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套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中华民族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中华民族史的历史是结果。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条历史链,分别由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三条历史链组成。

在中华民族这条历史链中,从第一历史链--—华夏民族向第二历史链--—汉民族的无缝对接,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化,是华夏民族榫接汉民族的结果。那么,历史是如何书写和呈现这个历史的伟大转化呢?本文就这个伟大的转化略陈管见,就教大方之家。

一.史书《春秋》呈现了华夏民族多元态势

史书《春秋》的出现,呈现了华夏民族多元的态势。

早在西周后期,周王朝和各个诸侯国就陆续有了作为国家历史的史书的编撰①,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史的编撰趋于繁复。当时各国的国史往往比较简略,有些只记某时某事发生,类似于谱牒,一般都是国家的史官世代相续,按年、月、日为序而秉笔记录的档册,也偶有记载史事过程或人物言论者。据学者研究,孔子之前已有"春秋",刘知幾《史通·六家》考之甚详;孔子之后"春秋"乃有特义,《孟子》与《左传》《公羊》《穀梁》三传言之凿凿。汉儒视《春秋》为六经之一,以为其中有圣人之笔,既富经义,复为私家修史之滥觞[2]60。

那么,"春秋"记史的初始状况如何呢?

史载:"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②所以《墨子·明鬼下》曾经引列国《春秋》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等语。其所谓"春秋"实系通名而非专指某一部书,因此,周有周的《春秋》,燕有燕的《春秋》,宋有宋的《春秋》,齐有齐的《春秋》,"春秋"只是各国史记的通名;这与其后的孟子能分别晋史为《乘》、楚史为《祷杌》、鲁史为《春秋》,显然大异其趣。有意思的是,墨子每引完一国春秋,必言"诸侯传而语之曰"如何如何,这正与春秋时代各国史官间的"赴告"制度相合③。为此,戴晋新先生认为:"墨子为战国初期人,对‘春秋’一词的性质及其相关制度的了解似较合于古义。"[2]61与此同时,《墨子·非命下》云:"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则墨子所见周不止周、燕、宋、齐四国春秋而已,墨子既号称见过百国春秋,能考商、周、虞、夏之记,又引述周、燕、宋、齐春秋所载故事,自是"习于春秋"④之人,其述事以周宣王杀杜伯为最早者,谓其事"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著在周之《春秋》,为君者以教其臣,为父者以警其子"⑤,可见周之《春秋》所记事当在周宣王或其前不太久之时。西周后期,各诸侯国势力开始趋于

强盛,渐从周王朝的卵翼下独立出来,国史开始编撰正适应了春秋战国政治发展的需要[2]62-63,并从史学层面呈现了中华民族第一历史链--—华夏民族多元的历史态势。

华夏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中,从秦入汉,历史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⑥的《史记》,呈现了华夏民族的"一体"转化为汉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大图景。

从《春秋》到《史记》,是中华民族走出多元"藩篱"的壮举。

二.司马迁的《史记》榫接了《春秋》的史学传统

《史记》榫接《春秋》的史学传统,一是得益于家教。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①

司马谈是一个学者,学富五车,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搜集、保存典籍文献,还职掌记录,通称太史公。这一职位可说是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司马谈责任心极强,在临死时,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哭着嘱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谈希望司马迁能在他死后继承他的事业,不要忘记撰写史书,说这是"大孝"。他认为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此等事迹作为一名太史不能尽到写作职责,内心十分惶惧不安。所以,他热切希望司马迁能完成他未竟的事业②。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多次提到其父司马谈教导他学习《春秋》的事情: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余闻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众所周知,家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家教所包含的家风亦称门风或父风,是一家或一族历经世代沉淀、承继和发展所形成的独特稳定持久的风气、风格和风尚。它以生活经验、实践智慧或价值理念等形式蕴含于家训、家规、家谱等典籍载体中,又以实践工具理性渗透于家庭成员的价值取向、观念道德、行为准则和人生态度之中。它扎根于民间和家庭,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基。千百年来,无论是帝王将相、先哲名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有着独特的家风家教。中国传统家教最重要的是基于"家国天下""家国同构"的文化根源,它极为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教导子嗣一方面要立爱国之志、成报国之才,如《晏子春秋·景公燕赏无功而罪有司晏子谏第七》所言"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就体现出对爱国与否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与强烈的好恶情感[3]。另外,"中国人讲家教、家风、家道,我们讲的‘家’是一个很大的‘家’。如果在西周的时候谈‘家’的概念,那时所谓的‘家’不是一般人。一般人不能称之为‘家’,有名有姓的才能称‘家’,都是贵族。早期的‘家’是贵族,他们有一种责任感,他们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都有一种责任感"[4]。所以

