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士阶层”特点辨析

近三、四十年来，学界关于先秦“士阶层”的研究论文、学术专著可谓汗牛充栋。尽管大家对这个群体的成员构成和社会功能，还有些许争议，但基本上达成了三点共识：

1、就社会等级而言，士阶层源出于最底层的贵族。自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后，周民族根基已然牢固，分封宗法、世卿世禄制度随之大范围建立起来，天下民户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左传·昭公七年》记载：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从中可看出，士阶层的身份地位，仅高于人臣皂隶而已。当春秋战国之际，礼乐崩坏，这个群体在动荡中慢慢脱离了贵族体系，摇身一变成为庶民之首。根据社会职业分工的差异，与“农、工、商”并立。如《国语·齐语》曾记录管仲对桓公问：“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联系上下文可知，此处“四民”即指“士、农、工、商”等平民黎庶。

2、在成员构成上看，士阶层是流动的而非固化的，因为它本身就处于上下等级交汇地带。除了有士之嫡子世继为士之外，还有上层贵族庶孽下降为士，复有下层庶民优秀者上升为士。逮至春秋后期，社会动荡，封建秩序进一步崩坏，上下间的流速越来越快，使得士阶层的人数激增，构成日趋复杂，社会性格发生重大转变。《左传·哀公二年》中，晋国赵简子伐郑誓词有“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云云，其中“庶人工商遂”一语，便充分体现了这一流动性和时代性。

3、从职能分工来说，士阶层成员或为高级贵族服务，或者充任国家低级官吏，但基本上都需要勤于兵事，甚至其中大多数就是武士。相关的旁证比比皆是，如《小雅·祈父》中有“祈父，予王之爪士”云云，爪士者，王之卫士也。屈原《九歌·国殇》中还有“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之语，冒矢争先者，亦是军士。而春秋战国以降，武士渐渐让位于文士，他们不复“勇力文武备具”（《史记·平原君列传》），而更习惯于“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史记·吕不韦列传》）。顾颉刚曾对这一变迁进行推测：“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并认为这与诸侯争霸的大环境，庶民渐有充当战士的新机会，以及士内部的功能调整有关。

通过上面的总结，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构：

底层贵族——四民之首；

贵族下降——庶民上升；

起初武职——后边文士。

    一般认为，春秋时期的士阶层，完全契合了以上三个特征。这几乎是所有学者进行下一步讨论和研究的起点。然而本文以为，这样的论断还存在粗漏，很多细节仍可商榷，而每一观点内中的复杂性，前人阐之未尽，有待深入挖掘。

（一）  “贵族”与“四民”的分野

先说“贵族”与“四民”的分野。我们来看《国语·齐语》中管仲与桓公的对话：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

这番对话，发生在管仲出任齐相（前685年）之时，而内容编纂成篇当在战国初期，多与《管子》所载相近，虽未必是桓公时候的实录，但大体上能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的情形。

    管仲起初说“昔圣王之处士也”，是在回答桓公问“士、农、工、商”如何安置，强调四者不可杂处、混居。此处之“士”毫无疑问是“四民之首”，体现了一种社会职业分工。然而当管仲再说到“其秀民之能为士者”时，却像是在描述宗法等级社会中普通庶民升迁为“底层贵族”的情形。所以值得思考的是，桓公与管仲讨论的士阶层，究竟是庶民，还是贵族？其间的界限是否泾渭分明？

无独有偶，《孟子·滕文公下》亦收录了这么一段对话：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

“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先以士类比诸侯，强调其不能失去原有的职守，此处之“士”当接近于封建体系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序列中的士，身份固化；而“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再以士类比农夫，强调其需要出仕，则更像是在谈论 “士、农、工、商” 四民之一，鼓励黎庶晋升做官。那么由此产生了相同的问题，孟子眼中的“士”，到底属于贵族，抑或属于庶民？二者是否判然有别？

事实上，自西周立国后，士阶层的成员就始终徘徊在“不失世袭职守”的贵族和“需要晋升出仕”的庶民之间。这两种状态看似矛盾，但其实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前者由宗法制度决定，不用赘言；而后者在现实社会中也早已存在。《逸周书·作雒解》描述了营建洛邑时成周的具体情形：

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

可见四民不相杂居的社会原型能一直追溯到西周初。而跨越阶层的拔擢，也应该是长期以来的制度规定。明季顾炎武在《日知录·士何事》中有详细的阐发：“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因此，从庶民中挑选贤良晋升为士的情况，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渊源有自。而这些信息会深刻影响到时人对士阶层这一群体的看法和判断。

（二）  “上升”与“下降”的权重

次论“上升”与“下降”的权重。前引《左传·哀公二年》中赵简子伐郑誓词，中有“庶人工商遂”一语，即是说庶人、工商业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军功“上升”，进仕为士。这一则材料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通常被用来说明春秋晚期固定的等级秩序，已经随着战争的频发，愈发被打破，庶民往士流动的规模扩大、速度加快。

倘若我们放宽视野范围，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问题，会发现自然地缘环境其实对春秋诸国的历史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各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试以墓葬为例，在西周分封制下，墓葬原本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但近代考古发掘显示，春秋战国之际，在经济发达的东方六国地区，君王、卿大夫、士的墓葬确实等级差别明显，各阶层仍然相对独立；而与之完全相反，秦国地区唯独君王墓葬规模宏大，其余墓葬已经没有明显差别。换言之，秦王君权独大，其余人等可能已不复细分高下。一件显见的事实即是，“固有阶层的打破”与“上下等级的交互流动”，这在每个国家的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

