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与流变：《大堰河——我的保姆》——在不同时期文学史中

艾青作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代表，其诗歌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较大关注。艾青的代表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创作于1933年，诗中艾青饱含深情地表达了对自己乳母大堰河的赞美与追思，深刻揭露了旧社会下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随着时代的变化，艾青的诗歌在文学史中的评价也发生着改变。本文将分阶段讨论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代表的艾青诗歌的文学史评价时代特点与接受流变。

一、与“左翼”话语策略的契合

《大堰河——我的保姆》诞生之初，便受到了两位颇具影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茅盾和胡风的关注。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对该诗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在写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时使用了细腻沉郁的笔调，而不像当时同主题的白话诗那样普遍缺乏表现上的深入与情绪上的热烈。

而另一位权威的“左翼”文学批评家胡风对于该诗从现实主义角度进行了剖析，肯定了艾青的创作价值：“健旺的东西原是潜在大众里面，当不会使他孤独的。”[1] 胡风更进一步剖析了艾青诗歌中的阶级性，认为该诗体现了诗人对于自己阶级的背叛。

在当时的“左翼”话语策略之下，文学批评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阶级意识，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正与这一历史思潮相契合。在诗中，艾青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痛恨自己是地主的儿子，并对劳动人民乳母大堰河表达了无限的爱意。

艾青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自幼生长在乳母大堰河家中，与普通农民接触密切，因而能深刻体会到农民的辛劳。反观自己所出身的地主阶级，艾青认识到，农民出身的大堰河才是自己真正应该感念的母亲，于是他写诗歌颂大堰河，歌颂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善良的劳动人民。而这样的对于自己出身的地主阶级的反叛思想，正是“左翼”话语策略之下与读者们的阅读期待相契合的思想。由此，该诗在“左翼”话语策略之下受到极大的关注与肯定，并为其走向“经典”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与条件。

二、战争之下的边缘化

《大堰河》出版不久后，中国进入了激烈的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全民族抵御外辱情绪被点燃，此时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读者所需要的是激情洋溢的战争文学，需要的是能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热烈文风，而诗中艾青对乳母的脉脉温情显然与这一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

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致对外，抗击敌国，这是家国之情怀，而不只是局限于国内的阶级斗争。诗中艾青所控诉的是农民阶级所遭遇的不幸，这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当时一致抗战的历史背景之下，人们无暇顾及国内阶级矛盾，所以诗中所反映的问题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可以得出结论，在抗日战争时期两个因素使得该诗被边缘化。一是诗中对乳母无限的眷恋与温情无法满足抗战时期读者们所要的战斗激情与高昂的士气，二是当时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矛盾已远远超出了诗作中所反映的国内阶级矛盾。因此这一时期艾青的诗歌中，读者较为青睐诸如《黎明的通知》、《火把》和《雪里钻》等反映战争精神的诗歌，而《大堰河——我的保姆》则因为基调平和、温情被明显束之高阁，少有人问津。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价值重估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发展重回“左翼”、革命道路，并且现实主义成为唯一合理的创作准则，该诗歌在新文学史书写的热潮下，又重新得到重视。表现为，在新文学书写的热潮下，《大堰河——我的保姆》因其阶级性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而再次得到高度关注。

当时的文学史对于该诗在阶级立场的问题上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艾青作了如下评价：“《大堰河》一首以真挚的感情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的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描绘了穷苦悲惨的旧中国农村，暗示着诗人对地主阶级的叛逆和回到农民中去的愿望。”[2] 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评论道，这首诗不仅属于艾青个人，更属于时代与社会。艾青背叛了他的家庭所属的地主阶级，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献给了中国广大勤劳质朴却深受苦难的劳动人民。

正是由于艾青在这首诗上所表现出的对所出身的地主阶级的背叛，使得其阶级立场在当时是站得住脚的。文学评论也倾向于将这一诗作为艾青阶级立场的自白书，同样由于它的阶级意义，此诗在“左翼”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文学评论的去政治化

20世纪80年代，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文艺评论去政治化，不再局限于阶级立场与政治价值取向。跳出了这一范畴，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该诗在诗的艺术与形式上进行了肯定。认为它全诗虽不押韵，但每一节的首尾句短小而重复，中间几行基本采用排比句式，且多长句，长短结合，利于确定基调与色彩，诗人得以尽情抒发与描摹，并赞誉艾青的诗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派的自由诗体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虽也对《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的阶级立场进行了肯定，但它将视野扩展到了诗作本身的艺术成就之上，对于艾青的自由诗体作出了极大的肯定。这使得该诗的文学价值更为丰富和饱满，而不只是一面阶级斗争的旗帜与意识形态的宣言书。

五、艾青创作之开端

大多数的文学史评价赋予了艾青的这首诗极高的地位，认为它是艾青诗歌创作的开端。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评价道，艾青的“芦笛”吹出的第一首歌便是给乳母大堰河的赞歌，作为起点，它密切联系着我们民族多灾多难的土地与人民。

《大堰河——我的保姆》作为艾青创作起点的看法在近20年的艾青研究中相当流行，谢冕称此诗奠定了艾青诗创作的基石，杨匡汉、杨匡满称它是艾青诗歌的新纪元。诸如此类的评论都将它作为艾青写作的重要起点，可见此诗的文学史地位之高。也有一些文学史在注重探索艾青早期诗歌的同时，削弱了该诗作为艾青诗歌创作的开端意义，如程光炜等著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艾青与七月诗派》一章。

总体来说，文学史将它作为艾青的创作开端，这在赋予此诗极高的文学地位的同时肯定了艾青在此诗后创作的成熟。但无论是否作为艾青的创作起点，该诗始终是一个受重视的重要历史联结点。

六、经典地位之确认

作品通过入选不同时代的选本而被逐渐认可，作品的经典地位往往是通过不同选本而共同参与确认的。

20世纪50年代，重要的诗歌选本如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收入艾青的包括此诗在内的5首诗。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选本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收入艾青包括此诗在内的16首诗，其他重要选本如谢冕、杨匡汉的《中国新诗萃》、周兴红的《现代诗歌名篇选读》在收录艾青诗歌时均选入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

2000年以来的新诗选本，如杨晓民的《百年百首经典诗歌（1901-2000）》，只选入艾青的该首诗；张新颖的《中国新诗：1916-2000》与伊沙的《现代诗经》各收录艾青四首诗歌，其中均包括此诗。

以上的诗歌选本不论选入的诗歌篇目有多少，都无一例外地选入了该诗。而某些选本则体现出了对于此诗不同的价值取向，如闻一多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编订的《现代诗钞》，其中选入艾青11首诗，却没选入艾青的该诗。在远离战争和意识形态的西南，闻一多可以撇开政治等外在因素，专注于诗本身的艺术特色而进行选编，“可见，这首诗的重要性——至少在闻一多看来——并不在于其诗艺的成熟”[3]。

七、小结

自《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诞生以来，文学史对其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因诗中所表现出的对农民阶级的赞美而受到“左翼”文学批评家的高度肯定。但更多时候我们忽视了这首诗本身的艺术特点，这首诗的阶级意义之光环太过耀眼，而使得其艺术价值变得黯淡。或许在今后的文学史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客观的、不带有政治色彩的对于该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