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与《怨女》的文本比较

中篇小说《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品之一，被夏志清称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时隔二十多年，张爱玲又将《金锁记》改写成了长篇小说《怨女》公开发表。对比两个版本，《怨女》和《金锁记》采用了同样的素材，都写的是麻油店家的女儿嫁入豪门，却处处受人轻视，都同小叔子有一段瓜葛故事，熬成婆婆后都成了迫害者，亲手毁掉儿女儿媳的幸福生活。但是《怨女》并不是简单的对《金锁记》故事内容的展开和拉长，明显的已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可以说《怨女》是张爱玲借用《金锁记》的故事素材进行的一次新的创作。

一、改写的动机

张爱玲曾经说过，她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虽然《金锁记》受到了很多人的一致好评，曹七巧疯狂的、极端的形象也成为经典，但是张爱玲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数都是“庸常”的、“不彻底”的，曹七巧是另类的，是个别的存在，可以看出她对平凡人物形象的喜爱。《怨女》中的银娣没有了七巧的疯狂，而是回归到了平庸和平凡，正符合了张爱玲大多数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风格。由此可见，多年后张爱玲不惜耗费大量精力对《金锁记》进行重写， 是她对创作风格的自觉追求，是她苍凉文风的回归。

二、人物形象的改写

    小说《怨女》从叙事风格、结构安排，到人物形象的塑造、角色关系等相较《金锁记》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区别最大的就是两个主人公——银娣和七巧的形象塑造，从而决定了两部小说本质上的不同。

对嫁入豪门的态度。在《金锁记》中，七巧是被兄嫂卖入姜家的，是做太太还是姨太太也是由哥哥的一句话决定，七巧对自己的命运没有自主权，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基础。而银娣则不同，她有很大的选择权，她本来已答应药店小刘的求婚，但是当她有了这个嫁入豪门并且是做正房太太的机会时，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最终还是同意了。七巧的悲剧带有那个时代政治的色彩，她是男权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她是被动的，无奈的，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命运的牢笼中挣扎和反抗；银娣更突出了一般小人物的生存心态，她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做出了自愿、主动的选择，她的悲剧有了一些自觉误入的性质，更加体现了普通人性的世俗、平庸的特点。

对待小叔子的态度。《金锁记》中七巧对季泽的感情是热烈的、冲动的，她主动与他调情，却闹得不欢而散，十几年后季泽又主动上门，原本还抱有一丝爱情幻想的七巧却发现他是来骗钱的，立刻愤怒地将他赶了出去，这使七巧悲痛欲绝，从此不再相信爱情，从而加剧了她人格上的裂变。《怨女》中的银娣对情欲没有这么冲动，是姚三爷大胆主动的调情，银娣才有了非分之想，但是浴佛寺不成功的偷情之后，银娣就再也不敢有出格之举了，分家后姚三爷第二次登门时只叙旧情，还未提借钱之事，就被银娣赶走。银娣对待情欲，是主动地、清醒地选择了放弃，从而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安稳的过日子。

对待女儿和儿媳的态度。在《金锁记》中，长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长期受母亲七巧的虐待，逐渐失去了自主的人格，并且逐渐因习惯而麻木。七巧对长安精神上的折磨是最能体现她的报复欲望和变态心理的，大大强化了七巧“彻底”的人物形象，但是在《怨女》中这部分“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的精彩情节却被张爱玲删去了，没有了女儿长安这个角色，悲剧冲突自然就弱化了不少。在对待儿媳的态度上，《金锁记》中两个儿媳芝寿和绢姑娘都是结婚时间不长就被虐待致死，吓得长白也不敢再娶妻了，虐待儿媳的原因是七巧极端的“嫉妒——报复”变态心理。而《怨女》中银娣与儿媳的矛盾正常化、合理化了不少，银娣不喜欢儿媳冯氏是因为她长的丑，觉得上了当了，所以才经常刁难她，冯氏的死跟害了痨病有很大关系，责任不全在银娣，姨太太冬梅虽然和银娣有矛盾，但是也安稳了生了几个孩子。张爱玲的这种改写大大消解了《金锁记》中的变态情欲的动机，使银娣的形象也回到了较为正常的轨道上来。

从《金锁记》到《怨女》，两部小说虽然都写的是在情欲和物欲的重压下女主人公人性的扭曲，但是《怨女》中的银娣没有《金锁记》中的七巧那么彻底，那么触目惊心。七巧是彻底的、决绝的疯狂，“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揭示了金钱对美好人性的毁灭。而《怨女》中的银娣则是一个普通的、平庸的常人，她虽然有点小奸小坏，但过的是安稳的、庸常的生活。从“彻底的”七巧形象到“不彻底的”银娣形象的转变，反映了张爱玲对人性理解的不同和人生态度的变化，是对自己苍凉和启示的文风的追求和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