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金庸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文化中的“成人童话”，虽然一直备受普通大众的喜爱，但却终被阳春白雪之士认为是 “俗文学”，其因在于，武侠故事的结构通常都非常简单，即使是在小说家眼里，其行文亦属于“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难登大雅之堂。

武侠小说通常描写的是一些身怀武功绝技的侠客义士，除暴安良、锄强扶弱的故事。立意简单，一般为惩恶扬善，背后并无深远立意，只是仅仅寄托了市井百姓对朴素正义和安稳日子的向往，满足普通大众的英雄主义情结，断不能与《战争与和平》这种能够全面还原世界原貌、反映某一时段社会生活的伟大小说同桌而论。

不仅如此，武侠小说有时又被认为是暴力的鼓吹者，充斥在故事情节中的侠义和复仇观念，既不符合古代统治者的统治利益，也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相悖。而故事情节中，大量的一言不合即以命相搏的武斗描写，还让不少青少年心驰神往，较小的孩子会在与伙伴的比试中，大喊着名称，亮出心中崇拜的侠客的招牌动作；稍大的孩子会在每一个夜晚，心中涌出打包行囊，北上少林寺的冲动，幻想能练就一身本领，独霸天下。武侠小说因此被不少人诟病为毒害青少年的毒瘤，认为武侠小说立意浅薄，甚至还传导了不健康的价值观。

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可谓打破了这一现状。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小说相较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而言，已然极大超越了传统的通俗武侠文学而成为了文学经典，这种超越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丝丝入扣、不落窠臼的故事情节，充沛而细腻的人物情感和超越时空的民族情怀。

武侠小说的情节自然离不开“武斗”。而传统武侠小说中的武斗描写通常是种一板一眼、一来一往、一拳一掌的单调写法，笔法多用白描与侧写，即使情节稍为丰富，亦难以引起读者共鸣，正是这种写法导致了传统武侠小说情节单薄，被人诟病传递带有社会暴乱气息的价值观。反观金庸笔下的武斗描写，可谓是一种艺术全面创造，仅其笔下的武技，就脱胎自儒、释、道、墨、法、名、杂、农、纵横、阴阳三教九流，覆盖剑、刀、枪、鞭、索、掌、箭、气各式兵器招法，杂糅了政治、历史、宗教、哲学、艺术、地理、风俗、志怪等诸多要素，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与艺术气息。在承载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不仅自然而恰当地丰富了作品的情节和内涵，还给读者带来了极高的审美享受。

同时，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虚实结合，简直无懈可击。金庸先生以自身广阔的学识与宏大的眼光，将虚构人物、虚构的情节严丝合缝地嵌入历史上真实的时代背景，将飞天遁地的武侠故事在真实的历史时刻合情合理地叙述出来。读者阅读金庸先生的作品时，首先是走进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靖康之耻，郭靖与杨康背负着相同的国仇家恨，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在这个世界里，统一金国完颜阿骨打是萧峰的结拜兄弟，大理王段誉怀藏六脉绝技游历中原武林，袁崇焕的儿子成为武林盟主助李自成攻破北京，康熙大帝的好朋友是天地会的卧底韦小宝；在这个世界里，有东泰西华南衡北恒中嵩五岳，五岳剑派是不是真的同气连枝，少林寺是不是真的武林至尊？当你随着情节逐步深入，发现历史事件在江湖中也有巨大影响，不禁会心一笑；发现历史人物与小说人物，或称兄道弟，或斗智斗勇，不禁拍案叫绝。读者忍不住畅想：“那时候，真的有萧峰，有杨过，也有韦小宝吧？那时候，真的有萧峰，有杨过，也有韦小宝，就太好了！”

除了与历史的结合，情节的丝丝入扣、跌宕起伏也是一大亮点。故事往往发生在平平无奇——正如秉烛夜读的我们一样——的小子身上，主角初入江湖，懵懵懂懂，敌人强大。有时因坠入悬崖，有时因深山遇仙，有时因故人亲缘，唤醒异禀天赋，习得旷世奇功；有时是漠北狂沙中，有时是在小楼水榭旁，有时是市井酒楼内，邂逅仙侣佳人。之后，江湖冒险，行侠仗义，护家卫国，终成一代大师。再之后，功成身退，隐居江湖。我们读得累了，抬眼看向远方，远处郁郁葱葱的的竹林深处，翩翩然走出来一个少年，短打劲装，长靴束发，意气风发，一身正气，清亮的眸中闪过自信和狡黠，口中默念剑诀，一手背在身后，仔细看，是一柄四尺长剑，蓄势待发，人如剑，剑如人，正欲仗剑天涯。那少年，似张无忌，似令狐冲，似杨过，似袁承志，似我们自己。

情节是小说的躯干，情感是小说丰腴的肉身。金庸先生的作品不仅情节丰富内涵丰厚，更是在情节的骨架下，滋养出一个又一个绚丽多姿的情感世界。传统武侠小说的通常编织一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对于故事人物的情感刻画往往苍白。而金庸小说完成了一次小小的革新，即让自己的小说演绎人性而非演绎故事。正是由于金庸小说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和刻画，在一幅幅人性交织演绎下的情感也才能格外细腻动人。

