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心理体现

众多学者、评论家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解读D.H.劳伦斯最后一部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大多把焦点放在女主人公康妮的身上，通过对她的本我、自我、超我的解读来赞许她在残酷的工业文明这一大背景下对人性的追求；或是通过对梅勒斯的分析，来表达诸君对他的怜悯之心；亦或是对克利福德做同样的解读，来表达诸君对他在工业文明中丧失人性的憎恶，凡此种种。但，在象征手法的辅助之下，透过进一步的整合分析，读者们会发现在描写三个主人公时，劳伦斯对他们各自的本我、自我、超我的描绘的轻重点是不同的；而将每一个人物的侧重点整合起来就恰恰是劳伦斯本人。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

1923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自我与本我》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指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部分组成。“本我”是一种混沌状态，与躯体过程直接接触，从躯体过程中接受种种本能需求，并使这些需求在心理上表现出来[2](P156)，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一味追求满足。“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被称之为直觉-意识系统，不但感受来自外界的刺激，而且也感受出自心理内部的刺激。对自我来说，它既要代表外部世界的要求又要忠实于本我，是人格的“执行官”但又同时侍奉“三主”——本我、超我、现实。自我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活动。“超我”是人格中道德性的那一面，是自我的典范，是从自我中分化出去的部分，代表良心，依照道德原则活动，追求完美。

二、梅勒斯象征着劳伦斯的本我

梅勒斯是一个崇尚自然，极度厌恶工业文明的看林人。他具有独立性，崇尚自由和个性解放，推崇本能和性爱。虽然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能非常流利地讲很多外语，但他坚持在任何情况之下说方言。因为他认为，标准的英语代表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充满了冷酷和理智；方言则是最原始、最自然的情感流露。梅勒斯深居树林里，那是适合人类自然发展的栖息之地，远离现代文明所造成的喧嚣。纯正的方言、自然的居所，这些不都象征的是最原始、最混沌的状态嘛，也正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本我形象，躯体所追求的是本能的种种需要。而梅勒斯对语言和居所的选择仅仅体现了本能需求的冰山一角，劳伦斯对梅勒斯着墨更多的莫过于人类最大的本能——性爱。

梅勒斯的性爱本能经历了四个女人。当梅勒斯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追求当地校长的女儿。她长得很漂亮，怂恿梅勒斯和她一起读书吟诗。她追求的是精神恋爱，对性爱根本没有兴趣。梅勒斯丢弃了她，因为她无法满足他的本能需求，违背了他的快乐原则。随后梅勒斯又和一个女教员发生了关系。这位女教员如同校长的女儿一样，梅勒斯又一次感到了失望，

压抑了本我的需求。第三个女人便是他的妻子。她有强烈的性欲，甚至过于梅勒斯。但梅勒斯的性爱每次都被他的妻子操控着，同样也压抑了他的本能，使他失去了本应有的欢娱。而与康妮的性爱，使他的快乐最大化，本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他们之间的性爱并不是一开始就达到满足、和谐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有一些小的波折，但梅勒斯的本我在性爱上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三、康妮象征着劳伦斯的自我

作为小说的女人公，康妮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劳伦斯对她的描写也是较全面的，既有本我的冲动，也有自我的克制，超我的追求，但劳伦斯还是把焦点置于康妮自我的焦虑与抉择上。康妮的自我纠结，通过与麦克和梅勒斯的关系得到了完美呈现。

康妮和克利福德的婚姻可谓是门当户对，都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克利福德更是一位贵族。婚前，康妮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散发着自然和谐的本性。当她的丈夫下半身瘫痪后，康妮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妻子的责任，这是她的超我在遵循社会道德的原则。在强烈压制本我的情况下，她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婚姻的缺失会给她的本我和自我带来巨大的痛苦。直到她和一位爱尔兰剧作家麦克发生了关系，她的本我才产生了一丝涌动。她和麦克的交媾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所以在他们的鱼水之欢结束后，康妮沉思了一会对麦克说道：“我不愿意克利福知道……，甚至不愿让他猜疑什么，那定要使他太痛苦了。但是我并不以为那有什么错处，你说是不是”[1](P18)?这时，康妮的自我，一方面要忠于本我的性爱需求，另一方面又要遵守现实原则，还得服从超我的社会道德。但她的性爱在麦克身上并有达到真正的满足。“受到的压力过大时，自我的反应就是增加焦虑感”[2](P157),她丈夫的性无能和麦克的性无力，使她的本我压抑过大，所以她开始憔悴，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才有了伦敦之行，这便是自我对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做的一种调和。

与梅勒斯的多次性爱，也是康妮的自我调和本我与超我的一个艰难过程。康妮和梅勒斯第一次性爱时，康妮总感觉有隔阂，没有真正满足本我。当她第二天再一次去树林里等待梅勒斯时，她的身体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康妮体内被唤醒的一种新奇的，动人心魄的东西开始涌动。”[1](P138)。但是在强大的传统道德和习俗的压力下，第四次性爱开始时，康妮“精神上有什么东西在抵制”[1](P178)，这源于自我迫于现实和超我的压力。就这样经历几次性爱之后，在本我的驱使下，超我的包围中，现实的拒绝里，康妮的自我削减加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力量和影响，使之达成灵与肉的协调。

四、克利福德象征着劳伦斯的超我

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理想部份。由于对客体的冲突，超我倾向于站在“本我”的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而对“自我”带有侵略性。超我以道德价值判断的形式运作，维持个体的道德价值感、回避禁忌。超我所遵循的是社会道德原则。

一方面，克利福德反对本我的原始渴望，具体到小说中便是他的性爱需求。克利福德在结婚时还是个童男，所以性的方面，他的超我是极力反对的。他只知亲情比性爱更深刻。另一方面对自我的侵略性则表现在对康妮的精神控制上，维持其道德价值感，“总之，那些一瞬间的兴奋有什么重要关系呢？难道生命的整个问题，不是在日积月累地、慢慢地、创造一个完备的人格吗？不是生活在一种完备的生活中吗？一种不完备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1](P30)。克利福德的超我形象尽显其中，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道德家。

结语

劳伦斯对工业文明极度的厌恶。田野上的凌乱矿井和煤堆与宁静甜美的田园风光在劳伦斯的心目中形成了丑与美的鲜明对比。而这种对比通过在这本小说中对性生活的具体描写得以阐释。在劳伦斯创作的晚期也是弗洛伊德思想产生影响的开始阶段，而早就对性爱的意念心有灵犀的劳伦斯本人，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把人格结构理论发挥的淋漓尽致。劳伦斯通过对梅勒斯男性生命力的描述，来展示这种强大的本我可以消除机械文明对人性的摧残；而这一过程确是十分艰难得，自我的焦虑与抉择在康妮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克利福德则象征了工业文明所造就的所谓的“超我”。三个主人公完美地展现了劳伦斯的自我、本我、超我在对待工业文明时的内心冲突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