《史记》能榫接《春秋》的史学传统,足见身为太史公司马谈的家教,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史记》榫接《春秋》的史学传统,二是得益于社会的共识。以《春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早在汉武帝表彰五经之前就已成为朝野的共识。汉景帝时,胡毋生③因治《公羊春秋》被立为博士。师从胡毋生的儒生公孙弘因"学《春秋》"④,武帝时担任了丞相,从而开创汉家以布衣任丞相进而封侯的先例。可见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以《春秋》为政已成为时代的风尚。司马迁对汉代传习《春秋》的情况多有著录。《史记·儒林列传》云:"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在这一背景下,当司马迁为《史记》寻找理论工具时以《春秋》为理论观照是必然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不仅以《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和《左氏春秋》三家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还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可见,秦汉以前依《春秋》体例甚至以《春秋》为名的书均在司马迁的学术视野之内。所以,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云:"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5]95

《春秋》对《史记》的理论观照分"文"与"事"两个方面,即今文与古文之分。在汉代,《公羊春秋》最早被立为官学,《谷梁春秋》次之,《左氏春秋》殿后,其中,《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为今文,《左氏春秋》为古文。所谓文,是指寓于《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所谓事,是指详细解说《春秋》记事的本末和缘由。清人唐晏云:"夫《春秋》,孔子所以纪变之书也。春秋以前,尧、舜、殷、周,大异乎春秋也。春秋以后,七雄争王,亦异乎春秋也。而其致变之枢,则在春秋之代。故孔子作《春秋》,上起自隐,下逮乎哀。即一部《春秋》,而已首末不同矣。故世无《春秋》,则后世不解三王之天下何由以成为战国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本义也。然而孟子之说《春秋》也,分其事、其文二者。盖事者,当时之事,如《左氏传》,所载是也:其文,《春秋》所书是也。故公、谷二家所传者其文,而左氏所传者其事。此固了然可辨者。自后人不善读之,以三传并列,而文、事不分。自后人以《春秋》义例窜入《左氏》,而文与事大乱矣。"[6]在此,孟子认为,与事相比,《春秋》之文更值得重视。《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疏》云: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正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纲纪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言乱臣贼子惧,《春秋》之贬责也。"此意正是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所说的,孟子"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文与事作为《春秋》的两面,以《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最富有代表性,反映到《史记》中则表现为《公羊春秋》观照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理论,《左氏春秋》为《史记》提供了丰富的史述资料。而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云:"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①这里所说的《春秋》既包括今文,也包括古文,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是因为文与事均已榫接并融入为《史记》之中了[5]96。

三.司马迁的《史记》鸟瞰了从五帝到汉武帝二三千年的历史

从《春秋》到《史记》,司马迁对中华民族从五帝到汉武帝二三千年的历史作了一次整体、宏观的鸟瞰。

司马迁的一生处于中华民族第一历史链--—华夏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并转向榫接第二历史链--—汉民族的千年变局的大时代。这正是张骞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期。

司马迁少年时代就"耕牧河山之阳"②,10岁开始"读万卷书",《周易》《尚书》《国语》等,无不在学习之内,后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向大儒孔安国、老博士伏生学习。他20岁从长安出发开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田野考察。在"行万里路"中,其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他25岁时出使西南夷,以使者监军的身份,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对司马迁来说,"行万里路"为其日后写《史记》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①。

