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研究电影《天堂的孩子》和《何以为家》中的作者表达

《天堂的孩子》由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执导。剧情主线围绕一双被弄丢的“小鞋子”展开，以儿童的视角向观影者呈现了伊朗底层家庭和伊朗民族的生活状态，是伊朗民族电影的代表作之一。《何以为家》由黎巴嫩导演娜丁·拉巴基执导。影片以小男主人公赞恩在法庭上控诉自己的父母为开头，用纪录片式的叙述方式向观众展示了叙利亚阿拉伯难民以及黎巴嫩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

两部作品在题材与主题方面具有相似性的同时，由于导演的国籍、创作经历、拍摄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作者在作品中传达了不同的民族情感和家庭价值观。

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电影的一切艺术或技术手段都是意识形态的策略符码；它们总是表面自然，实则强制性地使观影主体接受意识形态效果但又感觉不到其作用，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使观影主体与影像世界的二元想象关系的裂隙得以缝合。”①

《天堂的孩子》从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贫苦伊朗家庭出发，用镜头层次性的语言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浓郁本土风情的伊朗世界。

因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独特的地位以及伊朗民族曲折的发展历史,使得伊朗国家上下形成了强烈的集体意识。电影中阿里的妹妹在奔跑过程中不慎将鞋子掉入水中不知所措时，商店老板和环卫工人及时施以援手；生活非常清苦的阿里一家在得知邻居太太生病时，主动送汤投以关心。种种场景无不体现着伊朗人彼此间的团结和友爱。

伊朗人民重视儿童教育，懂得良好的习惯和优秀的品德要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学校开集体大会时老师强调要诚信、认真备考，要求学生日常要勤剪指甲，讲卫生。镜头下，无论是身在何处、何种身份的伊朗男女均体面整洁，哪怕是人来人往的大街小巷都干净的仿佛一尘不染，生活的贫苦并没有磨灭伊朗人民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可见伊朗人民懂得言传身教，并且有能力让这些优秀品质在民众中持续的传承。

伊斯兰教宗教氛围影响下的伊朗人民对信仰虔诚，对生活乐观。哪怕自己家中缺少“糖”这种生活必需品，小阿里的父亲也并未从为清真寺礼拜日准备的糖块中窃取半分；哪怕自己的家境并不富裕，小亚宝在拾得萨哈钢笔后，第一反应也是物归原主。影片的最后以小金鱼亲吻阿里的脚结尾。由于金鱼在伊朗民族文化中象征生命力和生活，所以导演在留给观众更大遐想空间的同时，也传递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何以为家》镜头下的赞恩一家，是叙利亚阿拉伯难民的代表。“对于因战乱而背井离乡的难民而言,他们被迫骤然从自己熟悉的土地抽离,被强行割裂与家园的纽带,其间的痛苦自然不言而喻。”②如果用几个核心词汇来概括以赞恩为中心的阿拉伯难民群体状态，则是：脏乱、暴力、失序。

底层阿拉伯难民的生活环境脏乱不堪。镜头下的黎巴嫩贫民区建筑上雨旁风，街道垃圾遍地，家中乌烟瘴气。特别是小赞恩的家里，茶几上摆放着没吃完的食物和杂物；内衣、外套随意地塞在抽屉里；几个孩子横七竖八的挤睡在一张床上。在这种脏乱且压抑的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其身心均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成人、儿童群体失序。影片开头，年龄不等的孩子们聚在一起抽烟、打架，玩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娱乐活动。本该上学的年纪，小赞恩并没有入学接受正规教育，他甚至不懂道德和法律的边界：为了生存，他到处打工，甚至去药店骗取曲马多以制作和售卖成瘾性饮料；为了给妹妹掩盖初潮的事实，去商店偷取卫生巾；为了照顾小黑人约纳斯，抢夺他人的奶粉。在贫民区生活的大家，生活是无序且没有规则的。最讽刺的是，相对于这种无序混乱的状态，对这群底层人民而言，监狱里的生活反而能给他们带来有序感。在监狱里，人们可以按时吃饭、礼拜，可以听广播，看电视，甚至还能偶尔获得来自社会人士的人道主义关怀。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家本是可以提供庇护的地方，可是在拉巴基镜头下，这群流浪在外的边缘人们，其基本生活都很难得到保证，更何谈权益的享有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何以为家，究竟何处才是他们的家？

