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蒂小说文本的戏剧化书写

尤多拉·韦尔蒂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第二代女作家,创作生涯跨越近半个世纪。处在传统文学与后现代叙事叠交时期的韦尔蒂希望摆脱现实主义的窠臼,有意识地消解作为创作者的权威,构建了对话、独立、开放的文本世界,赋予文本后现代小说的互文性特征。作为小说戏剧化书写的实验探索,韦尔蒂试图消解作者把控一切的权威性,尊重文本的独立性和开放性,赋予读者通过个人的态度和经验来阐释文本的权利和自由,在读者和文本之间建立互动对话关系。韦尔蒂的长篇故事摒弃了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逻辑,通过在固定的空间转换叙事线索、叙事视角以及意识流动等创作手法,将多个场景拼贴在一起,在时间的横剖面上立体呈现历时维度中记忆的故事,使整个文本具有戏剧化剧场效应,实现了小说艺术与戏剧表现手法的互文对话。

一.非人格化的戏剧审美体现

路易斯·韦斯特林认为:"韦尔蒂和奥康纳都运用了反叙事的写作手法来描述家族式的南方生活。"［1］他们在写作上尝试了后现代小说中的"反叙事"手法来开展写作实验。所谓的"反叙事"是在叙事范畴之内的概念。反叙事不是不叙事,而是不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叙事。韦尔蒂将这种试验作为作家所肩负的艺术使命,她指出,"艺术家如果不想在精神上、理念上和身体上脱离熟悉环境,那么这是一种精神上怯懦或者创作面临枯竭的表现,因为熟悉的一切会变成一种霸权的力量,阻碍艺术家创新。"［2］因此,韦尔蒂一方面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写实的优良传统,注重对自然生活如实而自然的描述,另一方面开始了后现代技法的创新,在叙事声音、小说场景、淡化情节、人物和行动的关系以及小说的舞台戏剧化效果上,对小说与戏剧艺术的融合进行探索。

如何使小说具备戏剧艺术那样的直观性和客观性特征,是许多现代作家和后现代作家开展写作实验的有效尝试,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低全知视角的叙事声音是比较有限的做法。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人和小说戏剧化的先驱亨利詹姆斯"反对小说家事无巨细地向读者交代小说中的一切,而是提倡一种客观的叙述方法,采用故事中人物的感官意识来限定叙述信息,使小说叙事具有生活真实性和戏剧效果"［3］。福楼拜则推崇"非人格化叙事",认为"小说家必须像上帝一样,从不出现在作品中而同时又让读者感到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并且无所不为"。韦尔蒂认为她正是受到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一书的启发,而赋予作品独立性,让作品中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这种超然的艺术态度使韦尔蒂通过戏剧化叙事赋予了文本反叙事的后现代文本特征。

韦尔蒂打破了小说和戏剧体裁的界限,在小说文本中加入大量的戏剧性元素。戏剧化书写使小说中的人物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人格特征,让读者找不到体现创作者本人的观点和态度,韦尔蒂退居到舞台的背后,或者同读者一起作为旁观者观看人物出场、"好戏"上演。韦尔蒂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角洲的婚礼》中,有对女性心理活动的意识流描写,读者还可以看到作者观察人物的痕迹。第二部小说《庞德的心》则采用了独白性戏剧化叙事。而到了创作巅峰时期的作品《败仗》则更为彻底,她不仅放弃了对人物意识的描写,只留下对话和行动,为人物的自我表现打造了具有戏剧特点的舞台效果。

