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构建

首先，但丁证明了人具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宇宙的中心。在《神曲》中，但丁经常通过对《圣经》中关于“人”的解说，证明尘世罪恶来源人类自己，而与“天堂幸福”与“上帝救赎”无关，其中的世俗性已经十分明显。在《论世界帝国》中，但丁阐述了高尚的人类道德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即玛利亚•海因斯（Maria S. Haynes）所谓“引发文艺复兴运动的新文化内涵的价值。”在《新生》中，但丁以“上帝之爱”与“尘世之爱”为前提，表达了对尘世幸福的理解，于是就有了《神曲》中诸如“如此快乐，我几乎难以认清”等表述，其中表达的是对当时西欧社会变化的思考。厄内斯特•福丁（Ernest L. Fortin A. A.）在《中世纪哲学与悖论：但丁与先哲》（Dissent and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Dante and His Precursors）一书中就认为：“但丁的话离不开他的思想，他的目的是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告诉人们如何达到更好的状态，人如何达到精神的解放和自由，由世俗走向神圣，由暂时走向永久，其中就表达了道德的含义。”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也认为：“但丁并未片刻放松人们道德上的责任，他是相信自由意志的。”与这些观念不同，吉赛普•马佐他（Giuseppe Mazzotta）认为：“但丁表达了深刻而不同的观点。”

关于人的理性与人性的积极内涵，但丁认为，之前即被教会视为罪恶的内容都是人的自然需求，而那些对人性的约束与扼杀等封建说教才是罪恶的，因此才有了《新生》和《神曲》等作品中那些沐浴在“天堂幸福”和“上帝之光”中的获救的灵魂和幸福的天使等带有明显的近代意义的观点。赫勒（A. Heller）认为，其中表达的是与上帝有关的“重大变化”。但丁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人性的高贵和人类道德的尊严。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但丁经常以“我们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隐喻尘世幸福与世界和平。乔治•霍尔姆斯（George Holmes）认为：“《新生》中的贝雅特丽齐既是上帝的创造物，同时是一个有生活原型的创造物。”但丁作品中的人既表现为“有至高的美德的人”、“圣女”和“有健全的理解力的人”等，也有象征人间苦难的“尸骨依然堆积在阿普利亚人个个都临阵叛变的切普拉诺地方”、“暴露着被切断的尸体”和“悲惨的路”等悲惨景象的描写。

主要表现为：当时西欧的社会意识已经开始从教会学说和基督教神学中解脱出来，即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人的内在和谐每一次遭到破坏，都可以靠他们自己天性的随机应变的智谋而得到弥补，因此没有得救的必要。同时，对于现世的野心和智力活动并不完全排除关于未来的想法，这就使它采取一种诗的形式来替代教义。”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对于这一点也作了隐喻性的解说：“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上帝以爱来创造的，是上帝按事先设想的模型创造的作品，上帝永远是世界的推动者和恢复者，人能够通过认知上帝之爱而将上帝吸引进自己灵魂的狭小范围之中，也能够通过热爱上帝而使自己的灵魂扩展到上帝的无限之中，这就是尘世幸福。”

在当时，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关注的目标不仅是自我，他们“强有力的个性也使他们在宗教观念上完全流于主观想象，象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而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种巨大魔力使他们趋向于世俗化。”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但丁作品中“有大量的积极宗教意义。”虽然如此，但丁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关于人于社会的观念或理论，因此我们很难因为他关于“三界”的解说而确定他思想的社会性质或时代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但丁开始以人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因此只是能将但丁定义为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这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伟大诗人和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

由此可以看出，但丁关于人的理解在观念上已经与教会学说和基督教神学观念有了本质的区别。教会关于人的理解是从人的神学属性出发作出的，即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物，因而只能在精神上匍匐于上帝的脚下而无力自救，这时典型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关于盲目无知的人的观点；但丁观与人的理解恢复了《圣经》中关于人在精神上与上地平等，因而不做需要教会的指引能够与上帝直接进行沟通的的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观念，因而将人作为尘世中具有独立的精神世界的社会存在来看待，但丁眼中的人因而具有了积极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时近代人们关于人的理解的基础。

其次，但丁通过对《神曲》中关于人性的理解与基督教神学中关于人性的定义的比较，证明了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在人的精神净化与到的升华过程的决定性作用。理性与自由意志的观念在西方由来已久，它最早出现在《圣经》中，认为理性和自由意志是人性中固有的智力成分，因而人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既定的人生目标，即敬仰上帝。在中世纪，教会出于控制人与社会生活的目的，不仅极力贬低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作用，大力宣扬上帝的理性，从而抹杀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到的依据。同时，人也被描述为智能在精神上匍匐于上帝脚下的愚昧无知的自然存在。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教会学说的衰落，西欧出现了对人性的肯定与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人的思想意识也获得了解放。这时人们眼中的上帝不仅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因素，而且人与现世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不仅具有理性与自由意志，而且具有积极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人也由此成为了具有独立的精神实世界与道德观念的社会存在，人性因此也获得了新的含义和丰富的内涵。其中，最明显的例证之一是，但丁关于贝雅特丽奇的描述：“9岁那年，但丁第一次见到并爱上了她。到18岁那年，这种爱使他为之心醉神迷。”

在《神曲》中，但丁力图将古代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查士丁尼皇帝和哲学家阿奎那等人都赋予了积极和善良的本性，并且使他们能够最终都能够获得“上帝之爱”和“天堂幸福”，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了但丁关于人与社会的理解和《圣经》中关于人具有上帝属性的解说。他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这些古代伟大人物的赞美与歌颂来隐喻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教会赐予的结果。不仅如此，在论述人性的光辉与尘世幸福的过程中，但丁还通过对西欧社会现实的解说，展示了人性的世俗性与人的社会含义，以“那些基督凯旋大军”、“幸福的灵魂”和“那些跳舞的天使”隐喻尘世幸福，以“那些最丰富的箱子中装着的财富多么巨大呀！”等隐喻人性中的贪婪和由此造成的尘世灾难。但丁的目的在于说明，不仅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出现了对世俗生活的关注，而且当时的意大利已经出现了近代的特征。在《论世界帝国》中，他以“最高贵的民族理应踞于其他民族至上”隐喻高贵的罗马民族具有统治世界的权利，同时以“慈父般恩典”隐喻上帝的人性，其中表达的是人的独立的精神世界和人进行主动思考与行动的能力。

在论述人的理性的过程中，但丁还对尘世中的人受惩罚的原因进行了辩解和说明。在《新生》和《神曲》等作品中，但丁通过对尘世罪恶的本质的揭露，证明了尘世罪恶的世俗性与社会性。但丁认为，人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行事，而与《圣经》的教诲无关，尘世罪恶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而引导人类走向邪恶的罪魁祸首就是腐败的教会。人一旦失去了判定人间善与恶的能力，也就失去了辨别真伪的智慧，而且这些毒瘤就像瘟疫一样，由教会和贵族向普通市民蔓延，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不仅如此，在这论证这个观点的程中，但丁将重点集中于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方面，以适应教会的学说与当时西欧社会的变化，因此才有了《神曲》中“引诱吉左拉贝拉去顺从侯爵的意愿的人”吃尽了苦头的维奈狄科•卡卡奈米科、永恒的圈子里“被鞭打的罪人”和地狱沟底的天使等因在尘世中犯罪灵魂而遭到残酷的惩罚等描述，其中清楚地表明了但丁重视人与尘世生活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