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香港文艺片叙事风格的嬗变

随着时代的更迭,文艺片逐渐受到大众的追捧,在各类型影片中迅速脱颖而出,这种介于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的影片类聚,在香港影坛也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叙事风格既和导演的技术选择有关,也和导演的世界观、历史观及电影的生产环境有关。①香港作为拥有独特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城市,在上个世纪末历经语言和国籍的转变后,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港人心中,引发了香港文艺片叙事手法和艺术表现形式的转变。

一.叙述主体向女性过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场电影"新浪潮"运动的风从法国吹到了香港。以许鞍华、谭家明等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导演受西方美学影响,甩开以往的民族包袱,勇于创新出带有浓郁的都市色彩,可以轻易地感受到"生活真实感"的叙事风格。而师从许鞍华的关锦鹏,在为众多"新浪潮"电影担任副导演后,也开始有了自己对电影独到的理解和认知。

女性主题似乎一直都是象喻性的: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是导致国破家亡的"红颜祸水",亦或是一个个被男性剥夺了话语权的角色。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女性的形象和话语权成了时代无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锦鹏被公认刻画女性"最虔诚、用力最深、成绩也最显著"的"女性导演",他用一颗同情而又细腻敏感的心拍出了女性三部曲《胭脂扣》、《人在纽约》、《阮玲玉》。②其中电影《胭脂扣》可谓是关锦鹏电影生涯一部里程碑的作品,也是受西方哲学影响下经典的"莎士比亚大悲剧"。关锦鹏采用倒叙和插叙相结合的叙事方法,没有通俗地讲述风尘女子和富家少爷的爱情纠葛,而是从女性的角度将剧情巧妙地辗转于今时往日、阴阳之间,讲述一段曾逝于时空之中的爱情:如花能否找到她的十二少,理想与现实,旧时代的爱情观和现在爱情观的撞击。本片虽只出现三个女性人物:如花、陈母、阿楚,但恰是这三个人足以涵盖女性角色的分类。影片中运用了许多展现话外空间的"镜中相",影片开始时,如花便是身着男装唱起越剧,对着镜子顾影自怜,导演运用"心理蒙太奇"对手法意在反射人物内心,表现出她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现实和幻象的迷茫。她在后来到人间苦苦找寻旧人踪影,深刻地反映出她对这份感情的坚贞与执着。不同年代的两对恋人,两种爱情方式,看似没有交集,却又在两个时代的平行对话间体现出流年变迁后人们不同的爱情生活状态。影片一连三次大张旗鼓地表现了十二少赠予如花礼物以表誓言和衷心,而袁永定送予阿楚一双实用的鞋作为礼物,片中是微微一笔带过,如此对比下,现代爱情显得简单随性些,两人不会为了对方迁就,更不会为对方轻易殉情。两个故事用了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来叙述。往昔的故事,意在渲染一种如梦如幻、似有若无的意境,画面以暖色调为主,运用一系列长镜头、景深镜头、变幻的光线等,辅之情绪音乐,更能烘托出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的环境;而现代的故事则是用较为常规的镜头语言拍摄来形成前后的对比。前者压倒性的叙事风格,将影片置于一种怀旧韵味。

导演关锦鹏对30年代怀旧氛围的痴迷,可从侧面反映出上世纪末面临回归的香港人对未来的恐慌和迷茫。在影片中,1997,一直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时间点。导演安排女主辗转于前生今世,也是借此来思考香港回归即将要面临意识形态的巨变,港人文化身份的自我认知,以及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世纪末的香港该何去何从。那时的香港人害怕眼前的美好和快乐稍纵即逝,害怕任何一种迷恋都将是枉然,所以纷纷及时行乐难以自拔。就好比如花次次抽中上上签,表面看似她可以和十二少幸福美满,实则却输给了红颜薄命和那琢磨不透的命数。小小胭脂扣贯穿影片始终,对十二少而言,不过是年少时送出去的一件礼物,却成了如花生生世世的执念。此片一出,便成了香港影坛为"女性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不知华语影坛是否还能再拍出这样的传奇爱情。

二.更加注重时空符号的意义

香港文艺片的另一位鬼才导演王家卫,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其多部创作于世纪之交的作品极具鲜明个人风格,以非线性"后现代"叙事结构式的外壳辅以"现代主义"的内在灵魂,既打破了类型片的桎梏,又赢得票房口碑双丰收。1994年的《重庆森林》是王家卫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确定他独特艺术风格的标志。《重庆森林》是典型的后现代二元叙事结构,具有两个灵活且自足的叙事单元,其特点在于有意淡化叙事、情节及物之间的关系,着重表达内在情绪,引发深邃思考。而更不同于以往传统香港影片的是,融入了意识流手法,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时空,时空是自由且跳跃的,强调时空观的叙事时间。时间的绵延性改变了可感知的时间,"拖延"的时间不仅表达出生活本身的散乱,同时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故事戏剧的冲突。③时间观念一直存在于影片的始终。影片刚开头便出现了电子表来记录时间,何志武的一句独白,将两个人物金发女和阿武联系在了一起,而影片中段运用同样手法,巧妙地将两个时空进行转换。影片定格,"六个钟头后,她喜欢了另外一个男人",影片恢复正常叙事。阿菲和阿武是偶然相遇,见面不识所以用定格强调,"六个钟头……"后阿武声音先入,其次才是画面。"六个钟头"虽是具体的时间段,但对于观众来说是未知与模糊的概念,而就在这时,影片恢复正常。这种安排取消了明显的时间跨度,使相对的时间观念绝对化,此带入时间概念的声画组合里,体现了导演对时间的理解。影片反复提到的"5月1日",对于阿武来说是他的生日也是他承认感情到期的日子;对于金发女来说那是她找回印度人的最后期限;对于观众来说,它是凤梨罐头上印的保质期;导演利用抽帧使时间断开,从而进行思维上的绵延,营造一个虚无时空的世界,这种无形的时空叙事美学,使观者摆脱常规时序的束缚,体现了一种自由、不羁的精神。

