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自我想象下的爱与革命 ——电影《罗马》的文本分析及意识形态批评

阿方索·卡隆，这位来自于墨西哥的好莱坞导演秉持着爱与革命的童年记忆，力图在电影《罗马》中用影像来描述1968-1971年墨西哥革命对自己生命的刻画与改写。这种讲述目前来看是大获成功的，诸多国际奖项接踵而至，众多媒体也是好评不断。但是，亲历过那段墨西哥革命的革命者们，大概要感到失望和有失公允。无论如何，导演作为中产阶级大家庭的一份子，始终站在革命的外部远远的加以俯瞰与遥望，试图以爱来消解革命，从而达成一种不可能的和解。

一、性别解构与告别革命

哪怕是一部回忆童年往事的作品，我们也不应仅仅只关注文本讲述了什么，更应该关注文本是如何被讲述的。导演绝不仅仅只满足于怀念童年，抑或是站在儿童的视角上加以讲述，事实上恰恰相反，片中的诸多儿童形象只是作为陈述对象出现，未曾有力的参与到故事的核心架构中去。从文本的形式上而言，《罗马》是一个中产阶级臆想出的女性乌托邦，同时用性别的对立解构了阶级对立。由一坨狗屎而引起的丈夫、妻子再到佣人的迁怒链条，牵涉出一组显而易见的阶级对立关系，一面是以雇主索菲亚和其丈夫所代表的白人中产精英，另一面是以佣人克里奥和其男友所代表的土著底层人群。然而，这并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重点，不难发现，片中的男性往往暴力、懦弱、背信、专断，以索菲亚的丈夫和费尔明为代表，而以索菲亚和克里奥为代表的女性身上则具有了忠诚与爱、勇敢、包容等诸多美好的品质，最终两位女性共同承担起养育子女的责任。在导演的处理下，这种性别对立关系塑造得比阶级对立关系更具说服力，而恰恰是这种处理遮蔽了墨西哥社会大量问题的根源，成为了本片重要的“结构性空白”。

在对电影文本进行批评性读解时，关键在于区分影片“明说了什么”和“未明说什么”，我们通过探询二者之间的关系找到意识形态的痕迹——革命者始终处于缺席的位置，这种刻意“留白”造就了《罗马》在意识形态上关键的症候点。在片中直接展现革命的五分钟里，更是充斥着对革命的粗浅庸俗的想象：枪支、标语、游行人群。从来没有针对革命者的正面肖像刻画，缺乏具体的容貌，革命者成为了失语者。一群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去往何处的人群，走在大街上向前行进，突然又向后狂奔，接踵而至的便是杀戮与逃亡，革命者的形象在此遭受到巧妙的玷污。“这成了反叛者的肖像或曰漫画像，而不曾提供任何稍有差异的形象。”①街边那位抱着死去男人哭泣的女性替导演道出了心声：“为什么？”这也是作者内心观点的集中抒发。饶有趣味的是，中产阶级与革命者之间始终隔着一道玻璃窗——汽车玻璃，或是建筑玻璃。通过镜头摇移至家具店玻璃窗外的大街上，群体的骚乱不加掩饰地全景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也是中产阶级所需的心理空间位置，利用玻璃窗对“破坏者”划出一道“安全有效”的隔离带。通过对革命者的漫画式道德谴责和暴力抹除，隐晦地传达出了：革命残酷但无用，让我们用别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吧。

二、和解达成与秩序回归

电影文本并非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它同时参与到这种社会情境的建构中去，并在建构的同时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全片最让人感动和催人泪下的一幕是从海浪里救下了雇主孩子的克里奥和雇主一家人相拥而泣，克里奥在得到安慰后，失去孩子的心结也得以解开，从而完成了自我内心的救赎。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不可能达成的“和解”，结构性的矛盾从未真正得到过解决。雇主索菲亚和佣人克里奥，她们之间的地位差异不会因为一次海滩营救或是家庭聚餐就得以抹平，之前由狗屎引发的迁怒链条依旧存在，两类人群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心事从根本上也无法互相分担，将二者被抛弃的事实画上等号是不合理的。面对丈夫的抛弃，索菲亚一边安抚孩子们受伤的心灵，一边冷静理智地处理离婚的后续事宜。而对于克里奥而言，她从怀孕开始就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这种焦虑的根由是不言自明的。至此，两人的深情相拥，便成为墨西哥社会意味深长的“历史”与文化表述，高贵的白人精英阶层接纳并包容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土著人民，超越历史的冲突与分裂，治愈过往历史留下的创伤，使之重新焕发生机。在不可能达成的“和解”之上，极大彰显了家庭与亲情为主的传统价值观，抚慰了中产阶级破碎的心灵，象征性地解决了外部的精神焦虑。

