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与超越——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心理探析

自卑感是个体心理学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阿德勒认为，当个体面对困难情境时，对无法达成目标而产生一种无力感与无助感、对自己所具备的条件和表现感到不满与失望、对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到缺乏重要性、对适应环境生活缺乏安全感、对自己想做的事不敢肯定，这就是自卑感。自卑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一方面可因生理缺陷造成，另一方面也会因社会或家庭的种种不如意引发。将阿德勒的自卑理论用于分析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可以发现，童年的苦难经历是曹文轩自卑情结产生的主要原因，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童年自卑情结的释放和有效补偿，其笔下的儿童大都经历了与他相似的精神危机或心理冲突，并在不断克服与超越自卑中成长起来。童年的苦难经历也滋养了曹文轩的心灵，促使他树立了正确的生活意义。在正确的生活意义的指引下，曹文轩不但肯定苦难、正视自卑，还从自卑情结中升华出了“悲悯情怀”这一崇高品质，曹文轩通过儿童文学将这一可贵的品质传达给今天的孩子们，他笔下的儿童具有质朴、正直、善良、悲悯等品质，这对于培养当代儿童读者的悲悯情怀、帮助他们克服成长中的心理危机，树立超越自卑的信心和勇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童年苦难经历：自卑情结产生的原因

阿德勒的自卑理论认为，早期经验对个体心理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心理人格形成的关键因素。童年经历是自卑心理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带有童年自传性质的少年长篇小说《红瓦》的开篇，曹文轩借主人公林冰之口坦言道：“我几乎一生下来就是自卑的人。”[1]5这“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必然与他童年时期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曹文轩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江苏盐城的农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特殊的历史时期再加上当时农村本身的贫穷落后，使曹文轩在生命的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几年中不得不面对物质极度匮乏、社会动荡不安的生活。贫穷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他在追忆童年时说道：“小时的印象很多，其中之一：穷。我的家乡苏北，是以穷而出名。我的家一直是在物质的窘迫中一日一日地度过的。”[2]32

贫穷的生活不仅带来了物质的匮乏，还给童年时代的曹文轩的心理造成了难以磨灭的自卑情结。由于缺少食物“有一度时间，我竟然粘在地上不肯生长，这引起家里人的恐慌：莫是个矮子！常常仰视，使我有一种自卑感，特别是当我走到高个孩子跟前时，莫名的压抑便袭往心头。”[2]32在《红瓦》中曹文轩也写到：“在二十岁之前，个头问题始终是我的一个敏感问题。它是我自卑的一个情结。”[1]212除了身高，衣着问题也常常使曹文轩感到窘迫和自卑，冬天的棉裤破绽百出，使这位处于青春期的懵懂少年在女孩子面前感到无地自容。《红瓦》中，“我（林冰）”将自己与赵一亮作比较“他的衣服板板地穿在身上，仿佛是刚熨过的，而我的一身衣服皆皱皱巴巴，仿佛是从一个沉重的大屁股底下刚拽出来似的。” [1]212通过这些细致的心理描写，曹文轩将自己无可奈何又无计可施的自卑心理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阿德勒指出，身体的缺陷，属于客观条件引起的自卑；心理上的无能感，属于主观条件引起的自卑。可见，在曹文轩的早期经验中，这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是造成曹文轩自卑情结的主要原因。

二、文学创作：补偿自卑的有效途径

童年时代的自卑情结犹如一颗种子埋藏于心灵并伴随着个体生命的整个过程，同时，由于受到“向上意志”的支配，为了超越自卑，对自卑感的补偿和对优越感的追求成为个体行为的动力。阿德勒指出，“自卑是每个人在追求价值和完善的人生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心理反应，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它会推动个体去追求补偿，改善处境。”[3]3这种心理补偿机制推动着个体努力补偿缺失感和自卑感。

曹文轩对童年时期的饥饿经历刻骨铭心，因此，他在《追随永恒》中说道：“现在我对吃饭很在意、很认真，甚至很虔诚，并对不好好吃饭的人，大为不满。”[2]32儿时的缺衣少穿，也使他在成年后尤其在意穿着的考究和整洁。这都是对童年期的缺失感、自卑感的补偿行为。除此之外，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心理补偿机制主要是通过文学创作实现的。“苦难给了我幻想的翅膀。我用幻想去弥补我的缺憾和空白，用幻想去编织明天的花环，用幻想去安慰自己，壮大自己，发达自己。”[2]32童年期的苦难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卑心理能够通过文学创作得到释放和投射，并且作家通过自主的故事情节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童年期的心理缺失感，补偿并超越自卑。