家庭价值观念的映射

在伊斯兰社会中，大多数家庭是典型的以丈夫为核心的父权制家庭，男性在家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为此，男性角色对一个家庭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对家庭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形成也至关重要。

《天堂的孩子》中，父亲在房东催租时说：“我会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当。”细观影片中的他：每日辛勤劳作，想尽办法为家里谋求额外的生财之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庭添置新的必需品。在感赞安拉给予自己家庭一切的同时又积极通过自己的双手同贫穷斗争。尽管影片中偶尔出现他责骂阿里的情况，也只是希望作为家中长子的阿里多帮家庭分担家务以减轻母亲的操劳。父亲的整体形象是正面、积极的。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阿里和妹妹懂得关爱他人，善于换位思考且热爱生活，整个家庭氛围和睦温馨。

反观《何以为家》中的父亲一角，因其没有正当身份且没有一技之长，每次出现都是易怒、暴力、悲观、游手好闲的形象。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他没有起到榜样性作用，亲情在这个大家庭中是缺位的，家庭内部人心涣散，离心离德。父亲一直以来不正当的打骂、贬低式教育助长了赞恩内心中暴力、仇恨等负面情绪，这甚至导致他在得知妹妹死讯后，冲动用尖刀刺中妹夫而入狱的悲剧。与此同时，在长期负面情绪影响下的赞恩觉得“生活简直就像一堆狗屎，比我脚上的鞋子还要脏，命运为什么要折磨我，真主他让我们像地毯一样被人踩在脚下。”显然这个家庭的孩子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但是无论周遭环境如何，我们都应对生活充满希望。因此，作为难民身份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赞恩对生活的价值观与父辈不同，他有担当，不接受宿命论的观点，他敢于同命运抗争，积极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

作者表达不同的原因剖析

纵观伊朗历史，虽然经历朝代更替和硝烟战乱，但“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和巴列维王朝，伊朗都曾经发展成为中东甚至世界大国，这给伊朗人带来强烈的可以再次成为大国的信心，并催生了伊朗的区域大国心态。”③哪怕是推翻巴列维王朝革命之后，伊朗新政府发起整顿文艺界行动，创作者们仍可从容不迫地继续用镜头从平凡的生活中看待世界。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得伊朗人民拥有保持骄傲和自信的民族根基。马基迪善于借儿童发声，通过儿童的视角向世界展示伊朗，“让人知道伊朗,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知道他们的苦难, 知道他们的民众面对苦难时的态度。”④

而黎巴嫩导演拉巴基的青少年时期在战火中度过，居无定所的生活让她对生活和现实有独特的认识。 她关注现实和苦难，拍摄“《迦百农》始于一种责任感，源于想要成为这些孩子的声音。在黎巴嫩，我们每天都看到儿童遭受苦难。他们在街上卖口香糖、鲜花，或者扛着沉重的东西，比如油箱。有时候，他们只是躺在那里。我想：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就是这一罪行的同谋——我们允许这一罪行发生。”⑤所以，作为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导演，她用镜头语言描绘真实，无保留的向观众呈现生活的好与坏，用热点问题在大众间引发话题和争议，让人们去思考，试图用镜头改变世界。

《天堂的孩子》中，无论是何种身份的伊朗人都在向更好的生活努力，且付出就会有收获。而《何以为家》中，虽然大篇幅渲染下的阿拉伯难民生活无序且混乱，但导演还是尽其所能的在影片最后向大众呈现了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通过自我救赎，敢于和命运抗争的赞恩获得了移民资格，拐卖儿童的阿斯普罗被捕，对和错仿佛又回到了它该有的轨道。正如《何以为家》影片最后的旁白：“愿每一个勇敢的小孩，都能被全世界温柔以待。”愿每一个拼命同生活抗争且心存希望的人，无论贫富，无论身处何处，都可以得到世界回赠给你的温柔。（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