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何以为家》的审美特征

电影《何以为家》是由黎巴嫩导演娜丁˙拉巴基创作的一部边缘底层视角类影片。导演借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采用现实与回忆相互交织的叙事方式，记录了主人公赞恩“反抗－出走－回归－再次反抗”的心路历程。道出了边缘世界中孩童的异化问题，传达了“孩子就应该是孩子本身，不应该当成‘成为大人’的预备期”的观点。表达了为基本权利难以保障的孩童们的呐喊之情。

一、动人的真实——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融合

狭义的生活真实指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和事，是没有经过加工提炼，没有经过人脑主观意识过滤的生活，也就是常说的“原生态”。艺术真实是指艺术家从生活真实中提炼、概括、加工和创造出来的，是通过艺术形象集中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本质社会生活的真实样貌。导演拉巴基很好地把握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精准发挥了生活真实的“基础作用”和艺术真实的“升华作用”，在最大限度还原事件原貌的基础上，凭借一定的艺术引导，使影片产生直击心灵的震撼。

（一）场景真实

场景即环境。导演安东尼奥说过：“没有环境便没有人物。”环境即空间，是电影造型的重要手段，用于服务角色表演空间场所，陪衬人物思想感情，奠定现实主题基调。本片遵循“还我普通人”的纪实美学原则，秉持“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的”美学追求，力求用最真实的场景辅助对混乱、失序的传达。

影片中所有场景均采用实地拍摄，无一处使用人工搭建。脏乱的贫民窟、废旧的家具、凌乱的涂鸦……还原了黎巴嫩底层难民的真实生活。光线也全部选用自然光，无一处人工光辅助。在拍摄方式上，绝大部分采用手持拍摄。尽管混乱的秩序、杂乱的色彩、晃动的镜头会产生视觉不适感，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光线、真实的镜头塑造了影片令人窒息的真实，让人不忍再看第二遍。

（二）情节真实

与戏剧冲突中人为制造矛盾形成对比，本片中的情节绝大多数都是演员们的真实经历，在此基础上，导演没有做任何的虚构和再创作。这与“电影眼睛派”代表人物吉加˙维尔托夫的观点不谋而合——电影工作者应手持摄像机“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不应人为扮演。

为了保证情节的真实，导演做了大量工作。曾花三年时间对贫民窟、监狱、拘留所、法庭等影片中涉及的场所进行走访调查，花费大量时间与难民进行交谈，广泛了解他们的移民经历、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并以此反观现实社会体质特征。在选取演员时，着重选取个人经历与影片主题高度吻合的群体。片中饰演赞恩的小男孩儿之所以被导演选中，是因为他的童年生活和片中情节几乎没有差别。在拍摄过程中，甚至还出现演员因非法移民被捕的事件。

（三）反应真实

即兴反应是未经事先酝酿，根据眼前情景作出的本能反应。这种反应往往最容易激发创作灵感，进而形成高峰体验。高峰体验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他认为这种体验往往在瞬间产生，可以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敬畏情绪，也可以是稍纵即逝的幸福感。它产生的前提是需要达到最佳创作心理状态，从客观上讲，产生这种状态需要旺盛的精力，从主观上讲则需要外界提供良好的刺激。

本片导演大面积选用非职业演员，是因为非职业演员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不会像专业演员那样使用技巧进行表演，更多的是对情景做出即兴反应。在做出即兴反应的同时，导演注重使用外部刺激，在拍摄现场，导演拒绝使用固定机位查看监视器，而是将监视器绑在身上，以便在随时走动中边看画面边讲戏。讲戏时，导演注重从演员人格中挖掘特性，给出场景、起点和终点，给出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发生，让他们自己做出反应，这种源自本能的反应反而能带来最真实的效果。

二、批判的隐喻——视觉隐喻和现实批判的完美结合

隐喻是人类根据具体的、已知的、熟悉的事物来理解抽象的、未知的、不熟悉的事物的一种认知手段。视觉隐喻就是施喻者依据受喻者相关学习心理，通过视觉元素构建，将其转化为相应视觉形式，供受喻者习得喻义的一种视觉修辞方法。本片导演注重使用视觉隐喻，并通过隐喻传达对现实状况的重重批判。