二.浓缩时空的舞台效果

小说和戏剧都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传统小说以线性叙事为主要线索,将与人物相关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逐步进行叙述或描写。而戏剧创作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演员的表演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节直接展示给观众。韦尔蒂浓缩的时空艺术使小说情节和人物展示的过程犹如戏剧一样的直接。她注重营造人物出场的效果和氛围,使读者的阅读体验就如同在观看戏剧一般。小说《败仗》中整个故事和人物的展现主要集中在四个地点:让弗家的老宅、柯利斯的商店、伯纳村山顶和伯纳村的墓地。叙事时间也高度集中:八月炎热的两天和一夜。韦尔蒂为《三角洲的婚礼》设定的时间非常短暂,从九岁的小女孩罗拉来到贝丘到费尔柴尔德一家为二女儿戴布尼筹办婚礼前后。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贝丘费尔柴尔德家族的老宅和种植园。《金苹果》的时间跨度虽然较大,但是韦尔蒂通过不同人物叙事视角的转换拼贴了七个碎片化的事件,在叙事视角、叙事距离和叙事节奏上明显具有"剪辑拼合"的表现主义戏剧化倾向。每一个故事单独形成一幕戏剧,时间、地点、人物、行动和语言高度统一,在故事转换的同时将故事推向结尾的高潮。这部作品实现了小说文本和戏剧文本之间的碰撞,将传统讲故事的方式用戏剧文本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具体故事的演绎中,有一条主线统领全文,即摩纳哥镇两代"漫游者"自我放逐的出走与回归的故事,期间穿插着少年的成长故事、边缘人对理想的执著、个体对群体的抗争,整个文本呈现一种多声部复调小说的效果。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情景安排的合理性进行了因果律的阐述,他认为,"诗人在安排情节,用言词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应竭力把剧中情景摆在前面,唯有这样,才能看得清清楚楚,仿佛置身于发生事件的现场中,才能作出适当的处理,绝不至于疏忽其中的矛盾"［4］。韦尔蒂对小说中的情景描述直接而具体,具有整体一致的时空统一效果,从开头到结尾维持着戏剧般的舞台充实感。韦尔蒂非常重视人物的出场效果,为行动、语言和环境等因素进行了缜密的设计,使读者对于小说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同生活中的感知一致。小说文本具有舞台观看的既视感,比如韦尔蒂对《败仗》中杰克这个核心人物的出场进行了浓墨重彩的铺垫。韦尔蒂在开篇用细腻的笔触不厌其烦地介绍了让弗家的环境:祖屋、院子里的狗、山核桃树、停在院里的老校车,读者直接看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接着小说开始描述沃恩大家族的子孙们从各个地方纷至沓来,随着新旧人物交替出场,众人开始在嘈杂的闲聊中不断提及小说的核心人物杰克,大家开始在回忆中赞美杰克的种种英雄式行为,期盼着杰克的归来。在这样的气氛渲染中,韦尔蒂制造了传奇人物杰克出场的戏剧性悬念,读者像看戏的观众一样,被拽入了与小说人物一起等待杰克出场的行列。他们已经感到杰克咄咄逼人的气势,对即将出现的紧张场面怀着期待甚至是恐惧。韦尔蒂制造出一声枪响宣告主人公的归来

杰克的出场给读者在视觉、听觉方面带来了感官上强烈而直接的冲击,高度凝练的动作、语言和气氛使主人公的出场极富戏剧的夸张性和表现力,集中统一的戏剧化出场效果,伴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变化使小说在结构上具有跨文体的戏剧性效果。从整个故事的结构上看,它具备戏剧性小说的形式美感。语言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为故事在情节方面带来种种"突转",这种极富变化的戏剧性张力给小说故事铺陈的发展带来源发性动力,事件的突转带来悬念,读者的阅读期待和阅读视野不断被刷新。作者制造的悬念以传统小说倒叙或者插叙的叙事方式揭开,故事在导向结局的过程中全景式地展示了小说人物的生活图景。

三.行动和对话的戏剧表现张力

黑格尔在《美学》中曾试图对戏剧性做出定义:"真正的戏剧性在于剧中人物自己说出在各种旨趣的斗争以及人物性格和情欲的分裂之中的心事话。正是这种话中抒情诗和史诗的两种不同的因素可以渗透到戏剧里面而达到真正的和解。"［5］也就是说,戏剧性的本质就在于作者尊重故事中人物的独立性,让人物有机会展现其内心世界。小说中人物的所言和所为不应该按照作家的意志而转移,而应该拥有属于人物自己的"话语权"。一部伟大的作品可以包罗众多不同的人物,并成功地呈现这些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气质,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作家表现众生百态的任务。在创作的巅峰时期,韦尔蒂对自己的创作方式与作品中人物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反思,她认为自己只注重人物感受的内部表达,而忽视了人物的外部表现。因此,她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我知道自己一直沉湎于创作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故事,专注于人物对各种事情和经历的痛苦感受,我一直在讲述他们心里所想的而不是讲述他们所做的。于是,为了对自己的创作来一次革新,我决定以新的形式来写小说,看看我能否像戏剧那样从外部把身边的一切表达出来,因为小说中全是行动和对话,所以我不知道它是否将会是一部小说。"［6］这次革新的结果推动韦尔蒂从人物意识的描写和刻画的窠臼中摆脱出来,用一种全新的具有客观性和戏剧性的方式创作了《败仗》,这一创作方式的关键就在于从外部书写人物的行动和对话,使文本呈现戏剧化的反叙事效果。

