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升"革命人"鲁迅像的建构及其反思

日本的鲁迅研究长达百年,在学术接力中形成了一代又一代极具影响力的研究主体及其团体,产生了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是海外鲁迅研究中颇具活力和实力的重要角色。在日本鲁迅研究发展谱系中,以日本第一代研究者对鲁迅的翻译和介绍为基础,结合对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研究的继承和扬弃,丸山升(也写作"丸山昇")以历史性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观照鲁迅与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了自己的"革命人"鲁迅像,此处的"像"即日文"ぞう",或"かたち(姿)",在这里有形象、姿态、表现之义。丸山升"革命人"的提出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视点和方向,他也因此获得了学界"丸山鲁迅"的称许。国内外的"丸山鲁迅"研究成果不在少数,大多侧重于介绍丸山升的生平经历、学术思维、研究方法和角度,对其"革命人"鲁迅像观点的展开并不多见。在日本学界,与丸山升处于同一时代的木山英雄、北冈正子以及此后的伊藤虎丸、长堀佑造、藤井省三等研究者,都将丸山升的鲁迅研究视作日本鲁迅研究谱系的重要一环,并以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其进行介绍和评价,但其中涉及"革命人"鲁迅像,并对此进行具体分析的成果尚且只有伊藤虎丸的《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1]。在该书中,伊藤将丸山升的"革命人"视为与竹内好的"文学者"近乎相同的存在,其原因在于,二者都将个体观念渗入自己的鲁迅阐释之中。据此,伊藤提出带有"个的自觉",倡导还原历史真相的"终末论"思想。尽管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专门探讨"革命人",但却在分析中展现了丸山升"革命人"建构过程中的主体色彩。李明晖于201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丸山昇的鲁迅研究》,对丸山升的"革命人"进行了丰富翔实的诠释。在该文的第三章,作者以"‘革命人’鲁迅像"为题,分三小节进行叙述。首先,作者细致分析了丸山升对"革命人"的定义,并探讨丸山升的"革命人"与竹内好的"文学者"的异同,区分与鲁迅的"革命人"之间的关系。其次,他从鲁迅"革命人"之"人"入手,提出了这"人"是拥有"生存、温饱、发展"渴求的人,是进化的不断完满的人。最后,李明晖高度肯定了丸山升区别于竹内好的独特视角,赞赏其对不同的历史处境中鲁迅不同姿态的发现,同时也对丸山升将鲁迅描述得太过完美进行了批判[2]。李明晖的研究最突出的特色,是对丸山升的"革命人"的思想进行了个人化的解读和延伸,丰富了"革命人"鲁迅像的内容。但同时他也常常跳脱"丸山鲁迅"的研究内容,一定程度上逾越了言说的界限,因而需要避免以自我解读代替丸山升构筑鲁迅像的可能。基于以上的研究基础和背景,笔者力图还原丸山升"革命人"鲁迅像建构和书写的整个过程,客观分析他在各个时期所挖掘的鲁迅对待革命的精神和态度,同时也聚焦"革命人"这一论点的内涵及阐发、归纳的论证过程,试图呈现丸山升建构、书写的独特魅力和理论价值,以鲁迅的作品为中心,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偏差,以期获得对丸山升"革命人"鲁迅像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革命人"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革命人"是丸山升对鲁迅像的界定,区别于此前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像,是丸山升在不断探索中形成的新发现。伊藤虎丸在对丸山升的鲁迅研究进行评介时曾将"革命人"视为"丸山鲁迅"的核心,而中国学者也大多将其视为丸山升鲁迅研究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其依据是,丸山升在1965年《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中曾经写道:"竹内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3]30在此,丸山升对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思想进行了说明和界定,并为读者提供了接近这一概念的如下三条线索。

