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生态文学发展的解读

一、生态文学的意义所在

生态文学是文学领域中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在全球“世界公民”共同面对生态危机之时,它的出现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阅读生态文学作品,就想当然地认为它不过是些反映自然生态危机的报告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确实,生态文学有揭示自然生态恶化的责任,许多生态文学作品就以此为己任,然而,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态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会有不同的标尺,有的文学作品以其深切的宗教关怀、道德关怀获得恒久的价值,有的文学作品以其艺术形式上极端先锋性而显现出自己的价值,更有的文学作品以其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揭示而留名于文学史,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价值不应因其偏重的题材而受影响。尤其是在全球演变成“地球村”的过程中,生态文学就更加清晰地显现出了特殊的意义。

生态文学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它是生态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文学形式,具有强烈的生态预警特点,同时,它的生态整体观立场给当下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能性的出路。我们必须看到,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日益兴起已经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一股蓬勃之气,它拓宽了文学的审美疆界,它给传统的文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它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型的视角与新型的价值体系,它加大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的空间,它为全球化语境下建构新的平等的、和谐的文化提供了可能。惟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建构起真正和谐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而这正是生态文学丰厚深远的意义所在。

二、生态文学的文化底蕴

    首先，生态文学所持的生态整体观主张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生态文学势必会对人的言行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会对目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提供一种可能性的出路。换句话说,只有人类把一些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的行为放弃,不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

　　其次,生态文学研究已经显现出跨文化的趋势,这为我们全球化语境中进行一种新的和谐文化建构提供了新思路。生态文学的产生根源是因为人类面对的空前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它没有国界、民族之分。要从本质上克服生态问题,就必须进行全球性的合作。自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往往拘囿于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缺少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的精神与行动。生态文学思潮涌起后,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这时,中国的学者也惊喜地发现,祖先创造的文化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思想,比如:“道法自然”、“物无贵贱”、“用物以度”等等。他们拥有研究生态文学精神资源的天然优势,并为此开始进行努力,张皓、曾繁仁、吴建民等纷纷就此进行了论述。可见,生态文学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跨文化的趋势。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把生态问题变成了一个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人类如何才能在解决危机四伏的自然生态的同时解放自己的人性?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可能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之中,未来世界只有在文化多元、相互融合的状态下发展。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能够真正走向世界,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挥出它的优势,它将遏制西方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物质的疯狂贪欲,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上的灾难。生态文学正是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都危机四伏的今天,为同样危机四伏的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多元融合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看明亮而罕见的生态文学文本——《瓦尔登湖》、《大地上的事情》,我们内心会升起一片澄明;当我们看另外一些同样罕见的生态文学文本《哀滇池》、《狼图腾》等时,内心掀起的是对人类的愚昧和技术主义的质疑和讨伐。

三、对中国生态文学成就的展显

     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态思想植入中国文坛的土壤。这是关乎中国生态文学影响源的重要事件。七十年代，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一般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国作家的心。八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我国生态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几个方面。

1.感悟自然

感悟自然这类作家多具有诗人气质，对大自然十分敏感，用心地聆听和观察自然万物。苇岸是这类作家的代表。在《大地上的事情》里，蚂蚁、麻雀、胡蜂、蜘蛛、啄木鸟、甲虫，江河湖海，白桦、栗树、麦子，还有季节轮换、气候变化、日出日落，是作品真正的主角；作者自己则只是“观察者”，主角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吸引着他的眼，牵动着他的心。感悟者既“感”且“悟”，在用心灵与自然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他对自然与人的关系产生了顿悟：“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很像人与他的生命的关系。”“那个一把火烧掉蜂巢的人，你为什么要捣毁一个无辜的家庭？”难道就为了显示“你是男人”？ 在《动物园》里，周晓风悟出：人类的审美是畸形的甚至是残酷的；人类没有理由自高自大，因为“我们猜测不出鸟的确切身份，也难以了解它见识广博的心胸；无论多么渴望，我们不能和它们一同比翼——鸟提醒着人类的不自由，正如伊甸园的蛇提醒着先祖的无知。”

    这些作家的自然描写优美而细腻，风格与浪漫主义十分相近。同样类似于浪漫主义诗人，这些作家怀念田园生活，在怀旧和感伤中质疑和批判工业化、城市化甚至整个现代文明。他们把目光转向农村，却痛心地发现：现代化巨人早已践踏了家乡的土地，一切都已改变：蓝天、绿树、农田、小河全都不再纯净，乡人的心灵也已不再宁静。

在充分评价这些作品之成就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其中对自然的赞美性描绘、对田园生活不再的怀旧性感伤，主要根源于作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他们并非真正为自然界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因此，他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思索和生态文学描写。

2.展现危机

    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动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类似，揭示生态危机真相的重任，一开始主要由作家承担起来。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现实，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大声疾呼保护环境。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和《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多部作品可视为代表。

    徐刚的早期创作主要描写旅游胜地，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和建设新气象。在那里，自然只是一个背景，人才是中心。在《夜行笔记》（1989）里，作者的自然观开始有所改变，领悟到“瀑布的唱歌只是因为自己想唱、愿唱，而并不是因为白日里那么多游人的掌声与欢呼激动所致”。他关注中国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水土流失、江河污染、沙漠扩张，滥伐森林、滥占耕地、竭泽而渔式的资源开发……他以坚韧的毅力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地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地区实地考察，为读者展示了大量令人震惊的环境恶化事实，忧患与焦虑跃然纸上。他们的纪实性作品具有揭示生态危机现实和启迪民众环保意识的重要意义，其巨大而深远的社会效应正在不断地显现。这些作家把不为众人所知的事实写出来，告诉人们这个国家正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绝对令人敬佩。

3.反思根源

反思根源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行生态哲学角度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是中国生态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1999年10月在海南召开的有许多作家参加的南山会议，是我国作家进行生态危机社会根源反思的标志性文学事件。在那次会议上，作家们对唯科技主义、唯发展主义等思想根源提出了质疑与批判。在《生命·生态·生活》、《保护动物，我们能做什么？》和《荒野之鼬与荒野之忧》等作品里，郭耕的生态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质疑被奉若神明的发展观、进步观，颠覆增长概念，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他以生态整体主义眼光看待世界，指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是食物链的一环，对于生态系统来说，任何一环都是重要的。詹克明的《世上本无害虫》从生态整体论出发，指出一切生物相互依存，本无有害与无害的区别；恰恰是人出于短浅的功利主义对它们进行选择、区分，有用则培养，无用则蔑视、遗弃，最终将给生态系统带来灾难。

四、展望

我们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作家投身到生态文学创作中来。然而，客观地说，中国的生态文学至今还没有形成热潮，甚至连流派都还算不上。相当多的作家每天都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喝被污染的水、吃高残留的食物、呼吸有害健康的肮脏空气、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接连不断的生态灾难，但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却是对生态危机的无动于衷。生态文学的前途无量，因为推动它走向繁荣和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生态危机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还在增强。事实上，尽管中国的生态文学还没有出现大繁荣，但已经受到世界的关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只要中国的生态状况依然在总体上持续恶化，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为生态而写作；只要这个星球的生态危机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和消除，只要人类仍然面临生态灾难的威胁和灭绝性危险，生态文学就一定会繁荣并持续繁荣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