除叙事结构外,王氏电影的镜头语言总带有浓烈"后现代"风,影片用快切、升格、摇晃跟拍等技巧,营造一种眩晕感,这其实是折射出人物内心虚幻、漂浮不定以及躁动的内心世界;用红色、蓝色交相变影射现代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重庆森林》展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人与都市之间的情感关系变化。④和《重庆森林》手法类似的是同出于王家卫之手的《春光乍泄》、《花样年华》。仍然注重时间的推移、叙事散散淡淡、没有鲜明的因果情节,或是运用画外独白来推动整体故事发展,亦或是在狭小、幽闭的空间里用冷、暗的影调折射人物深层次的内心世界。这三部电影,无论是"都市邂逅"、"同性恋"题材、或是"婚外情",其主人公大多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时常被视为历经人生波折、带有时代症候的特殊群体。在世纪之交、香港面临回归之际,港人辗转于自我身份的茫然未知与自我价值的选择中受到冲击。冷漠、焦灼、伪装等惯用情愫,来填补俗世男女缠绵悱恻的内心世界,表现现实的浮躁,人们内心的杂乱。

三.由线性叙事转变为非线性叙事

电影是一门时空艺术,线性叙事是最传统的叙事方式,以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形式来叙述影片。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一律"戏剧结构,至今仍被众多电影导演所奉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与大众电影形式多样化,成了全球性的潮流。《故事》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定义:"如果一个故事的叙事顺序被安排在随意跳跃的时间轴上,时间的连续性模糊暧昧,导致观影者无从判定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这便是非线性叙事结构下的影片。"⑤非线性叙事可以更为灵活地融入特效、蒙太奇剪接、颜色的变幻等,使影片在叙述故事之余将意境与技术完美结合,为电影叙事学注入新鲜血液。

2005年,文艺歌舞电影《如果.爱》登上大陆和港岛影坛,这是香港导演陈可辛进军内地的第一次尝试。影片运用非线性套层叙事结构,"戏中戏"与"戏外戏"的多样化创作,故事中的人物既是角色又承担了演员这一双重叙事者的职能,使观者的思绪在过去与现在间游走。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看得懂电影,还专门设置了池珍熙这个的角色贯穿全剧,他是作家、司机、群演,是他打开众人记忆的闸门,让众人纷纷在回忆中醒来:孙纳所不记得的过去,聂文对电影最初的梦想。影片开始池珍熙扮演的作家作为第三人称的叙述者,用内心独白引导观众的视线的转移,使影片的脉络变得明晰。影片一直游走于过去和现在,把过去已发生的故事和现在的时间相互交叉进行。"闪回"的运用机会贯穿整部影片,影片在跨度十年的时间轴上讲述故事,十年前和十年后依次交叉进行。从记者招待会开始,不断用"闪回"的回忆方式讲述十年前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当大家正在为这对纯情的男女所动容时,"闪回"又将观众的视线拉到舞台剧的表演中。香港男明星林见东和大陆女星孙纳在十年前是一对旧情人,十年后因为导演聂文的新片,他们搭档扮演情侣,这种时空交错式的结构,在打破常规线性叙事顺序的同时,将过去时空、舞台时空、现实时空来回转化,表现了导演对常规叙事结构的突破。影片对画面处理的也非常到位。林见东与孙纳在冰上相拥,镜头不断地拉远,好像在娓娓道来着对过去的怀念和现实的无奈;林见东回忆自己十年前遭到背叛时的水下镜头极见功夫,刹那间声音消失,画面一步一步变得黑暗,在完全黑场的时候落水声先入,水中林见东不知所措的挣扎,猛然间又被拉回现实,那种锥心的痛苦,内心坠入般深渊的失落,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得到。影片最后孙纳到底选择了谁,成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为观众留下遐想的空间。

电影评论家巴拉兹曾说:"没有一部艺术作品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艺术家的个性、他的阶级意识、他的民族的传统以及他时代爱好,因此,没有一部艺术作品没有风格。"⑥这部电影的确体现了陈可辛导演在多语共存的语境中力求商业与艺术共赢的创作风格。这部电影是香港和大陆基于共同的文化底蕴下创作的,上个世纪许多香港导演很排斥与内地的合作,但随着香港回归与新世纪的到来,时代在改变,人们的思想也更开明,陈可辛导演与《如果爱》就是成功的典范,希望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华语电影可以拥有更辉煌的明天。

回首香港文艺电影数十年的发展历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严谨,又融入法国新浪潮的松散,在香港电影紧凑的叙事结构与跌宕起伏的情节铺设中组织的天衣无缝,它们带给观众强烈的开放与自由,无论从形式、内容及香港电影所想表达的人文精神,都一步步印证了香港导演对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的思考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