1.作为"文学者"与"革命人"的鲁迅像

"丸山鲁迅"立场的阐释,是在同竹内好的鲁迅阐释的比较与呼应中完成的,这一比较以文字排比修辞的效果表示作者在继承竹内好研究的基础上阐发出自己新的观点,使二者的不同立场更加显著,同时也间接揭示了丸山升在对鲁迅身份进行界定时,为何以"革命人"之意为重,却不将作为"生发"空间的"文学者"鲁迅作为核心的原因。在鲁迅研究的道路,竹内好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鲁迅所写内容的介绍,而更倾向于采取何种角度去理解和看待,并率先开始研究鲁迅的身份问题,开启了对鲁迅像的构筑和塑造的新时期。1943年竹内好的《鲁迅》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即以"文学者"作为原点,认为鲁迅在政治场域中通过"回心"和"抵抗"彰显了作为文学者的自觉意识。"回心"是指辛亥革命到五四期间革命的失败带给鲁迅刻骨铭心的体验,从而给了他返还文学场的机缘;而"抵抗"则意味着文学正是在政治中体会到了无力感,从而显示出文学的全部意义。简单来说,在竹内好的视域中,鲁迅"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因为他是文学者,放弃了启蒙者、学者、政治家等,这些才会作为表象显现出来"[4]。因而,对于概念中界定的"文学者"生发出"启蒙者"的无限运动这一描述,可以推断出以下内容。首先,文学和启蒙在竹内好的鲁迅像中都是存在的,鲁迅生活在政治场域中,他一定同启蒙有所联系;其次,文学者与启蒙者并不是平等地共同构成竹内好鲁迅像的核心,而是以文学者作为鲁迅的原点,终极之处是指向文学者而非启蒙者,启蒙只是作为桥梁存在。无论是承担启蒙还是放弃启蒙,其结果都是为文学者作脚注。所以,对位分析的话,丸山升对鲁迅身份界定中的"革命人"和"文学者"的关系并不对等。

(二)鲁迅作为"革命人"

作为立论核心的"革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此,丸山升并未直接阐释,而是借鲁迅提及的"革命人"来证明自己的"革命人"鲁迅像。所以,为了廓清丸山升"革命人"的应有之义,考察鲁迅文章中的"革命人"尤为重要。不过,这并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从国内编撰的《鲁迅全集》出发去寻找革命人的定义,而是要考虑已被传播和译介至日本,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的丸山升所能接触到的鲁迅话语中的"革命人"的具体含义及其语境。长堀佑造《鲁迅"革命人"的提出--—鲁迅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之一》[5]一文,涉及鲁迅界定的"革命人"的内涵,并且探讨了鲁迅的"革命人"观点同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中的"革命人"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从他的表述中还可以知晓,丸山升借鉴的是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和《革命文学》中的说法。收录在《而已集》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原是鲁迅于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话的演讲稿。关于"革命人",鲁迅有这样的表述:"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6]437在鲁迅看来,当时的中国没有出现大革命结束后旧制度的挽歌,也没有新世代的赞歌,证明中国社会还处在革命之中,即处在变革、发展、寻求进步的道路,所以对于革命正在进行的中国来说,所谓借"革命"名义而进行文学创作只是浪得虚名,并无实效。若没有革命人,那所谓的革命文学就是无力的,因而在革命的大潮流中,革命文学显然是以革命人为前提的。在这次演讲中,鲁迅虽未明确界定是哪种人,但仍然可以推断出他指的是坚持以革命为毕生所求、以解决革命的问题出发的人,而不是空有革命主题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能创造真正的革命文学,推动革命的进步,这也恰恰是鲁迅希望告诫革命时代的黄埔军校的军官们的。6个月之后,鲁迅在《革命文学》这篇文章中又继续探讨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他对"革命人"的界定基本延续了之前的含义。"我以为根本问题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时间,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6]568鲁迅反对表面的革命,"打打杀杀"的叫喊鼓舞后,如果没有实质的革命行动便是空谈,也是真正的革命者所忌讳和规避的。在笔者看来,鲁迅的"革命人"指的是那些真真切切为革命而付出努力与为之实践的人。

