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所见，亦所知——读《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中国古代木刻画历史悠久、价值深厚。相较于美术史当中卷轴画、石窟造像和墓葬壁画等学科在历史书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关版画史的著述数量不多，读者对其关注度也不是很高。即便如此，有一些经典书籍仍值得重读和回味，郑振铎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便是其中之一。

一、以民族之志为书写初衷

郑振铎笔名西谛，系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史家和收藏家。《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是他将自己半生所得的实物资料整理后所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木刻画史的巨著。木刻画又被称为版画，古称为梨枣图画，是以木板为材料刻印的图案，常用于各类书籍插图或图谱当中，在中国有着辉煌的成就和历史。郑振铎先生很早就已意识到木刻画研究的重要性，这一点在1927年《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插图之话》一文已有初步论述。在此后艰难岁月的收书过程中，随着木刻画日渐丰富，他愈发感受到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深厚价值，渐渐地开始潜心钻研。郑振铎先生对他所搜集的木刻画，不论是海内外的珍本、孤本，还是随手可得的普通古本，都视若珍宝。正是出于对古代版画作品的珍爱与保护，他暗暗立誓要编写一部真正的中国古代版画通史。正如他在《劫中得书记》一书序中所言：“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筚路蓝缕三十年而磨一剑，是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代梨枣图画深刻理解的诠释与体现。作者将其搜集的木刻画进行整理，考释源流，钩沉拾遗，以简短精湛之语勾勒了中国古代版画发展的历史面貌。该书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酝酿，几经周折，几度搁置，历经三十余年终付梓，1985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首次出版，系《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一函九册的内容之一。该书蕴含了郑振铎先生一生之心血，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填补了中国古代木刻画史上的学术空白。近年来，经过上海书店出版社多次重印再版，《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已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木刻画的经典书籍，在中国古版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脉络清晰的逻辑架构

“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春之草”，郑振铎先生曾这样形容中国绘画的发展，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木刻画。关于中国版画的历史进程，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中分析得颇为翔实。该书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以868年王玠施刻本《金刚经》扉画为起始，经宋元至明清，以作者穷其一身所获版画实物材料为依据，对每一时代版画的特点进行了深刻的解读。该书引人注目之处颇多，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写作结构上，郑振铎先生既兼顾历史的演进，又重视各题材内容的发展理路。《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全书共分十二个部分。从框架上看，作者对整个木刻画史的安排显然经过一番细致的考量，通过历代的梳理揭示了木刻画生成、发展、繁荣至衰微的历程。在体例上，该书面面俱到，又兼顾重点，不因某个时间段的实物稀缺，就轻视对待或一笔略过。例如，早期木刻画的论述中虽然以公元9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的作品为主，但是为便于理解木刻画这一劳动人民创造的智慧结晶，郑振铎先生首先探讨了木刻画起源的问题。由于早期实物材料的匮乏，作者难以对其产生的具体年代做出详细的判断，但是根据木刻画绘图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其年代仍有据可循。从文献材料看，木刻画的产生可追溯到印刷术的发明。由于纸质实物不便于保存，早期的木刻画多已难寻，故而其原始面貌也无从知晓。自唐代开始，不断有零星的材料被发现，宋元时期渐趋增多，明清时期更甚。在探寻木刻画起源的问题上，作者从雕刻的技法上追本溯源，将同源异体的汉代石刻画像作为木刻画的开始进行讨论，而非单刀直入地就图分析。郑振铎先生也不因某一时期实物数量丰富就泛泛而谈。在中国木刻画史上，明代的版刻作品成就突出，数量最多。作者通过五个章节，根据时代特点分为明初、万历和明末三个阶段进行论述，之后又择其瞩目之处探讨了徽派木刻画以及明代出现的彩色木刻画。可以说，郑振铎先生在勾勒古代木刻画史的图景上，将图、史、论完美融合，引人深思。

在版画的内容上，郑振铎先生掌握了十分全面的实物资料，并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书中山经地志、宗教、小说和戏曲兼收并蓄。作者在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刻解读的同时，不忘将其放入整个历史中进行宏观观照。这也是史学书写与图录汇编最大的不同。其中，郑振铎先生十分注意对转折时期木刻画内在发展逻辑的关注。以宋元木刻画为例，木刻画的真正发展始于宋元时期。自宋以来，木刻画题材与数量开始逐渐增多，除唐代较为常见的宗教画继续有刊刻外，一些书籍当中也附有插图，具体涉及经、子、医疗、考古和戏曲等门类。可以说，题材上不断丰富，版式上积极求变，这些都体现了木刻画的进取之势。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却经历了宋元漫长的发展历程。郑振铎先生很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时间段在版画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所以，在作品分析之余做了进一步的归纳，指出从宋到元木刻画的继承关系，以及存在的差别。这样一来使读者能够充分了解宋金的最大特点为木刻画此时期形成了两大系统，即宋时以杭州、建安为中心的南方系，金代以燕京和平阳府为中心的北方系。这也是木刻画从唐代之后开始逐渐繁荣的一个写照。郑振铎先生还注意地域、流派与风格在木刻画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比如，福建中部的建安版画元代时异军突起，即使地缘偏僻，也能行销全国。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郑振铎先生则认为与当时天下一家、经济繁荣有关。由此，我们足见建安版画的刻工在版式与技艺上是极富有创见力的，否则难以引领风骚。又如，明代南方地区的金陵、安徽、苏州、杭州、福建，北方的北京等刊刻重地异常活跃，是当时推动木刻画兴盛的重要力量，其中，像福建、金陵、安徽三地所刻版画风格独特，堪称那个时代的典范。此外，郑振铎先生还特别注意到木刻画家在木刻画史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例如，对徽州黄氏、汪氏、刘氏等刻工的论述，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创作主体在木刻画刻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刻工史料的揭示也为木刻画史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维度。总的来说，郑振铎先生对古代木刻画内容的理解是深刻而又全面的，这种建立在广阔视野上的思考方式，也正是该书成为经典的意义所在。