曹文轩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指出：“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心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心理建构的产物，必然与作家的心理、尤其是与作家受到童年早期经验影响所形成的心理人格有着密切的联系。童年经验是作家创作的基调和底色，因此，作家题材的选择、创作的动因、创作个性的形成，往往和童年时期对他们的心灵影响最大、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生活有很大关系。作家内心往往都埋藏着深刻的童年情结，它既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又能够有意无意地通过创作对象得到宣泄。曹文轩认为：“小说家是以个人的经验作为小说的内容的——小说就是写个人经验。”[4]50 “我的小说往往都是背对当下，而回眸往日去寻找我以为可作为小说的材料。只有那些与我的血液和灵魂一起存在过，又得到沉淀的东西，我才能感受到，才有信心去伺候他们。”[5]491可以说，曹文轩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众多儿童形象就是他童年的缩影，尤其是《草房子》和《红瓦》中的主人公桑桑和林冰，曹文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桑桑和林冰做过的许多事他都做过。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由失望到希望、由自卑到自信的心路历程正是曹文轩本人的亲身经历。

在心理补偿机制的作用下，曹文轩的童年早期经验，即内心沉淀的童年情结和自卑心理，作为他个人早期经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通过文学作品投射和释放了出来，文学创作是他补偿自卑情结的有效方式。《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机灵又善良的主人公明子，因患有尿床的毛病，不仅要经常忍受尿液灼烧臀部和背部而造成的火辣辣的腌痛，更严重的是要在精神上不断承受尿床给他带来的羞耻感，这生理的缺陷对明子的自尊构成了最沉重的打击，再加上明子作为一名在城市求生的农村人，经济上也感到深刻的自卑。《草房子》中的陆鹤，因自己的秃头经常被同学的取笑而感到痛苦和自卑。《草房子》中的杜小康本是生活优越的“红门之子”，却在父亲的货船沉河之后被迫辍学，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体验了无助、孤独、寂寞、自卑等种种滋味。类似的儿童形象还有《远山，有座雕像》的“独臂少年”达儿哥，《青铜葵花》中的青铜、葵花，《暮色笼罩下的少年》中的亮子，《红瓦》中的马水清、林冰、乔桉、赵一亮，《草房子》中的桑桑、细马、纸月等等。阿德勒指出，“这三种情境——有缺陷的器官、受宠爱和被忽略——是对赋予生活错误意义的巨大挑战。”[6]11曹文轩笔下的这些儿童，他们或者是有身体缺陷的儿童、或者是受宠爱的儿童、或者是被忽略而缺少关爱的儿童、或者是经济贫困的儿童，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要面对人生的苦难，不论是现实生活的苦难（贫穷、落难、家变、缺乏关爱）还是生理上的苦难（身体残缺），都造成了他们的心理危机，幼小的心灵承受着沉重的自卑压力。

自卑感在曹文轩所塑造的儿童身上是普遍存在的，是他本人童年心理危机的真实反映。但这并不意味着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充斥着自卑的消极情绪，而是说自卑情结是主人公实现成长必然要超越的心理障碍。曹文轩的儿童小说以成长为母题，成长就是一种不断地克服与超越的过程，需要超越旧有的心理状态而不断向前发展。儿童就是在各种现实打击和精神危机中成长起来的。曹文轩认为促使人成长的关键就是苦难，因此，他选择将儿童放在充满苦难的环境中，让他们直面心理危机、直面自卑。儿童如果想要摆脱心灵危机、超越自卑就必须采取积极的补偿措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勇气、坚韧和爱，在与环境的不断抗争与适应中逐渐强大起来。例如，明子在几年后终于摆脱了尿床的毛病，不但学会了木匠手艺，还在善与恶之间坚定地选择做一名善良的人，在金钱上也更加坦然；陆鹤通过学校文艺汇演的机会为集体赢得了荣誉，不仅不再被孤立，还获得了老师同学们的认可和尊敬；杜小康则在家变与外出磨难中变得强大起来，他放下了自己的高傲，在学校门口坦然地摆起了小摊，“这个当初在油麻地整日沉浸在一种优越感中的杜小康，竟无一丝卑微的神色。”[1]79曹文轩笔下儿童的超越了自卑，在一定程度上也补偿了他童年的自卑心理。

三、正确的生活意义：超越自卑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成功超越自卑。阿德勒指出，自卑感既能摧毁人，也能塑造人。“如果我们抱有勇气，我们就会以直接、务实和满意的方式——通过改善环境——着手摆脱自卑感，但是假想一个人缺乏勇气，假如他不认为如果他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环境就会改善，那么他依然无法承受自卑感。”[6]32个体只有通过正确的补偿行为才能够成功摆脱自卑感，而错误的补偿行为只是追求了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真正的问题却被掩盖或排除了，无法帮助个体超越自卑。