(三)"革命"作为终极主题

将丸山升对鲁迅身份的界定理解为上述"革命人"含义之前,应该注意以上的分析只是笔者沿着丸山升的思路所作的推断,因此只能作为理解"丸山鲁迅"的门径,并不能直接默认为丸山升对"革命人"的论断。实际上,唯一确切的证据只有"以‘革命’作为终极主题"一句,也就是将革命作为毕生所追求的主题。很显然,这对于理解丸山升的"革命人"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更深入挖掘丸山升"革命人"提出的具体情境,并从中仔细辨析其立场和含义,这样来分析鲁迅成为"革命人"的原因和特质,才能避免望文生义,并且得出较为合理贴切的定义。上述"革命人"立场的提法是在《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第一编处于收束位置的第六章《辛亥革命与其挫折》中提到的。在此前五章中,作者从鲁迅在《<呐喊>自序》所说的"寂寞"之感出发,并借自序中鲁迅谈自己家族没落一直到《新生》杂志破产为序,探讨了这份寂寞所包含的思索,即在个人经历中不断感受到封建家庭陈旧的人际关系,中国人腐朽麻木的看客心理,以及生存在充满劣根性的中国社会作为奋斗者的无力与孤独。所以,鲁迅才不止一次说到自己的寂寞感受。如果说前五章中丸山升笔下的鲁迅呈现出寂寞妥协的形象,那么第六章则将这一体验的时间段延长,"将鲁迅意识到失败、自觉到‘寂寞’的时间稍微往后推迟至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的败北、袁世凯的帝制及张勋复辟时期"[3]27,即观察到一个在革命中寂寞、绝望进而回避现实,返回书斋抄写拓本的人,或者尽管有所反抗和呐喊,但最终选择沉寂与妥协的鲁迅形象。但这显然无法看出鲁迅与"革命人"有何关联。丸山升在第二编《关于"黑暗"与"光明"--—"革命"之于鲁迅的复活》第一章中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决心革命,却又在现实中一度失去依托而绝望、寂寞、动摇的鲁迅,结果因革命而奋起的全过程,在所谓自己接近革命的漫长的前进轨迹中,反倒使我看到了作为‘革命人’的鲁迅。"[7]209可见,寂寞只是鲁迅"革命人"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奋起的过程。尽管鲁迅在归国后迎接辛亥革命时,表露出新旧骤变给他带来的窘境和寂寞,但是从后期他对《新青年》杂志的重视,在《随想录》和致友人的信件中不断提及,并介绍《新青年》,为境况感到担忧,又可见革命之于鲁迅的复活。革命带来的寂寞给予鲁迅的不是绝望的终点,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是在黑暗中复活的希望。在他看来,寂寞只是沉淀,是他思索如何接近真正的革命的前进之路。革命遭受挫折时依然不改初心才是革命人应有的定义。除此之外,丸山升还强调自己"革命人"鲁迅像的得出不是主体先验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妥协、动摇又不断奋起,这是真正将革命作为自己的本体的鲁迅形象的发现和总结。所以,看似处于辛亥革命到五四期间的鲁迅像是"革命人"界定的原因,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丸山升观察了各个时期的鲁迅像之后,在书写过程中的一次提前预告与强调。

二."革命人"内涵的扩充与延伸

在与竹内好"文学者"鲁迅像的对比中,丸山升提出"革命人"这一概念,并在对鲁迅笔下"革命人"含义的内化中进行阐释。正如丸山升所说,这并非是出于先验的主观意识的界定,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观察中认识到的鲁迅像,所以"革命人"这一概念不会在其提出的那一刻彻底完成。相反,伴随着鲁迅在各个时期的行为轨迹而得到不断扩充和延伸。为此,丸山升开始了对鲁迅传记式的描述和刻画。

