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赋比兴释例

《诗经》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其最基本也是最成熟的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古今很多学者对赋比兴的概念都有自己的界定。宋代朱熹的解释最有代表性，他在《诗集传》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的解释突出了赋比兴的特征，对读者判断别赋比兴手法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魏晋时期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的解说突出了赋比兴的文学功能，即增添诗歌的表现力，使之更加生动感人。这对创作和鉴赏诗歌都有很大影响。宋人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他对“赋、比、兴”的解说，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情”字上面，这就更符合文学的审美特征了。朱、钟、李三家从不同角度解说赋比兴，各有其妙，是我们理解和鉴赏赋比兴手法及其审美特征的钥匙。下文试就赋比兴的特征及其表达情感的功能玩味品赏一些篇目。

一曰赋。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直书其事，寓言写物”、“叙物以言情”，这些界定告诉我们：赋，在表达方式上是兼有叙事、描写、抒情和议论的；在修辞方式上是直接的，也就是不用婉曲的修辞手法，这一点与比兴是截然不同的；在结构形式上是铺陈排比的；在表达目的和审美效果上是抒情的。

赋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三百篇中大多数都用了赋的手法。《豳风·七月》铺叙了奴隶们一年各个月份繁忙沉重的农事和杂役，描写了一年四季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带给奴隶们的感受，抒发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痛苦和无奈。从开头到结尾通篇平铺直叙，几乎很难找到什么婉曲的修辞。在形式结构上，篇幅较长，铺陈与排比相结合，全诗八章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也基本一致辞。诗歌以一个奴隶的口吻来叙事，字里行间依稀可感劳动者在王公贵族的统治下终日劳碌却不得温饱、心有怨气却不得不讨好主人的无奈与哀伤。赋是长于叙事和抒情的，《卫风·氓》就用赋的手法陈述了女主人公从恋爱到出嫁到操劳家务到被遗弃的经过，生动地描写了氓求爱时的狡黠、急躁和信誓旦旦以及女主人公热恋时的甜蜜相思和被弃后的痛苦抱怨。在叙事与描写中，女主人公的哀伤甚至于愤怒的心情得到了很好地抒发。这首诗也成了描写弃妇遭遇与心态的经典。《魏风·伐檀》一唱三叹地描写奴隶们在河边砍伐树木的劳动场景，表达他们对王公贵族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的强烈不满和讽刺。每一节都由两个反诘句和一个感叹句组成，用具有对比色彩的反诘句质问统治者不劳动丰盛的食物何来，用感叹句反语讽刺统治者是不干活吃白饭的。《邶风·静女》亦用赋的手法记叙和描写男女青年约会、赠送信物的情景和幸福爱恋的心情。

《诗经》中十五国风有很多诗篇运用了赋的手法，但在《大雅》和《颂》中，赋的成份更多。《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组周民族的史诗，用赋的手法记叙了周民族自始祖后稷至武王灭商的传说和历史；三颂是祭祀乐歌，用赋的手法歌颂祖宗神灵的睿智圣德和文治武功。

二曰比。

“以彼物比此物”、“因物喻志”、“索物以托情”。比就是比喻。一般说，用来喻体总比本体更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想象。使用比的手法可以间接委婉而又形象地抒发情感。

比，在《国风》中俯拾皆是，而且形式多样，有的诗篇用整体形象作比，但多数篇章是具体的比喻；有的用明喻、有的用隐喻。比的广泛运用使得诗歌的语言更加生动传神，表达的情感也更加含蓄蕴藉。老鼠因偷吃太多粮食和农作物嫩苗而长得肥硕无比，招人厌恶。《魏风·硕鼠》用硕鼠的形象来整体隐喻靠贪得无厌地剥削劳动者而养尊处优、长得油光水滑脑满肠肥的统治者，生动形象而又委婉巧妙地表达了被剥削者的愤恨情绪。“蘧篨”、“鸿”、“戚施”都是指形貌丑陋、让人恶心的癞蛤蟆，《邶风·新台》以此委琐卑鄙的整体形象来隐喻荒淫好色的卫宣公，对其强占儿媳的丑行极尽调侃挖苦之能事，表达劳动者对寡廉鲜耻的统治者的嘲讽。《卫风·硕人》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六个明喻把贵族女子庄姜的美丽描画得鲜活灵动，而“肤如凝脂”也因此被后世不断沿用，成为描写女子美丽的习语。

