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金斯堡诗歌创作题材的取舍差异

作为一位伟大的文人与学者，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伴随着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的步伐，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而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瑰丽的诗篇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金斯堡以诗人身份，最终成长为一位文学运动领袖，诗歌创作在其人生轨迹上的地位不可更替。由于二人所处时代背景、社会国家、文化氛围的不同，在诗歌创作上也有许多的差异，在此本文主要对其取材差异进行分析研究。

一、郭沫若与金斯堡的诗歌创作背景

     郭沫若开始诗歌创作的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赴日留学的郭沫若开始投身诗歌创作，以此为突破口来响应“五四运动”，并组织在日留学生建立夏社进行爱国活动。此后郭沫若深深沉浸在诗歌创作的海洋中，有大量诗篇问世。在郭沫若的诗歌中，热情洋溢着时代的精神，处处体现着“动的精神”、“反抗的色彩”，并深切的表现了时下青年人的烦恼与悲哀。正是在这样一种风雨飘摇、新旧更替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的诗篇中充斥着“动的本能”，从根本上脱离出往古诗歌创作的范畴，开拓了一片诗歌创作的新天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毒品、同性恋成为整个时代不可回避的话题，尤其是青年人颓废不安。金斯堡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且诞生于十分复杂的家庭中。移民的身份、幻想症的母亲，使金斯堡从幼年起便自卑而敏感，并促使其少年时投入同性恋阵营的怀抱。从1945年开始，未满二十周岁的金斯堡便开始寄希望于诗歌创作来宣泄苦闷，并最终将其作为宣泄个人情感、揭露社会病态的工具媒介。

二、郭沫若与金斯堡的创作思想与特点分析

对于郭沫若而言，诗歌创作的初衷是表达个人与民族的郁结，在国破民苦的社会时局下，诗人需要借助诗歌的力量来表述情感，唤醒民众。因此，诗人以情感为基石，以丰富而绮丽的想象力为手段，来表达“动的精神”和“反抗的色彩”。基于这种创作思想，诗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方式与西方文化思想，通过激烈的文字语言表述个人情感，开创了极具个性化的诗歌的新篇章。

郭沫若的个人思想受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影响，在其个人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有日、俄、印度、英美等国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像同时代许多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郭沫若具有“中西合璧”的典型特征，汲取多种文化思想之精华，并对多种文化艺术形式有着卓越的吸收消化及创新能力。郭沫若不仅吸收融合多种文化之精华，且极其注重自我，这是成为伟大诗人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强烈的内在冲动，最大化的激发了他对外在的吸收和利用发挥。这些表现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上，便体现为基于情感的理智透视与表达、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共融上。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往往是基于情感的理性透视，用强大深切的情感来容括理性，在创作过程中并非单纯理智的分析表述对象，更是用情感去感受和创造，并在此过程中得窥真髓，从外在透视内在，从而实现性情与心智的深入沟通和共鸣。同时，诗人将泰戈尔、孔子、斯宾诺莎、老庄、王阳明等人的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包容在诗歌创作中，并形成了具有个人印记的泛神论思想，这在其诗歌创作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其诗歌作品的思想内涵、表现方式产生了巨大的优化作用，在其诗歌作品中处处体现着自我文化人格精神。

金斯堡的诗歌创作源于二战后美国社会的颓败，不少公民受到政治迫害，许多年轻人陷入毒品的泥潭，尤其是诗人本身不仅因移民身份、母亲的状况而感到焦躁不安，更早早在少年时期便吸食毒品并成为同性恋群体中的一员。当时许多美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看不到希望，各种颓废腐败的思想横行，真实生活的虚妄进一步影响了民众精神思想的状态，人们在沉沦中狂欢。对于诗人而言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因此他迫切的想借助诗歌来发泄个人情感，揭露当时社会真实而丑陋的生活百态。基于这种创作思想，金斯堡个人认为传统的学究派诗歌，或是其他当时主流的诗歌形式都难以真实、充分、准确的表达其内心的声音，更难以让读者、听众感受到这种情感，需要像惠特曼等诗人一样，用最简洁直接的方式来表现情感、宣泄苦闷，这样的方式才能具有最大化的感染力，从而将残酷的生活揭露展现出来。

在1956年，时年30岁的金斯堡出版了他最为重要的一部诗集《嚎叫及其它诗选》，后又出版了《祈祷及其他诗选》、《美国的堕落》等诗集，这些诗歌作品旨在谴责、反抗美国毁灭年轻一代，随着诗人诗歌作品的出版和流行，金斯堡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作品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追捧，最终被奉为“垮掉的一代”之父，并且进入了美国文学艺术学院，获得了全国图书奖。从金斯堡的诗歌创作上看，其与学院派截然不同，金斯堡力求将现实社会问题直截了当的表现在纸上，而非学院派的一味淡化社会问题，他对美国社会时下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毫不留情的予以揭露，通过狂野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播。诗人认为，直面问题、揭露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也是必要的手段，因此其认真观察社会现象，将其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并将此作为个人使命，以求得唤醒颓废社会中麻木的人。

