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中“求女”与《洛神赋》中“恋爱”之比较

《离骚》是伟大诗人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文章中的求女情节在《离骚》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后半篇以此为线索展开。清代王邦采曾说：“屈原之作，洋洋焉洒洒焉，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而《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必得其解，方不失之背谬，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①可见，求女的喻意对于理解《离骚》的主旨是非常重要的。而《洛神赋》则是曹植辞赋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正如开头写到的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中描写了人神相恋，但却无果而终。它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受到楚辞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楚辞的继承和创新。不仅如此，这两篇作品在思想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因为屈原与曹植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具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  屈原与曹植都有着优越的出身和引以自豪的政治才干。屈原与楚国是同宗室，屈姓又是楚三大姓之一，可见其出生王室，身份是很尊贵的。又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入则与图议国事，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可见当时他是受怀王信任和器重，具有政治才能的。曹植是曹操的儿子，地位也是很高的。他“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并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②很有文学才华，也很受曹操的器重，几次想立他为太子，同时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在随军出征当中也显示了一定的政治才干。

   二  作为时代的精英和先躯，他们都曾体验了怀才不遇的苦闷与孤独感，心中充满愤慨之情。屈原在怀王时遭疏，顷襄王时期又被放逐江南，他的美政理想和对国家的忠心都遭到了拒绝，周围是奸馋之人，国君又被蒙蔽，正如在《渔父》中所写的一样，“世人皆醉而我独醒”，当时屈原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而曹植则是在黄初，太和年间，不断被曹丕父子猜测、排斥、迫害，他一心想着“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③但在残酷的现实中，理想不断被击破，使其思想抑郁不安，生活险入困境，一方面是“常汲汲无欢，一方面又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是很苦闷的。

   三  现实斗争的失败，政治抱负的无从施展，他们只好以诗言志，借助文字来抒发自己强烈的情感。在屈原的作品中，他反复叙说了自己的高贵品格和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但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不能被采用。所以只好反复陈情，表明自己的决心。曹植是渴望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在遭贬后，曾写了《求自试表》，不断陈述自己的忠心，虽然在这种心情下还伴有恐惧心理，但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寄托于文字中。也许是政治上的失意，才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创造了一系列优秀作品，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学家。

  通过以上三点的比较，我们能看到屈原与曹植身上是有相同的地方。那么理解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相通之处也就不难了。

   《离骚》中有三次求女，求宓妃是自己不满意，求有娀之女，鸩鸠又不肯作媒，而且凤凰受高辛指派而去，第三次求二姚，而二姚深居闺室，“我”自适文不合礼节，其父有虞之君也不明白自己的心迹，所以自己对有虞之二姚虽眷恋不舍，但终没变法求得，最后也只得发出了“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的感慨。在《离骚》上篇中，诗人叙述了自己的志向、理想以及对楚国黑暗进行了批判，然后用形象化的手法描写了自己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女巫告诫他不要直身行道，劝他从俗自保；又向重华陈辞，重华劝进。再退与进的矛盾冲突中，他选择了后者，进行了幻想性的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叩见天帝，却被阻止，在这里所暗示的是楚国黑暗的政治现实，奸佞当道，谄媚横行，国君被蒙蔽，自己的崇高理想在楚国无法实现，“朕时之不当”与“高丘之无女”同指，都是指在楚国没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条件和途径，因此而引发了作者的求女过程。求女三次均告失败，是诗人在楚国寻求理想途径的幻想，求女的失败也是诗人在楚国政治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反映。求女之后又求助于灵氛、巫咸。灵氛认为楚国无望，屈原不可留。巫咸指出离开楚国后，选择圣君才是明智之举。二者都劝屈原离开自己的国土，因为楚国已是馋臣结党营私，国王被蒙蔽，不足为美政。外有明君，可实现自己的理想。诗人听了占辞而又对楚国黑暗现实进行了重新分析，决定去远游，到异国他乡去寻找能实现自己理想的环境与途径。“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居。”诗人为了寻求一条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以使楚国强大，做了不懈努力，但终归失败，楚国是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途径而言这与上文求女所指也是遥相呼应的。

  再来看《洛神赋》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洛神形象。作者与洛神一间倾心，双方进行了许诺，但二人的爱情进展并不顺利。先是作者起疑，失去对爱情追求的力量，使得洛神“声哀厉而弥长”，接着又是洛神“转眄流精，光润玉颜”的神态燃起了作者的爱恋之情。然而此时洛神又没有了热情，要返回故地，最后双方只能怀恨而别。作品中通过对“柔情绰态”的女神宓妃形象的刻画，抒发了诗人“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的感慨，寄托了作者对事业和理想途径的追求。黄初二年，临淄侯曹植连遭恶运，上半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却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候”，⑤七月改封鄄城侯。当年下半年他再度出事，又被拘至首都洛阳治罪，一直到第二年即黄初三年，问题才告一段落，返回鄄城。《洛神赋》正是作于这一时期。事实上，曹植是很渴望报效国家的在《白马篇》中曾写下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言壮语，但他的政治抱负却始终无法实现。在《洛神赋》中他对洛神既敬又怕，对洛神有过怀疑和试探，这放映了作者对美政理想途径的探求。他渴望国家的大一统，希望自己的才华的得以施展，但现实的无奈使作者陷入了矛盾中，现实的处境尽管令人失望，但作者仍有美好的愿望和对理想的追求。洛神这一美好形象正是作者渴望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化身。但最终还是像《洛神赋》中缩写“遗情想象，顾望怀愁。”，无果而终。丁晏曾说：“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⑥曹植的悲剧显然是屈原悲剧的重演，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缠绵悱恻的忠君表白，超然独立的品格，上天入地的痛苦求索，是他们陷入难以自拔的重重矛盾中，现实的无奈，是他们不得不去美好政治的理想途径。

  综合上述，可看到，《离骚》中的求女和《洛神赋》中的恋爱情节，都是作者在现实中遭挫折后，在自己构造的理想世界中，去寻找实现理想的途径。虽然，屈原是继续上天求路，去寻找新的出路，而曹植是怅然而归，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没有找到理想对象即合适的理想途径，可见两这二者是有同工异曲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