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起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1917年胡适、陈独秀发表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主张，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引起热烈的反响。这场革命的成功，使得数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完成了现代转型。这转型的成功，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诞生，就是它的起点。

但是现在却有一个新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起于甲午年(1894)的前夕，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且把这种观点叫作“甲午论”。

把现代文学起点向前推移大概有几个原因。一是过去编写的现代文学史都以“五四”为开端，忽视了“五四”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要求文学变革，包括提倡白话文等的主张和作品。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一些老作家，如茅盾，早就提出应该重视“五四”前夜的这些文学现象，已经引起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们的关注。而在上世纪末，“20世纪文学”概念风行一时。时值世纪末，正好是回顾、总结这一百年文学的时候，所以成了热门的话题。美国、日本都有人写了回顾他们的百年文学的著作，也已经翻译过来了。我们那时出版了多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些著作当然不再以“五四”为开端，而以1900年为起点，正好是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提出“新民”说，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时候，可以跟“五四”文学革命连接起来。这样，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里，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界线便模糊了，“五四”为现代文学开端的历史也模糊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国外一些学者的影响。美国学者王德威，在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对晚清小说作了新的评价，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这部书的导论，题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他可能受夏志清的《感时忧国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使命感》的影响，认为“五四”新文学还不及晚清小说的丰富。并说：“我主张晚清小说并不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它其实是‘现代’之前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如果不是眼高于顶的‘现代’中国作家一口斥之为‘前现代’(pre-modern)或‘近代’，它可能早已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带来一个极不相同的画面。”(这里我插几句话：历史可以影响后人，后人不能影响历史。作为后人的现代作家可以评价前人，但不能“一口斥之”便决定前人的发展和成败)因此，他提出：“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①王著认为太平天国之后出现的小说已经谱出各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可能方式，但却被否定了。王德威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后引起反响，有反对的也有赞同的。

在上述这些背景下，此后就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推到甲午前。“甲午论”的立论有三个根据。一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在1887年定稿，书中提出“语言与文字合”，表达了“言文合一”的思想②。二是清末驻法武官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发表了用法文写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这是根据唐传奇蒋防的《霍小玉传》改编的，在原著基础上，加强了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黄衫客传奇》被视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三是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开始在上海《申报》附刊《海上奇书》上连载。这是一部狭邪小说(描写妓女或伶人)，不同的是它写了晚清时期上海的妓女。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大商埠。随着经济的发达娼妓业也兴盛起来。文学上描写妓院生活的小说中，《海上花列传》是写得最好的。之前就有人认为它是第一部现代小说，因为它描写了现代都市的生活。因为人物对话用的是吴语，别的地方的人看不懂，喜欢它的张爱玲于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曾把它译为普通话，分成《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两部，还译成了英语③。黄遵宪的“言文合一”思想、陈季同的一篇法文小说、韩邦庆的一部狭邪小说，能构成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起点吗？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中国社会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这样的“大变局”也发生在文学领域，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开始转型为现代文学，即“从传统跨入现代”。那么，这个从传统跨入现代的转折点在哪里呢？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循着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路线，这个规律大概还没有过时吧。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线在哪里。“甲午论”提供的证据，显然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大转折的过程，总是呈现出新与旧交杂的状态，旧中有新，新旧混杂。但并不是有了新的因素，例如有的作品中有了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就可以算是有了现代文学，更不可认为这就可以说是完成了转型(“现代性”这个概念已被广泛使用，但是对其内涵的解释至今还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用一个概念来界定某种文学的性质，还不如直述自己所理解的其为现代文学的特性)。

首先，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须出现标志性的事件或作品。而这种标志性的事件或作品，必须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甲午论”的三个论据，还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主张“言文合一”，是因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④，使用口语写作还是为了让更多的百姓能“通文”，目的在便于启蒙。他在《杂感(二)》一诗中提出“我手写吾口”⑤，可以理解为涉及到了可以用口语进行文学创作，但他自己所写的诗，仍然用文言文。而且到了晚年自编《人境庐诗草》时，还把一些比较通俗的诗剔除掉了。黄遵宪有变革文学的思想，但作为诗人，还没有迈步跨入白话新诗的门槛，正如他的自述，“不克自践其言”，没能“别创诗界”⑥，还未能成为现代作家。他的诗作还不能代表一个新诗时代的来临。