阿德勒认为补偿行为正确与否与个人的社会情感及其对生活意义的看法直接相关。社会情感是指每个人都有一种关心他人与社会的潜能，这种潜能不仅指对自己的亲人、朋友的情感，而且可以扩及全人类甚至整个宇宙。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如果缺乏社会情感，将自己与世界对立起来、对他人和社会怀有敌意，那么他所持的生活意义就是错误的。错误的生活意义指向的不是社会而是自我，而正确的生活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奉献、对别人发生兴趣和互助合作，“所有真正生活意义的标志是：别人能够分享的且被别人认同的、有效的东西。”[7]92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和他人都负有责任和义务。

从曹文轩的童年经历来看，他之所以能够采取正确的补偿措施进而成功超越自卑，根本原因在于他所持的生活意义是正确的。曹文轩在《追随永恒》中写到：“祖母、父亲和母亲给我的仁爱之心使我从不知道何谓仇恨。我从未抓住不放地仇恨任何人。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良的，尽管我常常看到恶的肆虐。”[2]32祖母的慈爱、母亲的本能之爱、父亲对他人生态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邻里乡亲向善向美的人性之光，使童年的曹文轩在承受苦难的同时心灵也得到了真善美的滋养，这决定了他一生对待世界的积极态度，并始终保持着对他人、对社会的深情与关爱。

在正确的生活意义的指引下，曹文轩未曾逃避苦难，而是积极地对苦难引起的自卑情结采取了正确的补偿方式：肯定苦难、正视自卑。“苦难给了我透彻的人生经验，并给我的性格注进了坚韧。难怪福克纳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2] 32虽然生活中的困难与阻碍会使人感到无能为力，产生自卑心理，但也只有把儿童放在这些苦难的环境中、放在心灵危机的冲突中，才能锻炼其意志品质，在生理上、心理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正确的生活意义不仅使曹文轩肯定苦难的意义与价值，而且他还从苦难的童年经历中升华出了“悲悯情怀”这一纯洁高贵的品质，成功地实现了对自卑情结的超越。《红瓦》中林冰到校乐队排练却遭到赵一亮冷落时，曹文轩写道：“我一直趴在桌子上，看着报纸，让心受着煎熬，这场煎熬对我日后的悲悯情怀大有益处。”[1]126早期经历确实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但最终也因此而孕育并滋养了他的悲悯情怀。曹文轩还通过儿童文学创作将这可贵的悲悯情怀传达给今天的孩子们。他认为“文学的职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而这一‘基础’中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悲悯情怀。”[4]157悲悯情怀是“最普遍、相对稳定的基本人性。”[8] 157也蕴含着大爱和纯真，曹文轩通过笔下的儿童的质朴、正直、善良、悲悯等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动当代儿童，使他们能够将这些儿童人物身上的悲悯情怀内化于自身，形成正确的生活意义，超越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精神危机。

从自卑与超越这一视角考察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一方面，儿童文学创作是曹文轩对自我心灵成长的回溯，也是他补偿童年时期自卑心理的有效方式。曹文轩所塑造的儿童形象因自卑感而痛苦、羞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他本人积淀的自卑感，而儿童们最终的成长与超越，也使作家仿佛再次经历了心灵蜕变的过程，真正释怀了埋藏于内心多年的自卑情结，并肯定造成心灵危机的苦难经历，不仅超越了自卑，更从苦难中升华出了悲悯情怀这一崇高品质。另一方面，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儿童的精神危机的展现，有利于小读者人格发展中自性的整合。由于自卑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每位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难免因困难或挫折感到自卑，产生心灵的矛盾和冲突，阅读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使小读者因主人公的自卑得到替代性和象征性的满足，暂时忘却自我的自卑，主人公由自卑到超越也能够起到教育并帮助儿童在无意识中超越自卑情结的作用。这些作品“可能会让我们伤心、让我们叹息，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不容易，但在另一方面，书中的人物、故事、场景和价值观能鼓励我们摆脱或忘记生活中的灰暗、颓废、失望和迷茫，最根本的是它们能给我们生存的勇气、信心和方向。”[9]从作品中获得的勇气和信心使儿童读者能够驾驭成长期的心理问题，最终实现人格整合和统一。另外，曹文轩认为儿童文学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应为“健全民族性格、提高民族的质量以致人类的质量做出贡献。”[1]582，对于物质生活充裕、少有磨难的当代儿童来说，曹文轩的苦难叙述，能够引导小读者体会苦难、理解苦难、尊重苦难，为他们的性格中注入坚韧的品质和处变不惊的从容风度，树立战胜困难、超越自卑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