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高粱》看文学作品的电视剧改编
一、电视剧《红高粱》改编中的“变”
电视剧与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作品形式,影像与文字差距甚远,在叙事表达、剧情推进、人物塑造、剧情容量等层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根据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归属,电视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编。
(一)叙事视角
小说运用文字语言,而电视剧运用的则是镜头语言。《红高粱家族》运用的是第一人称,由“我”讲述的一段地方抗日战争历史,倒叙插叙兼有,更有人称之为“乱叙”。叙述看似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实际上,穿插着“我爷爷”和“我奶奶”爱情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一部爱情传奇,莫言更多的是“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使得小说更像是一种非官方的“野史杂说”。
如果说,小说阅读“一万个人心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文字的影像化处理,就要从千万人心中的哈姆雷特中,以导演、演员、编剧多层视角来找到一个能够达成统一认知的哈姆雷特。电视剧在叙事方式上,更加要求叙事顺序的客观性、流畅性和可展示性。
社会阶层 |
主要人物 |
官 |
朱豪三 |
商 |
九儿 淑贤 罗汉 |
匪 |
余占鳌 花脖子 |
知识分子 |
张俊杰 灵儿 |
农 |
戴老三 |
(图为电视剧中主要人物与其所属社会阶层)
在电视剧《红高粱》里选取的是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拥有不同社会层级、充满人情味的高密。六十多集的电视剧容量相当之大,宏大叙事必然要求有清晰的时间线,在小说中第一口吻的叙述中穿插回忆,人物出场顺序关系相对混乱,电视剧首先创造了一个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时间向前发展或展开回忆,发生人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合理起来。
(二)剧情推进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情感纠葛推动情节的发展,在电视剧中导演需要用动态的视听语言、起承转合的故事起伏,不断的制造矛盾,刺激观众的持续收看。九儿作为电视剧中的绝对主角,每隔几集必然会碰到“危险”和“挑战”,对于观众而言情感随着主人公的变化而变化,主角的主观情感和感受不再是重点,主角的命运和人物间的矛盾成为电视剧画面呈现的侧重点。
剧中九儿先是与张俊杰相恋,但遭到张俊杰父亲的反对,九儿决定与张俊杰私奔,后私奔不成阴错阳差嫁进了单家,与单家大嫂淑贤展开一场女人之间的战争,后又与余占鳌相恋,当日本人占领高密之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九儿抛开个人恩怨,积极奔走劝告高密土匪与政府摒弃前嫌,一致抗日,在关键时刻,九儿为了能够保留抗日力量,与日本人同归于尽。九儿是“酒”的谐音,高密乡又以酿酒闻名,小说里的“我奶奶”戴凤莲的名字在电视剧中几乎没有被提及,九儿人物命运的发展与变化,推进剧情的变化,同时也预示着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化。
(三)人物塑造
莫言的文学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张力著称,大量的人物心理的意识流描写来塑造人物,情节设置上具有反讽意味,人物具有悲剧色彩。电视剧面对的受众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也意味着更强的示范作用,创作者必须重视主角人物意识形态性。