金庸的武侠世界里除了“仁义”，还有情，是饱满鲜活的友情、亲情和爱情。段誉、萧峰、虚竹之间，跨过民族国家、阶级身份的兄弟情；郭靖、杨过之间，超越杀父之仇的“父子情”；张无忌、赵敏、周芷若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之情。这些情感久久盘旋在读者脑中，让人为之魂牵梦绕。

金庸小说中的情感贯穿于它跌宕起伏的情节之中。如韦小宝与康熙一次次的遭遇危机又逐一化解，鳌拜、神龙教、吴三桂、罗刹国，一次次的左右为难又涉险周全，随着二人友情的逐步深入又趋于复杂，二人心中关于“你爱我到底有多深、你待我到底有多真”的追问似乎也一步步抓紧读者的心，逼迫读者跟着人物去探求内心最真实的自己。杨过与小龙女本该神仙眷侣，但却分分合合，好不容易解除误会却又不得不忍受十六年的生死别离，激愤又无奈，随着情节的展开，各种矛盾与外部世界的影响，使人物的情感处于充沛而压抑的状态，满心的真情实意却无处安放。书外读者也是身处水深火热一般。情感在情节的发展下不断上升累积，最后到结尾得到大爆发，读者也跟着长舒了一口气。金庸先生就是这样牵着每一个读者的心，一旦翻开，谁又舍得放下？

情节与情感的融合，组成了故事的血肉，而情怀则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灵魂，正是三者交织，才让故事的一字一句，都能够牵动读者的身心。金庸先生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特殊时期的动荡，从小又深受儒释道等传统经典文化的熏陶和感染，较之一般人，多了一层“海阔天空”的胸襟。他写儿女情长，写英雄气短，但他还写国仇家恨，写民族大义，写复兴中华，引人深思更让读者为之动容。

金庸笔下人物，如同他自己，无时无刻不透露着那一份深沉的爱国情怀。侠之小者，安身立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当提三尺剑，不负儿郎身。忠如郭靖，生长于蒙古，最后却把生命献给了襄阳，以身殉国；义如乔峰，武功震古烁今，但处于宋辽争端之间，身负汉契民族大义，无法抉择，只得自杀；侠如杨过，苟活于市井，喂养于天地，但秉持正直之心，练成神功之后，造福百姓，成为神雕大侠。在其十五部小说中，将人的情怀展现到一个新的境界，其中的巅峰，非郭靖和韦小宝莫属。

郭靖，一介布衣，出生在沦陷区，与铁木真的几位王子结成深厚的友谊，差点还成了蒙古的金刀驸马。他虽木讷，但内心正直，所谓大智若愚，跌跌撞撞习得绝世武功。获得了武穆遗书后，不仅知晓兵法，也继承了武穆遗志，心系民族，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展现了伟大的民族情怀。苦守襄阳孤城数载，最终与黄蓉夫妇二人舍弃个人与家庭的小幸福，以微薄的力量保护身后的百姓，选择与襄阳城共存亡，城破之日，双双殉国。

英雄不论出身高低，爱国不分位份贵贱。如果说郭大侠是名门之后，又有名校名师的精英教育背景，他根正苗红，保家卫国，天命使然，那么市井混混韦小宝的爱国之情则无法指谪。他狡诈、耍泼、贪财、好色，虽成为康熙的眼前红人，享尽荣华，日渐富贵，他身上的小市民特点也丝毫没有减退。他从小受市井茶馆间说书故事的熏陶，朴素的家国情怀已根植于内心，加之师父陈近南为了民族大计，以身作则，不弃小宝出生卑微，谆谆教诲、和小宝渐生的父子情谊，影响了小宝，因此韦小宝在多次忠义两难的抉择和内心交锋中，最终让守住了底线，作出了为了民族的正确选择，最终全身而退。

正如《鹿鼎记》中，康熙自评：“我做中国皇帝，虽然比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又不敢来犯边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们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这段话正是金庸在小说创作中表达其民族观、国家观的最好体现。

人物的命运似乎是角色自己的选择，更似在时代背景下被推动着前进，但其实是作者力透纸背的内心价值取向。民族国家，江湖侠义，儿女私情，杂糅在一起，金庸先生从不同人物的口中说出他内心的台词。甚至在那些看似荒诞不起眼的小细节如“珍宝岛”、“钓鱼岛”中，都若隐若现地闪烁着金庸先生深沉的家国情怀。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风景，打破了以前武侠小说只能作为“俗文学”的格局。此处三情并不足以涵释金庸小说的全部精华，但想说明的是，金庸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和历史功底，通过曲折的情节、充沛的人物情感、恢弘的情怀，用不甚深，亦不甚俗的文字，极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地位，这种提升正是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的超越和贡献，寻常作品，只怕难以在文化和历史方面匹敌，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亦难有将情节、情感和情怀结合得如此之好的作品。

纵览金庸先生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为何如此。生于书香门弟，长于战乱时期，饱读诗书的大雅文人，因政治和转正原因被迫前往港岛，为了生计不得不写那些市井小民喜爱的离奇暴力的爱恨情仇，但他内心深沉悲悯的家国情怀是江湖轶事和儿女情长所无法掩盖的，他的价值观、他的内心情感、他的民族情怀，从他的字里行间溢了出来。正因如此，金庸小说，超越了通俗小说的格局，登上大雅之堂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