更何况，已经有学者敏锐地觉察到简子誓词中隐藏的问题。此处士的身份的获得，首先“是依靠外在的行政力量将其擢入士的行列当中”，其次“是在故有的等级次序内由庶人上升为士，并没有佚出宗法体系，而仍然是在旧的等级制内兜圈子，总之，这一类型的士，其内涵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换言之，庶民由军功晋升为士，自古皆有之，与民之秀者能获得拔擢的情况完全相同。这批士起于行伍之间，恰好与旧的宗法之士以武事为职守相近。同时他们也不太可能具备战国策士们游说诸侯的韬略技能，也不像方士、术士等精通天文历算、医卜农工，更不能如学士那样设帐收徒，教授弟子文化知识。因此，距离我们期待看到的知识阶层还有很远的距离。

反过来，同时期上层贵族的“下降”，对士阶层原有社会性格的改变恐怕要大得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曾记载：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王子朝是周景王长庶子，与敬王争位失败，便率人携王室典籍出逃，造成周民族文化的一次南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

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世典周史的司马氏，后裔也散落在各国之间。类似的变故频发，自然会导致原先由专门职官掌守的知识开始外传、四处流通，诚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人身份的转变。当这些“本属王官的知识人流入诸侯之采邑，或一些本是贵族的文化人家族衰颓降为‘士’”时，会天然地造成“思想与知识权力的下移”。长期以往，“文化圈”或“知识界”的格局就翻天覆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春秋卿大夫世族的分化、上层贵族的陨落，对春秋知识阶层最初的形成和转变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  “武士”到“文士”的转化

再议“武士”到“文士”的转化。如果我们将春秋时期的士阶层简单地理解为具有一定身份地位，担当某些职务的相对封闭、阶层固化的群体，那么它的成员确实大多从事武职。随着历史的发展，武士不复尚武，更多就学，逐渐蜕化为文士。但如果我们认为士阶层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是中国早期知识阶层的雏形，那么它还应该孕育自一个更广阔的群体。

钱穆在《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中说：

姑置邃古以来，从春秋说起。其时文化已开，列国卿大夫如鲁之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叔孙穆子，齐之管仲、晏婴，卫之蘧伯玉、史鳅，宋之公子鱼、子罕、向戍，晋之赵衰、叔向、韩宣子，楚之孙叔敖、令尹子文，郑子产、吴季札，秦之百里奚、由余，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

书中所列二十处人名，皆春秋各国之公子公孙或卿大夫。他们大都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长成以后身居高位而思想开明，是三代王官之学的重要传承者。因此，我们决不能将中高级贵族摒除在早期知识阶层的来源之外。更重要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器用之学的专门家，他们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群体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

《汉书·艺文志》曾于“六艺”、“诸子”之外，别立“兵书”、“数术”、“方技”等书目，汇集了有关器械、机关、天文、历谱、杂占、数术、医经、方技等知识的先秦两汉典籍。而精通此类行当的“器用之士”自有其师承和传绪，也属于古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从古及今，世人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贤良对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以来，醉心于经学、理学者，往往前途通达，能俯拾青紫；擅长诗文、辞赋者，也可以任气使才，名显天下；唯独研究“技”、“术”的专门家们容易遭到冷落，著述常被束之高阁。至于明清两朝，用八股取士，学界画地为牢，思想愈发故步自封，“器用之学”的苑囿最终万马齐喑。

要之，以历时性的眼光来看，春秋战国其实是“器用之学”肇生、发展的黄金年代。古之圣人除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外，更需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贲卦》），且精于历算，制定法则，使日月不失其序，黎民“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于是当先秦之际，“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湛，宋有了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晋书·天文志》），人才济济。其中甘德撰《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夫有《天文》八卷，后人合二为一，定名《甘石星经》。《甘石星经》观察了二十八星宿的周转运行，总结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出现隐没的规律，记录下八百颗恒星的名字，还测定完其中一百二十一颗恒星的具体方位。齐国与三晋的天文家研究精深，南楚之地的学者亦不甘后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先秦楚国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内中约有250幅图画，描绘了日、月、星、辰、云气、晕虹等景象。尤其是关于彗星的观测，细致入微。

天象了然，“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管子·形势解》），便可施之于历法，用之于民生。《礼记·礼运》记载：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文后有郑玄笺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大戴礼记》中《夏小正》一篇保存了淮海地区每月的气候、星象、渔猎、蚕桑、畜牧等资料，以利农事。而《管子》之《地员》、《度地》，《商君书》之《垦令》、《农战》、《徕民》诸篇也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战国末期，《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更详细总结了中原农耕文明，记录下五谷种植和六畜饲养的宝贵经验。

    此时此刻，我国器用之学已经沛然而兴，各项门类争芳斗艳。《山海经》和《禹贡》开创了古代自然地理学，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草木、物产之特点，并形成了系统性的地理观念。《管子》书中多记植物、矿物知识，发现了矿物共生规律，为寻找矿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墨经》研究了力学、光学、算学、几何学和工程学等内容。《考工记》记述了三十项官营手工业的技术规范、工艺程序、检验方法和材料选择等，涉及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门类。《黄帝内经》奠定了我国古代医学的理论基础，论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针灸和卫生保健，其“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症”与“诊法”等概念，在今天还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括而言之，精通天文、历算，熟悉舆地、农学，擅长巧技、医道的“器用之士”，对传统文化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要真正理解透彻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只局限于掌握从“武士”到“文士”的线性演变轨迹，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围绕武士的讨论都还有必要更深入地展开。而西周以来熟悉或了解王官之学、礼乐文化的卿大夫及其家臣，与史官、乐师、宗、卜、祝各色人等，连同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那些有一技一艺之长的专家，全部都需要在出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他们或者对早期知识阶层的演化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或者直接成为了新兴士阶层中间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