韦尔蒂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行动是具有多种效应的表现载体,人物的内心行动和外部行动不仅能够反映人物的性格,还可以激起剧中人物的回应,使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发生变化。同时,读者在阅读人物行为和语言的变化中直观地"看到"故事。正如卢伯克曾在《小说技巧》中总结的亨利詹姆斯小说戏剧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即倡导小说家隐退到故事人物背后,通过连续使用或者变换故事内的人物视点、场景系统、缩短线条等方法使读者能够直接'看到'故事"［7］。这也正是韦尔蒂赋予人物主体独立性的多重目的。然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使人物通过动作和语言充分展现自己的性格特点。在韦尔蒂笔下,无论是血肉丰满的圆形人物,还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性扁平人物,都可以呈现出自己的"自觉性"。韦尔蒂说过热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这些人物是生活中最普通而平常的人物,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们有着各自的烦恼,有着难以克服的性格缺陷。但是作为认识世界的主体,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感受和改变生活。动作能够将他们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清楚地表达出来,而最为复杂和深刻的内心世界也可以通过动作和语言的结合获得最大限度的表现。

以《败仗》中众多戏剧化场景中的一幕为例。在祖母生日聚会结束的第二天清晨,为了解救穆迪法官在博纳顶上抛锚的汽车,杰克和妻子格劳瑞亚以及母亲在大雨中赶到到伯纳顶。正当杰克推车失败束手无策时,恰巧唯利是图的商人柯利刚好开着卡车路过,杰克请其帮忙。柯利趁火打劫,索要费用,杰克和柯利这对敌对的老冤家一起合作拉车。为了保持卡车和别克车的平衡,他把自己绑在穆迪的车上,后面还跟着校车和沃恩家的骡子。因道路不畅,后面还跟来了送信的车、送冰的车。在大雨中,仇敌、亲人、朋友和旁观者与困在山顶的卡车相遇在一起,这样意外的交通拥堵场面"就像六月的金龟子要被食蚁虫拖回家当晚餐,后面还跟着黄色蝴蝶和一对蚂蚁""一个制约着一个,一个监管者一个。"《败仗》这样的物理关系表征了小说人物在关系上的制约,个体之间充满矛盾而又彼此依存的复杂关系。这些人物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的位置关系实际上代表不同人物的社会站位。人物此起彼伏地发声并伴随着肢体上的动作,热闹的场面为人物体现自己的特点提供了登上舞台的机会。无论是戏剧冲突中的主角,还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都在行动和对话中表现了自己,每一个人物的言行都让读者看到了其存在的价值。人物的动作和语言不仅使小说文本具有戏剧观赏的直接性,还可以使读者在滑稽、幽默和轻松氛围中体味不同人生的百样姿态。

四.结语

韦尔蒂在思潮演变的过程中坚守了现实主义写实的传统,并在早期创作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回归,并且在后期的长篇创作中探索了对中心和理性的颠覆,在文学体裁、表现技法和叙事模式上试图对小说、戏剧、诗歌等形式边界进行突破和融合,将话语模仿演绎到极致。她试图站在作品的背后,抹掉叙事主体最后的痕迹。我国学者冉东平认为:"西方现代戏剧的叙事范式是伴随着整个西方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型开始形成的,叙事范式的转变成为西方现代戏剧生成的先决条件。"［8］与戏剧体裁的创新如出一辙,小说也在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涌动中丰富和融合包括戏剧在内的多种叙事模式。当20世纪的小说家们在追求现代小说的全面解放时,作者的主体地位让位于人物客观及真切的表达,韦尔蒂通过对人物行动的直观展示代替了对人物的描述,而人物间的对话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手段,在内容和形式上赋予小说戏剧化的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