（一）裸露的乳房

赞恩在去往其他城市的大巴上看到了“蟑螂侠”，并要求中途下车，尾随“蟑螂侠”来到游乐场，发现游乐设施上有一个穿着衣服的女模特，赞恩当场扒开它的衣服，让它随设施不停旋转。这是“断奶情节”的集中体现，说明母爱的缺失让赞恩对乳房有了更深层次的依恋。模特的巨大衬托出赞恩的渺小，将赞恩离家出走后的孤苦无助体现的淋漓尽致。

首先，这个镜头表达了赞恩对母爱的渴望。乳房是滋养孩童的生命之源，更是母亲的象征，而赞恩最缺乏的就是亲情和关爱，这从赞恩脱掉模特衣服时那渴望的眼神里便可以看出。其次，衣服盖住暗指伪装，暗喻成人世界应多些真诚，少些伪装。最后，镜头里出现了目睹赞恩脱下衣服的黑人母亲泰格斯特，她笑着赞恩的天真与顽皮，此刻赞恩母亲冷酷的形象与泰格斯特母爱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了赞恩将与泰格斯特产生联系，随后赞恩果然被泰格斯特接管。这个镜头也与泰格斯特被捕后，赞恩照料他的儿子尤纳斯，被尤纳斯当成母亲，不停被抚摸乳房的镜头形成照应。

（二）捆绑的绳索

片中多次出现捆绑的绳索，第一次是在片子开端，赞恩戴着手铐被捕入狱，意味着他与之前的自由生活说再见。手铐寓意自由结束，也象征法律至上，触犯法律必将受到制裁。第二次是捆住赞恩妹妹萨哈的无形绳索，年仅11岁的她在父母的强烈逼迫下嫁给杂货铺老板阿萨德。这个无形的绳索隐喻与母体相连的脐带，它揭示了母亲的缺位和亲情的缺失。不难看出，母亲在这个家中是个“被迫承担母亲之名”的悲惨个体，而绳索承担的脐带隐喻，使母亲的重要功能与主体产生分离，也与接下来出场的黑人母亲泰格斯特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次是由于拖欠房租，房东把门锁换掉，禁止赞恩和尤纳斯入住的那把绳索，这把绳索隐喻现实的黑暗。泰格斯特被捕后无奈将儿子尤纳斯丢给赞恩照看，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下，这间破房子是兄弟俩唯一的温存，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那把绳索将这唯一温存吞噬了，揭露了现实世界金钱至上的丑态。第四次是拴住尤纳斯的那条麻绳，麻绳隐喻连接尤纳斯和母亲的那条脐带。走投无路的赞恩想丢下尤纳斯一走了之，怕他乱跑便将他捆在路边。此时这条麻绳象征婴儿重回母体。善良的赞恩终究狠不下心离去，他解下绳子，断开了尤纳斯与母体的联系，用父亲的身份替代了母亲。

（三）脏话和毒品

本片中的脏话和毒品隐喻严重缺位的家庭教育，在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的难民家庭里，没人去顾及法律和教育，大量法盲的产生造就了混乱与失序的恶性循环。主人公赞恩从小就被母亲指使伪造处方，每天编造不同的谎言去药店购买毒品，再贩卖给他人换取金钱。孩童们自小就享受吸毒的快感，孩童聚群吞云吐雾并乐在其中的画面令人触目惊心。错误的价值观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只能滋生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

片中赞恩超乎年龄的粗鄙令人印象深刻，他脏话连篇，为了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他不得不用脏话来恐吓坏蛋，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在粗暴谩骂环境下成长的千万个赞恩，早已对这些脏话习以为常。导演允许演员使用脏话，也是为了保证影片的真实度。她想借机呼吁千万个家庭重视教育，也想告诉那些没有能力养育孩子的父母要理性生育。

三、结语

从《焦糖》到《吾等何处去》再到《何以为家》，导演拉巴基从未停止对黎巴嫩社会问题的关注，她始终相信：“电影可以改变世界”。结果如她所愿，《何以为家》公映后，小男孩赞恩成功获得合法身份，和家人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而导演期望的远远不止这些，她希望黎巴嫩政府能尽快制定法案，给难民儿童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体系，不让他们的诞生仅成为性冲动得到满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