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拉克作品中的自然人学观念

在彼特拉克时代，西方看待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观点主要有三：第一种是超自然的模式，即从超越宇宙变化的思想和道德范畴来看待一切的宗教模式，它的焦点集中于对上帝救赎的追捧与对天堂幸福的赞美，同时把人与尘世生活看作是神创世界的一部分；第二种是科学模式，焦点主要集中于对大自然美景的赞美与对自然变化规律的关注，同时将人看作是大自然秩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三种模式是近代人文主义的模式，其中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对人性的赞美与对人类道德的关注与思考，即以人类道德与人的生活经验作为人了解自己、上帝和大自然的手段和媒介。其中，第一种模式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这与西欧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观念有密切的联系；人文主义模式同文学艺术联系密切，虽然这种模式可以从古代文化中获得灵感与借鉴，但是现代形态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形成。科学的模式到十七世纪才最后形成。

彼特拉克关于人性与人类道德的理解显然属于第二种模式。彼特拉克在他著名的《致友人》一文中，就以轻松欢快的笔调记录了他于1336年攀登阿维尼翁东北40英里的旺图峰时的心境和艰苦的登山过程。这些表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隐喻了当时的人们关于人生与尘世生活的看法，但是其中表现的思想意识却仍然在“古代世界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观念之间徘徊。”其中既有对高山的神性的隐喻，也有对艰难的攀登过程的感性理解与文学暗示。

这是因为，自西欧出现对人与尘世生活的关注以来，那些最早觉醒的神学家和人文主义思想家就开始了对人生的意义与这个尘世世界的思考。由于他们每个人的角度和经历的不同，他们以观点多样性与矛盾性著称，而且即使是属于同一个学派的人文主义神学家或神学家在立场观点等方面也经常各不相同，他们甚至有时是彼此对立的。有关人与社会的论断，不论是宗教的还是科学的，由于没有被人与现实生活所证明，因而都得不到人类经验的检验和支持。这些讨论虽然都是世俗性的，但是它们大都与神或上帝等内容相关。如果他们在某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常常会以辩论的方式进行论证，这些论述“改变了原来的含义，使之适应这一体系，而没有任何不合时代的感觉。”在《抒情诗集》中，彼特拉克经常反思人类以往的过失，目的在于说明尘世生活的艰难。加林（Eugenio Garin）认为，其中展示的是对“对人的研究。”这类主题在《给无名收信人的信》、《田园诗集》和《对医生的斥责》（Invectiv contra Medicium）等诗作中一再出现。彼特拉克在《抒情诗集》中谈论此事时，甚至把在1354或1355年间与查理四世会谈记载写入《致友人》（XIX，3）中，通过对沃克吕兹乡间花园的解说来阐释他关于文学创作的观念。

彼特拉克的这些思考表达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与对未来的乐观的预期，这不仅对他关于人与社会变化的理解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于形成他的世界观和道德具有决定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解说了但丁的思想意识与彼特拉克之间的不同，二者在理解这个世界如何运行以及由此表达的人生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虽然我们现在很难得出彼特拉克与但丁之间在看待人性与这个世界等方面又怎样的差异，但是其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但丁观察的视野仍然局限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大致范畴，因而他关于人与社会的理解中不免带有教会学说与基督教神学的影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内外学界关于但丁与彼特拉克在思想意识等方面有巨大差异的问题。

此外，彼特拉克还经常引用古罗马名人或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论述，以阐述他的观点。在1337年，彼特拉克以古罗马帝国的军事统帅阿非利加•西比阿的故事作为《名人传》的开篇。到1343年，他已经撰写了23位古罗马名人的生平事迹，其中就包括了罗马帝国的建立者罗慕洛和著名检察官加图。在《名人传》动笔一年之后，彼特拉克开始创作以西比阿为主角的英雄史诗《阿非利加》。在《爱情的胜利》一文中，他还将人类道德看作是“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认为人不仅是尘世中能够感知一切客观存在的精神与道德实体，具有了感知真实世界的能力。在《胜利》一文中，爱情被视作人的精神世界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才有了诸如“我”因为思念劳拉而受到到心灵的痛苦煎熬与人在这个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内心的启迪与道德的升华”。安吉洛•马佐克（Angelo Mazzocco）对这一点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彼特拉克开创了典型的市民文学。”丹尼斯•哈伊（Denys Hay）认为，彼特拉克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捍卫他的道德哲学。”

这说明，彼特拉克眼中的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具有高尚的道德观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近代意义的社会人，并窃这些描写和观点当中已经具有了丰富的人性的内涵与高尚的道德伦理观念，其中表达的是人类所具有的深刻剖析自己的内心与主动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这个变化不仅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观念与人的思想意识的更新、当时的人们关于人性的认识的变化，而且证明了他关于人性的社会性等的观点。经过了这个变化，人开始拥有了理解大自然和宇宙的能力，开始了以一个完整独立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人类过往的一切，这就为当时的人们正确理解人和事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西欧近代的人的思想意识和思考范畴已经与但丁时期的人们关于人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时人们不仅已经摆脱了基督教会的束缚，同时也开始了对自己的内心与这个世界的解说与探索。

从文学分析和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来，彼特拉克作品中关于沃克吕兹乡间花园的解说一半是指现实世界中的花园，另一半则是对他在诗歌中精心构思的那些代表人类精神世界的习作的隐喻性解说，其中就“表达了他的思想观念的总体倾向与相关的文本内涵。”对于彼特拉克关于大自然美景的赞美和他关于人性的理解，与他激励并赞美人性的这些做法，后人有不同的理解。科洛尔•托马斯（Carol G. Thomas）认为，彼特拉克是通过“艺术的古典标准”，阐述了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抒情诗集》这部流传至今的诗歌总集中，彼特拉克通过对爱情与古典文化之间关系的解说，说明了世俗生活和人性的美好。安吉洛•马佐克（Angelo Mazzocco）认为：“彼特拉克诗歌中高雅、温柔而又精致的表达是佛罗伦萨俗语的一个典范。”关于彼特拉克关于人性与人类道德的论述，丹尼斯•哈伊（Denys Hay）认为，《田园歌集》（Bucolic Songs）中展现的是“人类美好命运，而不是智力的赞许。”这不仅是因为其中记录了“历史是活生生的，她与人们的生活共同存在，而且还记载着人在使自身完善的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开辟活动的前景。”他的目的更在于说明，“人的优越性是一个人具有人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说明，彼特拉克关于人性和大自然的理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人们，其中他关于人性的肯定与对人类道德的赞美成为了他表达对人类道德与人的精神世界赞许的主要手段。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成为人性与高尚的道德的标志，而且只有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的人才有机会登上人类精神与知识的最高峰。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思维模式或文化的形成都要经历剧烈的阵痛，这个阶段的长短则取决于人们对自己固有的思想观念或文化模式的接受程度，而这需要漫长的经历与思想观念的斗争，而这一点已经被人类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无数次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