(一)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鲁迅像

鲁迅从家族没落到求学问道,对于革命的迫切寻求与美好设想在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被彻底颠覆,"如果把至此为止当作所谓的鲁迅的前史时期,那这理应将决定历史时代的鲁迅的出发点"[3]40。这个时期的经历让鲁迅深感现实的不可靠,而这种感受在后期的革命运动中常伴左右。因此,新文化运动紧锣密鼓地开展时,他虽然愿意亲近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为改造国民性、谋求中国的出路而不懈努力,却是"举棋不定"地加入这场文学革命中的。应钱玄同的邀请,鲁迅在1918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又于1923年出版小说集《呐喊》,这两部作品几乎贯穿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始终,连同这一时期的《随感录》,共同显示了鲁迅的思想轨迹。丸山升通过分析这些作品看到了对于革命的努力以及在这种努力中的鲁迅像。"一个是为响应先驱者而发出破坏‘黑暗’的喊声的杂感;另一个是一边发出喊声,暗地里却又不由得感觉到徒然,把徒然当作‘黑暗’本身的样子,就那样承担着重荷,再把它在公众面前提出,来做似乎是弥补的小说。"[7]215对于鲁迅来说,革新进步的理想让他选择去叫喊,并且写文章慰藉那些同自己理念不一样的先驱者们。但是面对革命,鲁迅却是清醒的,因为见过了太多的启蒙者和革命人,又亲身经历满怀期待的辛亥革命的破产,他清醒地看到不以改变国民性为旨归的革命只是辛亥革命的同义反复,在自己心中体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加之《新青年》改弦易辙,这让鲁迅不由觉得思想与改革本身不可靠,所谓革命只是形式上而不是根本的变革,因而不得不独自一人承担起现实的重负。从1924年秋季开始的女师大事件一直到"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鲁迅又表现出了相同的思想轨迹。对于女高师学生反对杨荫榆校长,鲁迅于次年5月27日联合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宣言,并写文章对《现代评论》的非难予以驳斥。当6名女学生受到处分时,鲁迅甚至与当局对峙。"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又发表《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表达自己的愤懑。但在丸山升看来,这并不代表鲁迅是激进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从其阻止许广平去参加请愿来看,他对此举显然不抱希望,只是眼前的战斗与流血牺牲带给鲁迅极大的沉痛和悲凉之感,让他不得不选择有所作为。对革命不加期待,但是却又扛起刀枪投入这场无效的战斗,是丸山升对这一时期鲁迅像的独特理解。

(二)革命文学论战时期的鲁迅像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们改变了以往的"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面对革命局势,他们积极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提倡面对工农兵大众,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弊端,一切文学都要以无产阶级意识作为衡量标准,同时他们还对整个文学队伍进行规划。而此时的鲁迅则是作为创造社清查的旧作家的典型代表而存在。对此,他曾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批判创造社的高谈阔论实际上脱离现实,虚假而无实效。丸山升认为,因为鲁迅既清醒地认识到了文艺与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即为阶级而创造革命文学的主张也可以存在,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也难以实现革命的目的。所谓"为革命而文学"的主张只是将革命当成了一种观念,不是当作思想自身欲求来把握的,所以这不符合鲁迅为自己设定的革命道路。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的主张是很鲜明的,对创造社"革命文学"的批判也显而易见。然而有趣的是,恰恰是敌对的两方,在谋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上,鲁迅却同这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达成了统一,并成为了左联的中坚力量。在丸山升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种突然的转变"在中国也让人稍微感到突然。从《<二心集>序》里可以知道新月社等嘲讽他‘投降了’……"[3]63无独有偶,鲁迅在加入左联之后,也没有完全融入激进地为革命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文学群体之中,仿佛"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谩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一经发表,就迎来了祝秀侠、丘东平等人的批判,将鲁迅视为妥协者、右倾主义的典型代表。在丸山升看来,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的不坚定,同加入的组织、"合作"团体之间的这种疏离关系,与其视为日本学者所说的"转变",倒不如说是鲁迅在寻找自我。因为从坚持真正的革命这一点出发,鲁迅是不变的。"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尽管多次体验挫折而且正是由于这些挫折而在他的内心积蓄成的中国必须革命的信念……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将这个目标置于心中,同时能实际推动眼前中国现实的具体的一步。"[3]63所以,鲁迅的这些保持怀疑的探索行动是必要的,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观念性的框架中,而是积极地探索属于中国本位的未来中国的道路。这恰恰反映了鲁迅独立思考与探索的精神姿态。