陈季同的法文小说增添了一个原著没有的情节，写男主人公李益在母亲逼迫之下与卢小姐成亲，批判封建门第观念对子女婚姻自由的摧残，显示了作者具有反封建的思想。这里不谈改编的得失，要注意的是，陈季同用法文写作唐传奇的故事，主要目的还在于实践自己的“世界的文学”的理想，即不仅要将外国的作品“译进来”，而且也要把中国的重要作品“全译出去”。所以尽管有这样的能力，但他并没有自己来写小说，而是翻译改编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我赞同在中国文学史中把陈季同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贡献写上一笔，但是用一部法文的作品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标志，那就显得过于牵强了。

至于韩邦庆的狭邪小说也难以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并不是写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就是现代文学，关键还在于作品体现了什么思想，它所达到的思想水平。这里先说说现代都市的卖身妓女，认为自己是在“做生意”，这能否说明他们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意识？简单地说，市场经济是指社会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或是市场主导经济。这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经济模式，这跟会做生意并不是一回事。至于《海上花列传》中嫖客的老婆打到妓院讨要丈夫，与妓女对骂，妓女讥刺说：你丈夫要到你府上去找，我们开妓院是“做生意”，来的都是客。书中这一段对骂是因丈夫出轨引起女人之间争吵时常见的。只是那个妓女接着还威胁要叫人强奸来闹事的嫖客的老婆，那简直是流氓了，哪有什么现代意识！如果要说“做生意”，中国早在商朝商品交易就很发达，所以周朝灭商之后就把做生意的人叫作“商人”，以后就有“商品”“商店”“商场”等名词。但那时是自然经济社会，商品交易不过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离市场经济还远着哩。

辨别古代与现代，在思想上可以划出一道线，这道线就是对人的看法。在中国古代，人和其他种类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有等级秩序的，这就是“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妻是主从关系，后者要绝对服从前者。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宇宙根本法则。从古代转入现代，对人的观念就要从“三纲五常”转为“人人生而平等”。无论韩邦庆描写的上海妓院生活，或是他笔下的人物，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思想水平。

1915年《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创刊，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了“人权”和“科学”两面旗帜(后来改为“民主”“科学”)，就因为当时的国人还没有或少有人权的观念。正如当时周作人说的，在中国还要“辟人荒”，因此，在文学上就提倡“人的文学”⑦。当时胡适也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看作文学革命的思想纲领。正是在“人的文学”的纲领下产生了现代文学最早的一批作品，或批评人的不觉悟，或赞美人的力量，共同开辟了一个“人的文学”的时代。标志这个文学时代到来的作品，当然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过去我们对《狂人日记》的思想意义分析得比较多，我更看重鲁迅塑造的狂人的艺术形象。这时鲁迅还受尼采的影响，狂人实际上是鲁迅塑造的一个“超人”形象，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以能从历史书中看出“仁义道德”是吃人的，而且自己也处于这样的家族体系中，也可能参与吃人了。为什么不直接叫“超人日记”呢？因为鲁迅清醒地认识到，有这样思想觉悟的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不能被容忍的，在群众的眼里只是一个怪物，一个疯子。他在社会上是非常孤立的，他的遭遇必然是个悲剧。被视为“狂人”，正是“超人”在当时中国的命运写照。这样的艺术形象，一个超越了当时一般群众的觉悟水平，坚决、彻底地批判封建礼教的觉醒者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未曾有过。所以，《狂人日记》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它才够得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还可以举出郭沫若的《女神》，也属于这种标志性的作品。《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用浪漫主义的方法，热情地歌颂人的力量。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人的觉醒”的时代特征，才能成为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标志。