此外，影片在处理革命与历史的态度上是暧昧不清的。克里奥的怀孕，寓示了一场墨西哥本土革命的孕育。而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面临白人精英阶级的镇压、瓦解与扼杀。借由克里奥的视角，影片出现多处反复暗示：1.地震中的医院，剥落的建筑石块砸中摇摇欲坠的婴儿保温箱；2.地震后田野上的十字架，预示死亡与终结；3.圣诞夜中地下室的庆祝派对，克里奥手中的杯子被意外摔碎，杯子在玛雅文明中象征着子宫；4.大火后的烧焦的土壤及对幸存者——蜥蜴的抓捕；5.克里奥被前男友费尔明拿枪指头，受到惊吓后导致羊水破裂；6.克里奥被搀扶着离开家具店，街道边女学生怀抱着被杀同学呐喊痛哭；7.克里奥在医院接生时，怀抱着胎死腹中的婴儿，此处与第6个镜头形成呼应。“革命”本身所带有的反叛、打碎一切不公正的秩序、重新创造新世界的意味，在这里成为一种巩固现有社会的伦理秩序的文化资源，这或许是人们在消费历史与革命时，做出的又一次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改写和重构。

三、革命历史与当代现实

“如果有人想要寻找这种对当代墨西哥政治漠不关心的类似表达，那么追溯的路径将毫无疑问地带领我们回到1968年10月，那时墨西哥的大多数人对政治都不再天真了”②然而，距离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墨西哥却一直笼罩在毒品、贪腐和犯罪的阴影之下。对于一个具体的电影文本而言，应该被放到历史的社会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既把它看作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要考察他与特殊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导演阿方索·卡隆在接受《视与听》杂志的专访时曾提到，他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墨西哥政府和现今政府实质都是一样的，《罗马》里所探讨的种族和阶级的问题实际上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变得更加严重。此外，他还进一步谈到如今政府对于自身改变的承诺让其充满信心，“你可以在有些国家做出一些改变，但是政治暴乱也会随之而来。发达国家会做出改变，而其他国家往往会收到坏的结果。”③

随着奥斯卡奖项提名揭晓的当日，《罗马》的出品方Netflix正式宣布加入美国电影协会(MPAA)，成为继好莱坞“六大”制片商之外的第七位成员。其后，凭借这部作品的大获全胜巩固了自身作为流媒体巨头在好莱坞电影业的巨大影响力。诚然，对于主流商业电影而言，成功与否唯一的衡量标准即是票房，但《罗马》这部以黑白影像书写、贯穿个人童年记忆的极具风格化的艺术影片，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大奖的认可，则更多是聚焦于该影片与美国主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影片中关于爱与革命的隐喻，内在地契合着中产阶级的自我想象及精神上的焦虑，契合着当下右翼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在本片最后，更是通过女主角克里奥之口道出“我本来就不想生下她”的事实真相，死婴象征着革命的流产，这一直截了当的表述并未因为神话所讲述的年代而削弱其现实针对性，反而为中产阶级破碎的心灵象征性地注入一针安慰剂，同时也成为主流保守主义维护现有秩序的一种人性化诠释。

四、结语

生产影片的年代，对这部影片的讲述方式和它的价值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导演阿方索·卡隆在影片《罗马》中对墨西哥革命的重新书写，深层次地暗合着当下中产阶级的自我想象以及右翼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以男女间性别对立解构阶级抗争，以告别革命的影像演绎换取不可能达成的和解，从而想象性地消除了中产阶级根深蒂固的精神焦虑，持续地呼唤家庭、亲情等传统价值的回归，以求反复巩固现有的社会秩序，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意识形态腹语术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