(三)30年代文学运动中的鲁迅像

丸山升笔下"作为30年代的鲁迅像"是指鲁迅加入左联之后一直到国防文学论战这一时期呈现出来的形象特质。鲁迅加入左联之后,同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之间的裂隙没有弥合。在1930年致章延谦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鲁迅的不满。"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3]190由此可见,他虽然加入了左联,但是对这个组织是不满的。而关于鲁迅不满的原因,在同时代的其他人眼中,往往又与鲁迅和左联中党员之间的隔阂联系在一起。类似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关于"第三种人"的争论,与周扬等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分歧,以及国防文学的论战中。丸山升认为,鲁迅对左联的批判实际上同之前在辛亥革命中失望、寂寞但又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探索,所秉持的主张是一致的。而且"鲁迅虽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参加了文学革命,但结果却发挥了实质性的结果"[3]201。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鲁迅,因为深知中国社会的现实,所以抱着悲观的、冷静的态度客观审视革命,依靠现有的一切力量去进行反抗。对于"第三种人",从丸山升的引证中可以发现,鲁迅对他们的评价是有变化的,刚开始他并没有将"第三种人"划入敌人的阵营,且认为是可以统一的对象,因为在鲁迅看来,革命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实现最好的发展态势才是重要的,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事态的发展,他由原来批评"第三种人"到后来慢慢变成了厌恶,并对其口诛笔伐。在"第三种人"初露端倪时,鲁迅并没有对其嗤之以鼻,这是因为生活在30年代的鲁迅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基于社会现实不能预知未来。鲁迅对形势也需要不断地了解,不断地探索,不能苛求他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作出预估和判断。除此之外,鲁迅在国防文学论战中秉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局限于国防题材,这同周扬等人以"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前提的国防文学是相左的。丸山升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鲁迅认为抗日统一战线上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意义更加明确,但是国防文学更加通俗,影响力更强,所以可以相互借鉴。显然这也是鲁迅为革命寻求的一种方案。一方面,鲁迅的侧重点不是批判,而是以此为契机的反思,并通过这种方式提出自己的思想,旨在提出更完善、更合理的文学理念,为革命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另一方面,共产党不是个人的共产党,"即使是周扬等人主观上将自己当作留在上海的唯一的党组织,代表党的意识开展行动,但那实质上应当称为个人集团,比起党的方针、政策或路线,更强的活动因素应是他们通过自身的体验获得的理论、思想"[3]1。将鲁迅同党内个人的关系上升为组织和路线是对路线本身的一种局限化理解,尽管路线由个人承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就是路线的总和。综上所述,丸山升对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鲁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行为、态度和方案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勾勒出一个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不断前行、奋斗的鲁迅像,一个将革命作为终极命题不断尝试、探索的鲁迅像。

三."革命人"概念的价值及其研究特点

丸山升将形成于他之前的日本学者对于鲁迅的界定,和中国学者对于鲁迅的判断和批驳,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对不同时期鲁迅的著作、参与"革命"的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上评论鲁迅的中外学者的文章都纳入言说之中,在辩驳和分析中对不同时期的鲁迅像进行了探索。丸山升对"革命人"的建构和书写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质,内容层面即为"革命人"的丰富性和发展性,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以客观的比较研究为前提,以严谨的实证分析为依据。

(一)"革命人"的丰富和发展

丸山升在1965年提出并界定"革命人"的概念之后,又通过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前后,历经革命文学论战到国防文学论战不同阶段的表现,对其塑造的鲁迅形象进行了丰富和填充。不仅如此,丸山升还在后期的诸多研究中不断尝试对"革命人"这一主题进行延续和完善,从而扩大了"革命人"的语义空间。作为鲁迅的日本阐释者,丸山升充分把握了竹内好研究鲁迅的基本路径。他认为,"竹内鲁迅"虽然有其自身独有的魅力,但只是一种以日本本位出发而阐释的"中国像",基于日本语境与需求的立场先于鲁迅本体的探寻。当然,要彻底摆脱作为日本人、作为共产党,以及处于战败后"悔恨共同体"的时代带给丸山升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意义阐释中主体意识的倾注是难以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破除由于主体性过分代入而产生的困境,如何在阐释有效性的范围内去限制主体的意识,从而使阐释适度并合理化。为了排除其个人意识的局限性带来的不良影响,对其"革命人"所指和能指的存在空间和时间,丸山升进行了严密的考虑。丸山升针对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妥协与反抗,由此来建构他所认为的以革命为本位的鲁迅像。无论是在辛亥革命中,还是在革命文学论战中,抑或在国防文学论战中的鲁迅像,都体现了"革命人"的丰富与深刻。不仅如此,鲁迅对待政党、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青年与革命的关系等,也体现了"革命人"的深广内涵。丸山升在《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一文中写道:直到21世纪仍然可以"把鲁迅的这样思考方法和行动样式看成难能可贵,很有助于我们以后正确对待将发生于二十一世纪的复杂问题"[8]。丸山升未完成意义上的"革命人"的发现和探索,展现了难以穷尽的精神内涵。