标志性的作品诞生之后，能否随之开辟一个新的文学时期，还要考察它的影响力，考察它的后续作用，看看在它的推动下是否出现了新的文学局面。在新旧混杂中，当量变达到质变时，在量上也应该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在新旧对比中，量已经占有优势，而不能还是孤立的。在这一方面，“甲午论”的三个论据都不能说已经达到了。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虽然完稿于甲午之前，但面世较晚，是过了八年之后，在1895年甲午惨败引起朝野剧烈的震荡，追问中国为何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时，这部介绍日本的书才由那时偏处广州的一家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此后才得以风行。所以黄遵宪的“言文合一”思想的影响是在甲午之后。只有书出版了，有了广大读者，才能发挥影响，其影响不可能是在定稿之时。陈季同的小说因为用法文写的，又在国外出版，对中国文学，在当时可以说没有影响，对现代文学的发生没有起作用。直到一百多年后的2010年，才由李华川译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像“出土文物”似的被挖掘出来。既然在本国没有影响，怎么能成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呢？再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比之前之后的狭邪小说都要好，但也未见它对现代文学诞生有什么影响。我认为这一类小说属于“市民文学”(现在很多研究家把这一类主要用章回体写作的小说称为“通俗文学”，这似乎不能准确概括这类小说的特性)。从封建社会转为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市民本来是起重要作用的，只是由于中国当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畸形繁荣的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发展很不健全，相应地，市民文学也有明显的思想局限性。开辟中国现代文学的使命便由创建“启蒙文学”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担当。在他们眼里，这种狭邪小说可能被列入“非人的文学”。在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这种“市民文学”与“启蒙文学”相互隔离，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是很有意思的课题，还待研究。

以上说的是成为一个文学时代起点的主观条件，但还要有客观的条件，否则还是不能成功开创新的时代。在甲午之前，中国不可能诞生现代文学，就因为还不具备应有的条件。陈季同的思想可以说是十分超前的，正因此，他也是非常孤独的。即使到了辛亥革命时期，1908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提出“非物质”，“重个人”，“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等⑧，所表达的思想在当时已是非常先进的了，是真正的现代意识，也竟然没有反应。鲁迅后来把它们收入《坟》中，否则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就会被湮没了。直到跨入20世纪，清王朝摇摇欲坠，急忙实行新政，接着辛亥革命爆发，皇帝老子也可以打倒，人们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可紧接着又来了两次复辟。在这一连串形势刺激之下，才逼出了来势汹涌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文学变革的有力的“思想后盾”，文学革命的时代条件才趋向成熟。并且，因为1905年废除了科举，新式学堂的开办，为新文学准备了接受者。特别是大批留学生的外派，对文学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黄遵宪、陈季同都是外交官，他们驻在先发现代化国家，亲睹时代的进步，这样的经历对他们形成新的思想观念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外交官毕竟是少数人，而且封建王朝的官吏思想开明的更少(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迟迟不能出版，得不到顶头上司李鸿章的认可就是重要原因)。而留学生人数多，也年轻，很方便融入西方社会生活，更易于接受新思想(可以参看胡适的留美日记)。后来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便差不多都是留学生。他们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现代文学的开创者。

“甲午论”把现代文学起点从“五四”向前推了约30年，在方法上的问题是过于看重“个别事例”，利用“个别事例”，而没有把个别史实置于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中，考察、判断它的作用，确定它在历史总体过程中的位置。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许多事件环环相扣，构成历史的链条。黄遵宪的主张、韩邦庆的小说在中国文学从古典转入现代的历史链条中自是不可缺的一环，自有其位置。看不到他们的贡献，不承认历史的连续性是不对的。但是历史的发展还有阶段性，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质变，形成阶段性。看不到这种历史的阶段性，或者看错了，也是不对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命题有其合理性，正如说“没有父母，何来子女？”但是子女一旦诞生，必然与母体“断裂”——切断脐带。而且按照历史的常规，子女总要超越父母，更上一台阶。所以，我们还可以说“有了五四，超越晚清”！

中国现代文学起于“五四”，此说真是太过古旧了，足可写入“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了。而将起点向前推的“甲午论”，是向“五四”说的挑战，倒是一种创新。出于求新的心理，我很希望新说能战胜旧说；为此，新说也要接受历史的、理论的检验。现在它的论据还太显薄弱，也欠缺理论上的说明。希望它能更臻完美，以推动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创新。至于怎样评价晚清小说，不在本文论题之内，就不详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