这次"行万里路"不久,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行万里路",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23~24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帝。之后去了山西、陕西、宁夏一带。

25岁,出使四川、云南。

26岁,侍从武帝巡视山东、河南、内蒙一些地方。

27岁,游山东、河南。

28岁,随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

34岁,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5月回到甘泉。

35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36岁,汉武帝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37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4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②。

司马迁正是在那个大变局、大发展的时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中华民族从五帝到汉武帝的二三千年历史作了一次整体、宏观的鸟瞰,鲜活而形象地呈现、展示了中华民族第一历史链--—华夏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并转向榫接第二历史链--—汉民族千年变局的大历史。

从《春秋》到《史记》,是中华民族史研究走出藩篱的壮举,由此我们可从更宽广的视角来观察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在对中华民族从五帝到汉武帝历史的鸟瞰中,司马迁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史体的史学范式,使《史记》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130卷,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526500字,记载了中国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十表为大事年表,八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等典章制度,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生平、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最后一篇为自序。全书包罗万象,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③,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这3000多年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脉络和生存状况。正如东汉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所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好一个"实录"!

一是司马迁提出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完整图式。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其上下限,即"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不仅涉及史书的起讫、断限问题,而且别具匠心:以"轩辕"为上限,实则解决了中华民族历史从何时开始书写的问题,即中华民族之源头问题,进而确定了将黄帝作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关于下限,定于作者自身所处的时代,意在阐述中华民族史发展整个过程的连续性[7]72。

二是《史记》的记事范围非常广泛,它不单记载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如历代帝王、贵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等,更可贵的是为各阶层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作传,如经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策士、说客、游侠、刺客、隐者、医者、土豪、商贾、卜者、农民、徘优、妇女等,包括了许多中下层群众。尤为难得的是,它还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传,把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与商汤和周武王并列:"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①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全貌。

三是《史记》如实记载了当时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发展的状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云:"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四是司马迁如实记载了汉初的兴盛,如《平准书》中所说:"汉兴七十余平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凛庚皆满,而府库余财货。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既写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同时又如实地记载了它的衰败现象,如"岳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路衰耗而不赡"②"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国家用竭,海内萧然"③。司马迁坚持实录,揭露了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是非得失,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史学创举[8]。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云:"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危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④正因为有了司马迁这一鸟瞰式的"实录",才"有了一种探索式的人物记录,使中国历史不再单一,不再荒芜,不再支离破碎,他让一个个人物走出烟雾,站立到历史的核心。他所记录的人物成了中国人格的集体记忆"。这个鸟瞰"实录""让华夏炎黄子孙有了历史的母本记忆"⑤。

四.《史记》整合了中华民族从第一历史链到第二历史链的榫接

司马迁通过"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论列了中华民族连续发展的历史谱系,完美地整合了中华民族从第一历史链到第二历史链的"榫接"。

在《史记》中,这个谱系,有本纪形式的呈现,如从《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写到《高祖本纪》,形成一个帝王系列。又如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形成了五帝、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的历史发展阶段系列。再如所叙八书,阐述了礼乐、律历、经济等各种社会制度发展变化的系列[7]73。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总之,不论是从"人物"与朝代的衔接及年代的序列,还是从制度的产生及演变,司马迁对这一谱系的建构表述是完美的,堪称中华民族从第一历史链到第二历史链的榫接的一锤定音。

所以,"司马迁是中华民族认识自身历史的伟大先行者和导师,其历史智慧和历史撰述将永远泽及后人"[7]74,泽及整个中华民族。所以,司马迁所论列的中华民族发展谱系,得到后世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认同。这种认同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大致反映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史学家们从诸多方面对司马迁所述中华文明之源的认同,包括其所述源与流之"流"的延续与发展。关于对源的认同,主要表现在后世史家撰写通史或专史,或起自黄帝,或始于三代。唐人杜佑撰《通典》200卷,分为九门,其叙事亦多起自黄帝。关于对"流"的延续与发展,自司马迁《史记》写夏、商、周、秦、汉史后,班固撰《汉书》记西汉一朝史事,于是历代相延,撰本朝史与前朝史者,2000多年间从未中断,以至于形成了中华民族二十四史"一条龙"[7]75。这"一条龙"多是认同了司马迁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源"头,同时又继承、延续了司马迁所勾勒的中华文明发展的"流",使华夏民族与第二历史链汉民族完美榫接,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第一历史链与第二历史链的无缝对接。