(二)客观的比较研究

作为海外的鲁迅研究者,丸山升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的启迪,在于他对日本国内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并非一味继承、盲目接受,而是排除了本国流行观念的影响,摒弃了作为日本人阅读和接受时的倾向和影响。其不仅对业已形成的日本鲁迅研究进行了批评,还对鲁迅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客观分析。在笔者看来,丸山升在域外的接受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主体性,这对"丸山鲁迅"研究的客观与科学来说,实属不易。而能够对以往的鲁迅研究进行学理的批判,更加难能可贵。一般来讲,学者对于外国作家的研究,很容易同本土前期研究成果的步调保持一致,这不单单是因为一定程度的认知惰性,更重要的是拥有共同的文化土壤,根植于同样的民族精神,接触到的材料又同样相对有限,所以,解读也就难免会有一定的同质性。在丸山升之前,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已成了日本鲁迅研究的旗帜。"竹内好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3]30,这一观点引领了这个时期日本研究鲁迅的新方向。对此,丸山升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一定论,他根植于鲁迅在日本的译介,对"竹内鲁迅"有所批判和扬弃。在他看来,"竹内鲁迅"虽有其自身独有的魅力,但是,"在他的中国论中作为有意识的‘方法’选取的视角,与其说是通过和中国的对比来构筑日本批判的立足点,不如说是先存在着强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将中国设定为对立的一极"[3]187。也就是说,"竹内鲁迅"只是一种"中国像",即以日本本位出发而研究,为日本服务的立场先于分析鲁迅本体,因而得到的就是同中国现实有较大出入的"像"。这正是丸山升所要摒弃的、出于日本本土化的一种解读模式。姑且不说"竹内鲁迅"是否存在这样的缺点,仅从丸山升的质疑和批判就可以看出,"丸山鲁迅"强调一种客观化的,"把鲁迅还给鲁迅"的接受方式。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中强调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与原初意图,这是把握异域文化应有的途径和方式。以此为出发点,丸山升还特别强调日本的研究者不能融入日本当下习以为常的某些意识,并理所应当以此种意识来判断鲁迅其文及其人,而应该跳脱出本土的固有意识,将自己的鲁迅研究放在对中国历史的熟知与中国意识的把握之上。对待革命,中日青年有不同的理解;对待马克思主义,中日学者也有不同的把握。所以,在分析鲁迅同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必然不能从日本学者视野出发,"将鲁迅的支点断定为对革命的期待"[3]37,在对待鲁迅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鲁迅就是认同"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3]43,应该将鲁迅放在中国原来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下作具体分析与客观评价。

(三)严谨的实证分析

就异国鲁迅研究而言,研究者应该保持必要的理性思考,注重国与国之间历史与文化的具体差异,将具体问题落实到具体环境。日本汉学研究的特色是,以实证化的材料作为支撑,做到严格的言之有据。丸山的鲁迅研究,基于大量材料和史实基础。在丸山的论著当中,材料占了很大的比重,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内容,也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对材料进行选取之后摘录至文中,在各个材料的比对中形成观点。同时,将鲁迅放在历史语境与史实中寻因逐果,辩证分析。首先,丸山升对材料一贯保持热情而又审慎的心态。从《回想--—中国,鲁迅五十周年》中可以看到,作为跨越国界的研究者,他对翻译过来的鲁迅著作是十分渴望和欣喜的,进行了细心研读与揣摩。除了重视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材料之外,也对其他被国内鲁迅研究所忽视的材料进行重新挖掘。不过,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丸山升"拿来"的这一举动,而是"拿来"的方式。即贯穿于"拿来"中理智的思考和谨慎地辨析这些材料的研究态度。对于这些材料,丸山升并不是随意拿来使用,或者全盘接受,正如他在同中国记者谈话时曾说:"家属的回忆是重要的资料,不过是一个资料。许广平先生对鲁迅研究有很大贡献,也有不好的影响。"[3]271即便是对亲属的回忆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接受,更何况对那些假借他人之手所存留的文稿的"拿来"呢。尊重事实而不以人言为转移,崇尚实证而避免虚蹈,这是丸山升的学术之道。其次,丸山升十分看重史实。"我个人认为,不论从哪个方面研究,不论用什么方法研究,尊重史实是最重要的,不应当先规定观点再去找史实,而应当尊重客观实际,至于对文学现象的思考与判断,当然有史家的观点与功力。"[9]鲁迅生活在历史长河之中,因而同众多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史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如此,丸山升还强调一种"向后看"①的观照历史的模式,比如在分析鲁迅"为革命而文学"这个命题时,不仅考虑到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看到了前期国民党的影响。为了全面分析辛亥革命时期的鲁迅像,故而将眼光放到二次革命及其之后。扩大历史的考察范围,从而在历史的线索、当时的文化政治土壤中,把握事件的真实含义,这也是论证合理贴切的必要保证。

