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笔下的女性世界

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苏青以女性特有的心理感受、生活体认和平民化的日常生活视角，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绘了各种各样女性的生活轨迹，勾勒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都市女性的百态人生，展现了在当时社会，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的洗礼，但作为女性，无论是家庭妇女还是职业女性，无论是没受过教育还是受过教育都难逃悲剧的命运。苏青笔下主要刻画了三种大的类型的女性形象，一是旧式家庭妇女，一是新旧合璧的女性，一是新式职业女性。苏青笔下的女性形象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女性世界，因此自有其价值。

一、旧式家庭妇女

旧式的家庭妇女严格地遵从封建礼教，婚前依附父亲，婚后依附丈夫，没有自我生命意识。如《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的母亲、婆婆，《歧途佳人》中符小眉的母亲，《续结婚十年》中的表姐婉娴，散文《真善美和美容》中的外婆、母亲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老中青女性串联起来，就可以获得一个对旧家庭妇女生存处境的完整印象。

苏青真实地呈现了她们狭小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以家庭为天地，丈夫和子女就是她们的全部世界，自我生命意识处于麻木之中，一辈子为他人从早到晚的忙碌，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真情善意和美容》中的外婆，当外公在外与一个戏子想好时，为了防止人家笑话她吃醋，为了落得人家赞她贤惠，干脆劝告外公把那女子娶进门来。压制自己的欲望，漠视自己的权利，只为了严格遵从封建礼教做一个符合男权社会标准的女人。超稳定的封建思想、超稳定的男子中心社会一起将她们推向古老的自我压抑的生命方式之中。《真情善意和美容》中的母亲婚后丈夫在外胡闹，她不闻不问，而只一心一意上侍公婆，下待儿女，认为“好在我自己有儿有女”，以能守着儿女过日子为安慰。

在男权中心的传统社会里，根本不可能为女性提供一个做有自主意识、独立人格的人的可能性，为了保全自己在家庭和家族中的位置，不管这个家和家族对她们来讲是天堂抑或是地狱，被封建意识所压迫的传统女性在家中始终扮演着琐碎，辛苦，卑微的主妇角色，而且通过对孩子的爱，感到自己的存在，确立自己生存的价值。这些旧式传统女性，她们恪守封建伦理而不变，以家庭为天地，如张爱玲所说的：“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忧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了还死在屏风上。” [1]旧式传统女人的命运恰如笼中鸟，一生一世被关闭在家庭之中，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飞向自由的天空。

二、新旧合璧的女性

这是一批受过新教育的一群女性，在她们青春的求学时代曾追随“五四”精神，主张争取恋爱的自由和爱情的胜利，在积极参加争取社会解放民族解放学潮中，成为追寻妇女解放的急先锋。但这些人物后来怎样了？

《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自称是“满肚子新理论的人”，婚后因怀孕而辍学，因产女而备受歧视，发誓：“偏要做些事业给你们看……，我要找职业，要替普天下的女孩子们出口气呀！”，可一边又不得不周旋于公婆、小姑、佣人之间，忙于琐事，既无味又无聊。明知一个读过大学的女子不该长住家里当少奶奶，却又安于现状，空有满腹抱怨空有满腔希望。可这样的女子又岂止怀青一个人呢？《歧途佳人》中的符小眉，读书时勤奋刻苦，因家庭原因辍学，被迫嫁给一个纨绔子弟黄承德，婚后，与一大群庸俗无聊的人相处，难以动弹。前后变化更令人吃惊的是《小天使》中的张继杰。曾在民众大会上高喊“奋斗”曾争取婚姻自由反对父母订婚而出走，与恋人同居于杭州，极其大胆、勇敢、进步，婚后变得庸俗、虚荣，把精力和希望全寄托在孩子身上，甚至提出与“我”两家订儿女亲，可见其思想倒退到了何种程度。

这些新女性，虽然接受过新式教育，但走入社会，走入婚姻，受了种种困扰与挫折，思想又回到了原点。这些女性虽然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上却始终受封建旧思想支配，一旦进入婚姻的围城，自觉不自觉地在家中相夫教子，侍奉公婆，唯独没有自己，其生命轨迹一如旧式女人，有何幸福可言呢?她们就像见过阳光却只能生长在阴暗角落里的一棵棵小小草，现实让她们失去了生机勃勃的空间，最多只能无奈地望着外面的世界。

三、职业女性

在三四十年代，都市的发展为女性逃离家庭生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此，在当时的大都市出现了一批职业女性，那么，职业女性的自我价值又是否实现了呢？她们是否摆脱了悲剧的命运呢？

苏青在其作品中刻画了两类职业女性，一类职业女性出来工作仅仅是为了迎合潮流赶时髦，工作只不过是为了装点空虚的生活，并不以此作为实现价值、人格独立的支撑点，而且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婚姻才是她们的目的。如《看护小姐》个个年轻貌美，她们并不打算以此作为终身职业，知道自己“努力不出什么大场面来”，抱如此想法自然在工作上不会尽职尽责，只会在穿衣打扮上下功夫。同样，机关里写字间里的的小姐们都年青，且打扮得极时髦漂亮，所挣的工资远远不够打扮的费用，究其外出工作的原因，是因为“闲着无聊”，“总得做些事情”。这些职业女性，虽然接受过新式教育，拥有一份职业，但是她们的思想灵魂深处仍然同旧式女性一样，同样不是独立自主的女人。

另一类是踏踏实实地工作的职业女性。《歧途佳人》中的符眉英，从小苦读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成为讲师。她为了保住工作，婚也不敢结，每天努力做事，挣了钱却吃的穿的都舍不得买，努力攒钱只想出国留学，终因贫病交加，困居他乡躺在医院里等死。符眉英一生辛苦努力走的是知识女性的新路，但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地方值得人们羡慕呢？还有《写字间里的女性》的杨书记没有丈夫，却要养活三个年幼的孩子，依靠工作所得的微薄收入支持家用，每天起早贪黑在家和写字间中左右奔忙，整天焦头烂额。一个职业女性既要工作又要顾家让她疲惫不堪，这样的生活何其痛苦与煎熬！这些女性的生活境况告诉我们：处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女性的谋生是何等的艰辛。曾如四十年代萧红在经历了人生的波折之后，发自肺腑地对聂绀弩感叹：“你知道吗？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2]

四、苏青笔下女性形象的现实意义

中国新文学人物画廊上有一批光彩夺目的新女性，如子君、莎菲、林道静……作者往往为了表达鲜明的新思想，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较浓。苏青身处沦陷区，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容不得国家、民族、革命意识的表达，而这些也是苏青表达不了的，正如她自己所言“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她是写不出来的，并且说：“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 [3] 苏青还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底的俗人，关注实实在在的世俗人生、日常生活。在苏青笔下有无觉醒意识的外婆母亲辈的中国老式女人，有觉醒意识却无可奈何的同辈的新旧合璧的女性，还有在都市中或为生活奔波挣扎的职业女性，或甘做花瓶的职业女性，苏青笔下女性形象的独特性正在于此。在作家们为所塑造的先锋女性而陶醉时，苏青却在热闹之中把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向文坛贡献了一批默默无闻却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女性形象，正是有了这些女性，才使中国新文学的女性形象群像更具有现实的丰富性，成为一幅更完整的艺术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