在研究视角上，郑振铎先生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察角度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同时又注重艺术风格的分析和文献材料的引证。他从新史学研究的视角对木刻画进行层层剥离，剖析其艺术价值，不仅帮助普通读者深入了解木刻画史，而且对研究者也有很大的助益。20世纪初期，梁启超就提出了改革旧史学的主张。郑振铎先生在绘画史籍极其缺少、版画史又近乎空白的情况下，对木刻画历史的撰写有自己深刻的思考。不同于卷轴画之类的雅玩，木刻画长久以来被看作艺术的附庸。然而，这些跨越千年的作品在郑振铎先生看来是优秀的民族艺术遗产，并非低俗之物。关于这一点，他在绪言中就直接强调了木刻画是劳动人民的艺术，有独立性，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思考和认知，将木刻画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上升到了学术性的理论高度。郑振铎先生对木刻画家、年画的剖析使我们对木刻画有了全新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先生在全书最后一部分介绍的年画也别有深意，因为年画植根于民间，由人民创造。他指出掌握在劳动人民之手的艺术才是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才会永存永生。因此，郑振铎先生对中国木刻画史的研究是以广大读者为出发点的，是以一种宏大的视角在书写，“他用许多史料切切实实地证明千百年来我国木刻画家、雕版工人和印刷工人的不朽功绩；也证明中国版画从它创始之日起，就和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热爱生活，表现人间，形成中国版画历史的优秀传统和鲜明特色”。由此可见，郑振铎先生对木刻画的世界观是朴素的，是以体悟劳动大众所创造的美为己任，这也是《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所蕴含的重要精髓之一。

三、启示与省思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以史论互为经纬，以图文立其骨架，虽然略显传统，但是仍为艺术史的写作提供了参考。该书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阅读起来通俗而不浅显，深刻而不拗涩。作者虽然从作品分析入手，但并非仅限于表层的简单描绘，而是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揭示其价值与深意，其中诸多观点具有启发性。比如，作者对徽派木刻画家黄氏一族的详细稽考，成为认知徽派木刻画成就的关键，对后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木刻画工这一群体极具启发意义。当然，书中也留下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思考的议题，比如，万历时期，金陵派小说、戏曲插图与刘龙田本《西厢记》的关系；为何在明初以木刻画为中心的北京却在万历时期陷入沉寂；明末吴郡派的小说插图为何会出现苟简急于成书的通病等。除此之外，作者在对木刻画作品分析的同时，还力求作品信息的完整，书中内容绝大部分附有插图，并且都在文末有注释。这既是出于学术严谨的考虑，也是基于读者视角的阅读关怀。值得一提的是，注释占据了全书的一半，内容颇具史料价值，值得深入挖掘郑振铎先生的《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以亲见实物和史料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古代版画。这是从事艺术图像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留给我们的又一启示，即要通过调查获取第一手材料。中国古代版画史属美术史当中的专门史，对研究者看图、读图能力要求极高。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需要掌握大量的实物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如果没有充分审视材料，研究者就无法对采用的研究方法做出明确的定位，更无从对风格与时代进行判断。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中，郑振铎先生曾多次提及搜集版画的种种经历，废寝忘食，不畏寒暑。这也告诉我们掌握材料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版画材料的特殊性，往往属图书馆或私人收藏的珍本难以获取，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可喜的是，相继出版的图录汇编书籍解决了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愈来愈向着精细的专业方向拓展。作为专门史，版画史的研究与建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无论是通史著述、图录汇编，还是个案研究都有成果问世。国内学者在版画的研究上亦做出了许多努力，为版画史研究拓宽了视域。于此同时，我国古代木刻画的研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我国对古版画的关注度亟待提高。当下，丰富的实物材料与屈指可数的研究著述已经凸显了当前学术界对版画研究的不足。其次，我国对古版画价值的认识亟须提升。我国古代的木刻画虽然未成为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备受推崇的画种，但是也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产生了广泛影响，值得深入挖掘。最后，我国对古代版画研究的视角亟须拓展。随着近年来美术史研究在方法上的不断突破，研究者有必要对古代版画从传播学、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等角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案研究，提出更多具有深度的见解。木刻画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郑振铎先生的著作是版画史著述的奠基之作。学术研究需要开拓者，更需要后生薪火相传，不忘前贤，重温经典。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我们只要努力地执起耒耜来耕种，便不会有‘无收获’的工作”。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是中国近代以来研究古代版画无法绕过的一部重要书籍，值得细读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