四."革命人"概念论证的不足

丸山升以丰富的材料和比较文学的视域来观照鲁迅,秉持对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的态度,谨慎地刻画自己的"革命人"鲁迅像,本文在前面论述中进行了充分的高度肯定。基于学术对话的必要,笔者提出一点未必成熟的看法与丸山升先生讨论。在建构和书写"革命人"鲁迅像的过程中,笔者认为丸山升仍然存在某种缺失和偏至。从丸山升阐释和建构的过程来看,"革命人"在提出之后的论证环节方面并不严谨,就其书写和论述的内容来说,他提炼出的"革命人"的全部内涵,同鲁迅本身的革命之义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这同丸山升自身的诉求和身处的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到,"革命人"鲁迅像是丸山升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整个论证和阐述的过程中作为主要论点存在。相应的,"革命人"的论证环节是他对"革命人"鲁迅像提出、界定并进行建构与书写的全过程。纵观这一论证过程,笔者将丸山升论证环节中出现的缺失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革命人"的概念不够明晰

一个概念的提出,如果使用简单的术语加以定性,用简练的语言加以说明,突出重点,概括实质,那么概念无疑会更加清晰明朗。丸山升在提出"革命人"时将本该化繁为简的工序颠倒为化简为繁,相较于直接阐述,他在与竹内好鲁迅研究的比较与呼应中说明革命和文学者的关系,同时借鲁迅提及的"革命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问,作为终极课题的"革命"究竟是何意?丸山升笔下的鲁迅的"革命人"含义是什么?革命者和文学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很显然,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行文中只留存了线索,而没有解决。虽然通过前后对照的逻辑关系和后人的史料挖掘,也能大致推断出丸山升"革命人"鲁迅像的精神内涵,但是,无形中拉大了读者的理解与论者原意之间的偏差。

(二)"革命人"的论据零散而无归纳

丸山升对鲁迅的研究,按时间的线索观察"革命人"鲁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活动,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对待政党路线方针以及青年革命的不同态度,但是,却往往只停留对事件的叙述和赞赏性的评价上。虽然,丸山升明显将这些资料进行类比和总结,但对统摄各个时期鲁迅行动的精神内涵并未加以概括,也没有道明鲁迅像背后的共有特质,未完成对鲁迅精神实质的提炼和升华。最鲜明的例子是,《作为问题的30年代》一文写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失望、颓废,然而《新青年》一出现,被请求协助运动时,立刻挺身而出、挥笔为文的鲁迅像,与经历了未来社、狂飙社、朝花社等1920年代的文学运动感慨其成果的贫乏和自己的期待被背叛,然而……加入‘自由联盟’和‘左联’的鲁迅像是重合的。"[3]201当阐释即将完成,丸山升并没有对这一层重合归于何处进行总结,也没有对其背后的内在因素进行分析。他的建构中还常见这样的表述:"两者其实已经统一于鲁迅身上,有一种强韧的力量连接着两者,那正是被称为鲁迅精神的东西。"对此读者难免会进一步追问,那鲁迅精神究竟是什么呢?他并未对其作出解答和说明。

