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性题材影片的突破：超越同性语境 ——以电影《谁先爱上他的》为例

电影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式的表达与呈现，台湾同志题材电影的出现也是台湾同志追求平权运动的影像化映射。自1986年台湾导演虞戡平拍摄的《孽子》开始，同志题材逐渐出现。该题材影片与台湾青春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台湾爱情文艺片在表达特殊情感经验的基础上的一种演变。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确立了一种重要的叙事主题——个人或是自我主体的成长经验，创作者去探索自我个体的社会特征，这种社会特征受社会，文化，媒体的影响很大，有一定的探索价值。并且在当时政治的局势之下，台湾民众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便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同志题材影片也将民众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的困惑和怀疑、焦虑埋藏在故事背后。台湾同志题材影片与青春片并驾齐驱，成为台湾电影走出低估的先锋力量。

随着台湾同志电影的逐渐发展，无论是影片题材上或是影片的主题内涵的表达中都使观众感受到视角及心理接受上的疲软和乏味状态，同志题材影片的创作动力明显不足。台湾电影创作者亟待改变这样的创作状态，为该题材影片开拓新的创作空间。电影《谁先爱上他的》是台湾导演徐誉庭创作的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影片关照同性恋群体，以一个同妻家庭中人们所经历的情感的挣扎、撕裂的背叛、灵魂的宽恕为缩影，去探讨伦理与道德，同性与异性，真爱与家庭的关系，去展现在华人社会中同志文化与东方传统思想的碰撞。影片以刘三莲和宋正远的二子宋呈希的视角展开叙述，新颖的叙述视角让故事及情感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电影通过精湛的蒙太奇的使用和宋呈希的独白，讲述了：同妻刘三莲得知自己丈夫宋正远是同性恋，并且宋正远死后保险受益人是高裕杰后的崩溃抽离；宋正远和高裕杰之间的真挚的同性真爱；宋呈希在迷惘和叛逆之下寻找父亲背叛家庭的真相。影片不再走老套的“以爱之名”的温情路线，而是由一场保险金所引发的闹剧为开端带我们走进故事，走进他们的生活。影片更注重诠释同性恋情感状态对家庭的影响，在主题的表达上已经超越了同性的语境，寻爱和释恨，探讨人性的善良和救赎。

一、儿童视角下的语境突破

电影从宋呈希的独白出发，穿插充满孩子情绪的涂鸦，导演这种新颖的尝试，将影片营造出一种轻喜剧的氛围，不仅可以完成对社会同志议题探讨的任务，而且试着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放下对同志文化固有的偏见与批判，用理解与宽恕给每个人的灵魂找一个出口。故事从宋正远去世的第95天开始，刘三莲带着宋呈希来到高裕杰的家讨要宋正远的保险金，这是电影的主线，故事以此为时间节点，切碎故事的顺序，用插叙让大量碎片化的片段构成完整的情感故事。宋呈希来到高裕杰的家，在和高裕杰的相处之中，宋呈希感受到高裕杰放荡不羁的背后的温情，亲眼看到为了给父亲治病还不上高利贷而被打，在父亲去世的第100天高裕杰努力完成他和宋正远的话剧梦想。宋正远和高裕杰亲密的画面，总是充满他糟乱的涂鸦，他也有他心中的挣扎与困惑，导演用这种方式来反思，同性者形婚行为对孩子所造成的伤害。

二、被形婚的释恨与救赎

泼辣毒舌又视财如命，敏感脆弱又卑微隐忍。导演向观众呈现刘三莲这个人物时，巧妙而又高明。作为没有得到过同性恋丈夫的真爱并且被丈夫抛弃的同妻，明明她才是最值得怜悯的受害者，然而影片却费了很大的力气去“误导”观众，通过展现刘三莲的种种负面行为去贬低她的形象，从而怜悯高裕杰，使同性之间的感情更容易被人接受和理解。客观地看，刘三莲其实是一个极具传统东方特点的女性，她努力承担着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后，依旧想要极力挽救这个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愿意委曲求全。表面贪财为了保险金的庸俗妇人终于在心理医生面前，心理防线崩塌了，其实她最在意的，是她深爱过的男人竟然从来没有爱过她。导演对刘三莲有个细节的处理，她三次经过神灵庙前，第一次她生气的直跺脚，第二次她虔诚的跪拜，希望还有一丝转机，第三次，在现实的打击之下她哭着控诉命运的不公，她问菩萨她到底是什么命，一个好人怎么要承受这样的“不公”。导演用特写镜头正面拍摄她崩溃的神情，刘三莲努力扮演着坚强，却在一瞬间精神垮塌。电影像是打太极一样迂回的去阐述现实问题：异性恋不理解同性恋，同性恋在社会的舆论压力之下不敢表露自己的情感，所以在家庭的压力之下选择形婚、骗婚，然而无爱的家庭必然对异性恋者进行伤害和反噬，最终造成悲剧。对与错之间，伤害与被伤害之间，值得我们去理解和思考。电影把爱情、家庭、伦理、金钱放在一起，使这些表象的东西纠缠撕扯，让发自人心底的善意和良知，去触动我们。

三、同志题材的坚守关照

高裕杰和宋正远的同性爱情是整部电影的核心情感。两个人的爱情的叙述是由阿杰的回忆完成的，不得不说，每一次插叙时的时空转换，导演都设计的极为巧妙，合理的调度安排使阿杰在回忆与现实之间徘徊。两个男人的情感展现多是在阿杰家那个密闭的空间完成的，凌乱的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还有着宋正远的痕迹，阿杰还保留着宋正远生前看过的书，穿过的衣服，会在突然睡醒时发疯一样跑去买宋正远最爱吃的小笼包并送到他曾住过的病床前，才猛然清醒，意识到最爱的人已经不在了。这些细节足以见证阿杰将宋正远爱到自己的血肉里骨子里。他的心连带着他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在他永远的失去宋正远之后撕心裂肺般的痛着。而宋正远也因为对阿杰的爱，在他生命为数不多的日子里，抛弃家庭，和他最爱的人在一起。导演在表现他们爱情的很多细节上处理的极为睿智。阿杰在宋正远死后的第一百天拼尽全力完成宋正远的话剧梦想，也是一个最温柔的爱情隐喻。同性恋作为电影的一个敏感母题，并不是导演用来卖座的噱头，而是导演想通过这样一个纠结、讽刺、而又尖锐的故事，将那颗被社会舆论和传统思想按压着的头颅抬起来，去理解和尊重每一分真实的感情。

首观影片，电影画面除了极具台湾风格之外，对于色彩的应用不禁让我想起了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两部电影题材相似，色彩风格如出一辙，也许导演正是利用这种方式向王家卫导演致敬。对于宋正远，导演一直没有过多的正面拍摄，毕竟他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然而导演不想把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集中在个体身上，导演想表现的是一个群像，是形婚造成伤害的社会问题，所以对宋正远的模糊化处理也是影片的最好安排。

原谅与宽恕，才是电影真正想表达的。影片的末尾，当话剧结束时，最怕儿子是同性恋的高裕杰的年迈母亲捧着一束鲜花走进来，她接受了自己的儿子是个同性恋的事实；刘三莲看到拼命在舞台上演出的阿杰，联想阿杰为宋正远所做的种种，也在一瞬间明白理解了这份感情，并且和儿子宋呈希达成和解。导演刻意削弱了父权，通过柔软的母性传达谅解与宽容。导演一改以往同性电影的阴郁风格，开拓一种超越同性语境的表达方式，借笑中带泪的轻喜剧的形式，用一种委婉平和的方式完成了伦理与道德，同性与异性，真爱与家庭的议题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