《国风》还常用比喻把抽象的心情甚至品德具象化，例如“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心之忧矣，如匪澣衣。”“未见君子，惄如调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这些新颖活泼的比喻，大大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三曰兴。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文有尽意有余”、“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兴，就是先描写非诗歌抒情对象的物象，以引出对抒情对象的描写。《国风》中借以起兴的物象大都是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如烂漫的桃花、和鸣的雎鸠、猗猗的绿竹、皎洁的月亮等。这些物象本身就有优美的诗意。当然用来开头的物象和诗歌的抒情对象之间或疏或密是有一定联系的，因此兴的作用也是有所不同的。兴，从特征和作用上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只是开头，起兴的句子与下文意义不相关联，且可套用。朱自清认为起兴的原则是“由近及远”，由于所歌咏的事物往往非当前所见所闻，或许不易骤然领受，于是乎从当前习见习闻的事指指点点地说起，这便是“起兴”。又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多了，渐渐会变成套句，为人沿袭。我觉得朱先生的这些认识是很有见地的。《王风》、《郑风》和《唐风》中各有一篇《扬之水》，都以“扬之水”起兴，描写河水激荡之势，引出的下文却不一样：《王风·扬之水》描写征夫戍守边关不能与妻子团聚的思念与忧伤；《郑风·扬之水》写兄弟二人不要听信谗言而互相猜疑产生隔阂；《唐风·扬之水》写一个痴情女子对心上人的追慕。《唐风》有《杕杜》和《有杕之杜》两篇，前者抒发无兄无弟者的孤苦无助，后者表达女子对心上人的思念。《陈风》中的《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东门之杨》三首诗用以起兴的物象相类似，表达的情感也有所不同。这些现象都表明：兴，有时只是个起头，而且可以套用。

第二类，兴中含比，比兴同体。起兴句是发端，又是譬喻，在开头的同时又能揭示诗歌描写对象的特征或诗歌的主旨。《周南·关雎》的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既引出下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描写男女情爱的主要内容，又以河洲上雎鸠鸟的关关和鸣声暗喻男女好合，表达抒情主人公对理想伴侣的思慕。《周南·桃夭》写女子出嫁，它开头描写桃树灿烂的花朵、丰硕的果实和浓密的叶子，引出对女子出嫁的美好祝福。“桃之夭夭”的形象无疑会引起人们对新娘子的美丽容颜、婚后多子多福、兴家旺夫的联想，这就是因为这个起兴的物象本就含有暗喻之意。《鄘风·墙有茨》三章分别以“墙有茨，不可扫”、“ 墙有茨，不可襄”、“墙有茨，不可束”起兴，引出对宫闱淫乱的讽刺。同时以宫墙上的蒺藜既无法扫干净又无法加以约束的特点巧妙地暗喻宫闱乱伦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墙上的蒺藜这一形象在一开头就奠定了此诗辛辣调侃的基调。

第三类，在开头的同时，描写抒情主人公所处的环境，起到象征、烘托渲染气氛等作用。《秦风·蒹葭》是一首荡气回肠的恋曲，诉说着痴情男子对可望而不可即的“伊人”的向往，而那用来起兴的苍苍蒹葭、清清白露和主人公忧伤怅惘的心情互相映衬，为全诗营造了一个朦胧迷离、凄清伤感的氛围，使全诗都笼着一层淡淡的哀伤，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增添诗的韵味。王国维曾经赞誉它“最得风人深致”，而这正得力于“兴”的烘托渲染之功。著名的《王风·黍离》描写西周旧臣悲悼故国的忧伤心情。三章都以描写行列整齐、长势茂盛的黍子起兴，只是按时间顺序从苗写到穗，又从穗写到实。庄稼长势喜人本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却引起了抒情主人公的绵绵忧伤，因为这庄稼是生长在周的宗庙遗址上的，这象征着周室的被颠覆，作为周的旧臣怎能不触景伤情呢？这就是以乐景衬哀情。这样的开头可以说是反向起兴，从反面烘托抒情主人主的情感。《鄘风·相鼠》也反向起兴，用“相鼠有皮”引出“人而无仪”，在反差巨大的对比中揭示诗的意旨——连人人喊打的老鼠都还顾及体面，你堂堂之人却不讲脸面，还活着干什么？对无耻之徒的斥骂毫不留情。这样的反向对比式的起兴手法让诗歌言简而意丰。

《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常常综合运用，只不过《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和《颂》多用赋。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经》具备了永恒的艺术魅力，对后来的诗歌、散文，甚至名歌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