(三)"革命人"的论证有待深化

除了早期发表的《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中有关于鲁迅作为"革命人"的表述,遗憾的是,此后丸山升的作品(仅就笔者所见)都不再提及,而是含混地探讨革命中的鲁迅是怎样的,生活在不同历史和政治场域中的鲁迅如何选择与行动。其次,丸山升没有对"革命人"概念所涉及的"文学者"鲁迅作进一步说明和佐证,没有对鲁迅的文学活动和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和分析,因而"文学者"这一说法实际上在他对鲁迅"革命"生涯的实证分析中被消解掉了。丸山升的"革命人"鲁迅像的建构研究,具有梳理鲁迅革命经历的编年性质,相比较而言,其论证的力度显得差强人意。究其原因,一方面,作为异域文化的接受者,丸山升接触到的中文资料较少,论证难度很大;另一方面,作为日本鲁迅的早期研究者,丸山升除了阐述自己观点外更重要的使命是对于鲁迅其人、其作品进行翻译和介绍,因此重叙述而非论证。丸山升将鲁迅称之为"革命人"的原因,在于鲁迅将"革命"作为自己一生的终极课题予以对待,在寂寞彷徨中坚定了自身革命的路径,并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有关鲁迅"革命"的含义和必要性,鲁迅"革命"的对象以及在革命中一以贯之的内在原则等,这些对论证"革命是鲁迅的终极课题"这一命题不可或缺的要素,丸山升均没有予以揭示和强调,这无疑是他"革命人"鲁迅像在内容建构上的有欠完满之处。

五."革命人"鲁迅像的再阐释

也许笔者的上述质疑有吹毛求疵之嫌,但并无刁难之意,毕竟各人的研究路数与趣味有其特殊原因,无需强求一致。只是出于个人研究立场的一孔之见,仅仅聊备一说,而非颠覆之意。在丸山升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接着说,是表达对他研究成果的最大敬意。下面笔者拟狗尾续貂,试作补充论证。笔者将以鲁迅作品为据,尝试对丸山升的"革命人"鲁迅像加以补充和完善,以期发现较为全面的鲁迅"革命"的应有之义。鲁迅的"革命"一词,并不完全等同于丸山升所默认的不加说明的"かくめい"①一词的含义,也不局限于日本语境下用来描述国家政权更迭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之意,而是泛指一切的改革、革新、改良的活动,只要有一点点的改变"不安于现状,不满意现状的都是"[10]。"革命"是鲁迅开出的一剂救国救民的良方,唯有革命才能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才能有进步和发展的可能。鲁迅渴望医治的对象是生活在病态社会中的病态的人们,心心念念想要革除的最大的痼疾是国民的劣根性,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国民的泥古和保守思想

鲁迅在《致许寿裳》中曾经说道:"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11]所谓"牙关紧闭",指的是国人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思想,一味迷信古老的传统,不求变革,对一切进步的科学思想的主张大加排斥,扬言"人心日下,国将不国"(《我之节烈观》)。抓住中国的国粹不放手,坚守"坚壁清野主义"一直到死。泥古和保守的思想不仅出现在普通民众中,在学界、政界也普遍存在,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顽疾。究其原因,鲁迅认为,一方面来源于国民的懒惰和卑怯,不敢正视中国的现实,不断麻痹自己,无求无为;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人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对本国的精神文明极度自负,目光短浅,丝毫不顾当时被动落后的局面。

(二)国民的麻木和看客心理

国民的善忘是指对屈辱历史、对革命先烈为争取美好未来而付出的血的代价的遗忘。"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楚,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12]国民过着麻木、愚昧的生活,只要灾难还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就可以高枕无忧,而这对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反映最为深刻的是鲁迅所说的"看客"心理。看客,即旁观者,对周遭的一切都以一种看戏的姿态,生怕寻不到噱头,找不到茶余饭后的谈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就描述了同胞们在看砍头这一"盛举"时的玩乐心态,对此痛心疾首。对于"看客",鲁迅坚决全力拒斥。在他看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3]笔者认为,鲁迅在不同时期行动的核心要素,是"韧"的精神,这是统摄鲁迅的"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内在逻辑。他的"韧"有以下两层内涵:一是"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使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到达他所向的时候"[14],这是锲而不舍的精神,只要比现在好一点就是进步,就应该坚持,就应该满怀希望;另一层的"韧",则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15],用完就弃之而去,革命不是浮华激进,而是要继承和保留最精华的东西。鲁迅虽然有过彷徨,有过质疑,但是以"韧"作为指向,仍然不忘自己的使命,在暗夜中呐喊前行。结语"革命人"鲁迅像是丸山升在阐释有效性的最大范围内同鲁迅积极对话的结果,在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他深化了"革命人"的意义与内涵。丸山升的"革命人"鲁迅像提供了观察鲁迅的新视角,运用了历史主义的阐释方法,值得国内外同行重视。本文作为一孔之见,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