第二个层面,史学家们从史学理论上阐发司马迁所"描绘"的中华文化之源与流的历史画卷。南宋史家郑樵从"会通之道""会通之义"的理念出发,评论了《史记》对后世的影响[7]76。他在《通志·总序》中指出,孔子和司马迁是最深谙"会通之义"的史家,其云:

"孔子‘总《诗》《书》《礼》《乐》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从时间上亦即历史进程上着眼的。他论司马迁,也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通观《总序》全文,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揭示历史的联系;一是重历代损益、‘古今之变’,揭示历史的变化。"[9]

在此,郑樵强调司马迁《史记》"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在揭示中国历史之源与流方面的贡献,以及"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的深远影响,反映出了郑樵"会通"思想的深刻。此外,关于"通史家风"的论述,清代史家章学诚进一步阐明了郑樵"会通"思想的史学价值。他评论郑樵说: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也。"①

章学诚强调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同时他又赞扬郑樵具有"别识心裁",继承"通史家风",故能"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这是郑樵对司马迁《史记》所揭示的"源"与"流"的最好的继承与发展。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绘的中华民族之源与流的历史画卷,所记述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和文化传承的历史连续性,成了整合中华民族第一历史链与第二历史链无缝榫接的如山铁证[7]76。

五.《史记》勾勒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大格局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勾勒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族群结构,同时也描绘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在线状态,向世界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大格局。

如上所述,司马迁的《史记》整合了中华民族从第一历史链到第二历史链的榫接,从整体上呈现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和格局,与此同时,又如实地描绘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历史画卷。《史记》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如实地呈现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在线状态,也展示了中国从多民族发展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态势。

在这种理念下,司马迁在书写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时,其历史眼光从遥远的过去开始,进而俯视现实。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小序中强调:"厥美帝功,万世载之。"正文中又写:"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或许有传说的成分,但司马迁力图从世系衍变和同源共祖的关系来说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如《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尽管汉、匈之间有冲突和战争,但追溯"先祖",却是同源。又如,司马迁在《东越列传》起首简要交代了闽越王、东海王的由来,云:"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对勾践的来历,司马迁写道:"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①这间接说明了东越的来历,而东越的历史自然也融会于黄帝以下的世系之中。在《西南夷列传》中,他强调了楚之先人曾为周文王师,故封于楚,而秦统一后楚之苗裔尚有"滇王",汉时西南夷中"唯滇复为宠王"。这表明在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楚与中原联系密切,从而成为西南夷之历史和现实的重要部分[7]75。可见,司马迁书写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十分关注周边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历史渊流。

在追溯"先祖"同源的背景下,正如条条江河归大海,中华民族如"大海",各民族如"条条江河"。从此,中国的民族结构,无论何朝何代,2000多年来都是多元一体的族群结构和一体多元的在线状态,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大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第二历史链的历史生态。今天,当我们追寻司马迁的思想轨迹和撰述思路时,仍然会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恢宏认识和其穿越历史时空的影响力[7]77。

总之,从《春秋》到《史记》,反映了中华民族从第一历史链到第二历史链的无缝对接、榫接相通的历史面貌与恢宏气象,从此打通了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血脉,而使中华民族"定于一"。《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对中华民族从第一历史链到第二历史链的相连性"一锤定音",不仅在中国史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深厚的历史根源与深远的历史影响,更是中华民族不曾中断的伟大记录,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渊源在史学上的最突出的彰显。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他陈述自己苟活的原因就是完成《史记》这部煌煌大著。这是一个有担当的历史学家的誓言。君子之誓,重过泰山,司马迁做到了。他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史记》就重如泰山,甚至比泰山还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