三、郭沫若与金斯堡诗歌创作的题材取舍分析

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往往能够看到许多历史、神话故事的题材，这与郭沫若的创作思想与美学理念有很大关系。以古鉴今，能够强化艺术的想象力，并赋予诗歌以哲学思想，在其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可以更为全面而充分的表述个人情感与思想。以诗篇《天狗》为例，这篇诗作与千百年来中国传统诗词的中和之美截然不同，处处透露出粗犷、强悍的美感，具有独特的神韵。“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诗篇中“天狗”意象便是作者的化身，同时也是五四时期已经实现自我个性意识觉醒的知识者象征，“天狗”以一往无前的气概发出了毁灭一切并重新创造的战斗呐喊，表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彻底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强烈愿望，体现了救世创世的磅礴激情。正是借助了古代神话中的角色，诗人才能如此汪洋恣意的表述个人情感和思想主张，并深刻的触动了动乱时局中人们麻木的心灵。

郭沫若的诗歌作品中不仅有历史、神话故事的题材，还有许多是大自然的题材，诗人借助对大自然的讴歌来表达自身的钦慕敬仰之情。例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在诗歌中，太阳、山岳、海洋、水、火、火山、江河、生、死、光明、黑夜都是诗人崇拜的大自然事物或现象，表达了诗人的钦佩之情，下文中又进一步提及金字塔、长城、炸弹等人工事物及人自身的精神、血、心脏，最终到“我”本身，并以“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结尾。在这一诗作中，诗人不仅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和歌颂，更进一步将这种崇拜对象转变为自身，体现了对既有美好事物与创新创造的赞美和向往。

除了以上几方面的题材外，在郭沫若的诗词创作过程中还以歌颂革命、反应社会现实为目的，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例如著名的《匪徒颂》歌颂古往今来的革命者，《满江红·领袖颂》歌颂毛泽东领袖的英雄情怀。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完成了从文人向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转变，而到建国后慢慢成为一个“应酬式的文化高官”，从其诗词创造的题材上便可见一斑。今日看郭沫若的诗词创作，更多的是研究其五四时期的诗作，以《女神》为代表的一系列诗作彰显了其作为天才诗人的卓越之处。

金斯堡的诗词创作，受其创作目的和思想所影响，主要通过揭露社会现实、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来惊醒民众。金斯堡的诗词中往往围绕着城市腐败、毒品、同性恋生活、生态环境破坏、氢弹、越南战争、联邦调查局等题材内容来展开，从最贴近民众生活的社会时事出发来表达个人观感。例如在《曼哈顿五月一日的子夜》中，诗人描述了检查煤气泄漏的工人、闲荡的卡车等等事物，用电影记录的技巧来在诗篇中记录人物和事件，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抗“原子弹毁灭时代”。由于金斯堡个人的生活环境更为接地气，其诗歌创作中的题材多取源于现实生活，甚至是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情和亲密的朋友、陌生的路人，他用记录的方式来反应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活状况，加以艺术加工，予以最直接的体现。

四、郭沫若与金斯堡诗歌创作题材的取舍差异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与金斯堡在诗歌取材上是有较大区别的，郭沫若的诗歌取材多来源于历史、神话、自然，虽然有大部分关于歌颂革命的诗篇，但其个人后期的诗词作品多为政治目的服务，甚至因不了解社会实况而偏离现实。而金斯堡扎根于基层生活，其诗篇中素材多从生活中得来，是社会底层的呐喊和嚎叫，通过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美国青年对理想对社会的绝望来述说，以亲眼看到的社会面貌为齿，以公众的绝望为爪，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撕咬。

二人所处的时代虽然大体相同，但社会背景不同，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也有很大差异，这是二人诗歌创作目的、思想、题材、方式差异的主要原因。但郭沫若与金斯堡都是天才的诗人，都选择用激进的诗歌表达方式来直抒胸臆，虽然郭沫若多选择通过讲述历史来激发情感，金斯堡通过描绘现实来宣泄压抑，但二人都实现了他们本身的目的。

总结：

郭沫若与金斯堡在诗歌创作的时代、社会背景下既有相同点，又有很大的差异，这对二人的创作思想与题材取舍均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相同点是二人均处于一个比较动荡的年代，社会时局不稳、文化思想冲突变迁，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不尽的素材。不同点是，郭沫若当时所处的中国社会新旧交替，虽然时局动荡不安，社会思想潮流纷乱不堪，但是旧事物衰退消散，新事物萌芽发展，孕育着一种新的力量，生的力量。而金斯堡当时所处的美国社会，虽然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相比强大至极，然而在内部开始出现腐朽的趋势，毒品泛滥，社会矛盾激增，社会思想潮流颓废不堪。我们分析二人在诗歌创作题材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两位诗人的作品，挖掘更多对我们及未来有益的内容，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提供些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