在小说中,从外貌形象上看“我爷爷”余占鳌,光头,光膀子,黝黑的肤色,强壮的身躯,再加上粗矿的声音,这些都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充满阳刚的汉子。在电视剧中,由青年演员朱亚文扮演余占鳌,拍戏时朱亚文压低了嗓音说话,增加男子汉身上的粗糙感。在小说中,余占鳌正义又野蛮,杀死了一个与自己守寡多年的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在电视剧中和尚的身份换成了郎中,杀人换成了误杀,杀人之后的迷惘也换成了担忧和害怕恐惧。同样,为了赢得戴凤莲的感情,他杀掉了单家父子和花脖子,占有之后却不满足相继出现了恋儿和刘氏,在播出的电视剧中,为其行为的合理性作了更多情节上的铺垫,小说中的余占鳌更像是一匹野马,嫉恶如仇、放荡不羁,在电视剧野性和原始被规范,他善良的劫富济贫也遵守惯常伦理。
(四)剧情容量
以纸质文字的形式传播的小说不到14万字,算不上鸿篇巨制,而是以语言特色和内涵见长,电视剧集长达60集,更具通俗性和娱乐性,全新人物的加入丰富了电视剧情节,增加了剧情容量,营造更激烈的矛盾冲突,从观众的角度上增加了更多的看点。九儿的初恋情人书生张俊杰,传统旧式女人的单家大嫂淑贤,亦庄亦谐的县长朱豪三,是电视剧新增添的三位重要人物,也代表了编剧在电视剧中推进剧情的常用三种矛盾:感情矛盾、妯娌矛盾和官民矛盾。
激烈的矛盾冲突,除了增添观众看点,也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电视剧的内涵。张俊杰最初与九儿相恋,遭到家人的反对,两人私奔未成功,为后来九儿与余占鳌的情感矛盾铺垫,张从青岛读书归来,了解到日本人入侵,华北地区几近沦陷,从中联络将县长朱豪三、土匪余占鳌和花脖子的三股势力联合到了一起,最后带领高密乡的人民完成了一场地方群众的自救运动,这也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觉醒。嫂子淑贤,恪守传统伦理,在单家大少爷去世后,在与酿酒师傅罗汉互有情谊却都闭口不提,是对封建社会对人性约束的一种无声而有力的批判,最终,淑贤在九儿的感染下,冲破了封建社会伦理的束缚,与罗汉走到了一起。亦庄亦谐的县长朱豪三是高密乡最大的官,朱豪三作为县长剿匪是他的职责所在,可他很多时候在用匪的方式剿匪,当面临战争用一腔热血保护人民,他的勇气、正义和男子汉气概和余占鳌、张俊杰是一样的。
二、电视剧《红高粱》改编中的“不变”
1956年剧作家夏衍根据鲁迅原著改编电影《祝福》忠实体现原著的思想,力求做到“一、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二、力求保存原作的严谨、质朴、外冷峻而内炙热的风格”。对于经典的文学作品,读者对其中的环境、人物、情节早已熟知并乐于接受,原汁原味的场景再现,唤起读者与观众的共鸣。
(一)环境场景的还原度高
2013年3月底,莫言把《红高粱》的改编权给了山东卫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力图还原小说中的场景与环境,“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电视剧《红高粱》拍摄地,距离莫言老家不远,剧组种植了3200多亩红高粱。莫言先生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作品中常提到“高密”这样一个地名,正是他的家乡,乡音未改,在小说的发生地拍摄必然是原汁原味。
(二)关键人物的还原度高
电视剧中最重要的角色九儿,是全剧的中心与线索,扮演者周迅眼神里充满了灵性,与众多读者心目中的九儿神似,一直活跃在大银幕的她,以3000万的身价加盟电视剧本也是噱头之一,青年演员朱亚文扮演的余占鳌,粗鲁、直接,一副流氓做派,却也充满了正义,除恶扬善,该剧中还有黄轩、宋佳伦、秦海璐、于荣光、徐光宇、解惠清、曹征等诸多实力派加盟,有颜值有演技有人气。
(三)主要情节的保留度高
提起《红高粱》,观众最期待的几个主要情节,在电影和电视剧中都得到了保留。其中有“奶奶三十年的历史,正由她自己写着最后的一笔”,奶奶走进高粱地点燃了高粱酒,和日本军同归于尽,挽救了自己的丈夫、孩子和老百姓。还有小说中的九儿出嫁时的情景,余占鳌与轿夫们使劲儿的摇晃着花轿,轿子中的九儿望着赤裸上身的余占鳌保持镇定等等情节都在电视剧中完美重现。
最后,在电视剧这种新媒介形式下,我们看到了九儿、余占鳌、张俊杰等等许多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从文字到影像,从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到运用影像思维讲述故事,承载着人类的思考和情感,越来越多的经典文学作品被搬上荧幕。但现如今电视剧的拍摄、投放到最后播出是一笔经济账,所以既有读者呼吁要忠实于原著,又有投资商的诸多要求,演员的临场发挥,最终播出的电视剧是综合努力的成果。我们既尊重原著,也该尊重新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