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

这里所要讨论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主要是指以鲁迅为先驱的乡土写实小说流派，主要作家有：王鲁彦、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徐玉诺、潘训、彭家煌、许杰、王任叔等作家，他们的创作几乎涉及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初潮。“五四”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他崇拜破坏，推行创造，在此时，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而西方文明却被视为救世的良药。在这历史的大舞台上，现代知识分子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与传统士大夫的决裂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是官学一体的，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进入仕途之后，他们的身份就成了士大夫，也就是士这一个阶层。自隋唐科举制确立之后，读书人与政治权利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成为古代四民社会中的中心。士所注重的是道德和秩序，而非现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知识技术。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天朝梦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击碎之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动荡使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现代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他们不复有进身仕途的大道，而沦为了漂泊者。阿尔伯特·韦伯把知识分子叫做“自由漂浮的人”, “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社会地位的改变使他们能更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现状，并自觉担负起拯救中国的重担。由于他们不再与古旧中国的政治权利所结合，所以他们在接受西方文明时显得毫不犹豫，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不遗余力。他们在与传统士大夫的决裂源于社会地位的改变，导致的是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巨大变化。传统士大夫被奉为圭臬的儒学遭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唾弃，儒学价值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理性文明。“五四”所倡导的民主、科学成为了现代知识分子拯救中国的旗帜。“五四”乡土小说作家正是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运用新的世界观和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来审视中国乡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人格，从而提出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思想。

　　传统士大夫关注的是社稷安稳、国泰民安，即使有许多人关心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与现代知识分子对人的关注有着质的区别。士大夫对于下层民众的关心仅仅出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五四”以后，中国开始了缓慢的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知识者现代“人”的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乡村和农民，昔日最低位卑贱的“农人”在“人”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所以在这里，“五四”乡土小说作家表现的是反封建的决心，贯穿的是现代理性精神。

二、与大众的关系

   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在现代中国一直是十分复杂而微妙的。这里的大众是指与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相对的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和大众都是群体概念，存在相当意义的构想成分。在传统中国，大众是被书写的对象，而知识分子是书写者。无论是在社会变革还是思想革命中，大众都是被动的。

　 “五四”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观照大众。在“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的笔下，这种关注表现出了不同于历史的新内容，乡土小说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新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农民大众的强烈关注。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使这一时期的乡土作家们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去审视这个古老的乡村宗法制社会。在城市中，经历了变法、社会革命、思想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闭塞的乡村一切都像一潭死水。革命与农村大众是存在巨大隔阂的，在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自始至终都未明白革命究竟是什么，最后糊里糊涂的被当作革命者被杀了头，《药》中的华老栓用馒头蘸烈士夏瑜的鲜血来拯救儿子的性命。

　　在鲁迅的笔下，“五四”这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并未深及中国乡村社会。启蒙的概念来源于西方，康德说启蒙“就是使人摆脱其自我原先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意味着无他人指导不能运用自己的悟性。”[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中国现代启蒙者把启蒙活动的焦点与目的定位在促进启蒙对象观念意识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思想革命与文化批判作为促进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策略，这赋予乡土文学以鲜明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的个性。

    启民智成了这一时期的主题，于是在“五四”乡土小说作家那里，我们看到对于蒙昧民众的揭露和批判。以阿Q为代表的乡村人物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的缩影，更涵盖了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笔下的华老栓、闰土、祥林嫂，他们都是不幸的，然而这不幸的命运也因了他们的麻木和愚昧。继鲁迅之后的王鲁彦也是以改造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为写作主题的。《柚子》写的是目睹浏阳门外杀头的“盛举”，小说中的看客和鲁迅笔下的看客是相映照的。许钦文的《鼻涕阿二》以悲剧的形式揭示了一个妇女在封建势力的汪洋大海中沉浮的命运，鼻涕阿二代表的是中国妇女受难、蒙昧的形象。彭家煌的《怂恿》写封建宗法制度下乡土人的愚昧和乡村统治者的刁钻狡猾。在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是西方思想映射下的新形象。正是这群从乡村走出去的作家才能站在西方城市文明的角度如此批判乡村宗法制社会，在毫不留情的揭露中又饱含了深切的痛楚。

　　“五四”乡土作家是相当自觉的站在启蒙者的位置上进行批判的。虽然在“五四”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派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重心，另一派认为劳工才是社会的重心。后一派的代表有李大钊、蔡元培，蔡元培在《劳工神圣》中说“不管他用的是体力、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主张“劳工阶级”与“知识阶级”携手合作，“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在“劳工神圣”的号召下并未将工农大众置于一个神圣的位置，相反，他们笔下的大众是苦难的，愚昧的，冷漠麻木的。这样一种书写方式当然是知识分子站在精英立场对大众的一种想象。许杰《惨雾》、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和彭家煌的《活鬼》等作品着重揭露丑陋而残忍的乡村风俗，这些在乡村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民俗被西方人道主义透视之后显出了一种悲剧的震撼。当然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启蒙大众，其效果是甚微的，这些作品在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那里所引起的反响更大。

“五四”乡土小说作家是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的，正如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的乡土社会是有语无文的，“中国的文字并不发生在乡土基层上，不是人民的，而是庙堂性的，官家的，所以文字的形式，和文字所载的对象都和民间的性格不同。”以鲁迅为先驱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已经将乡村经想象改造过了、寓意化了，借以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和社会主张。他们“是转型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忏悔贵族’站在高处自上而下的，对于陌生而神秘的乡村世界的隔河遥望。”

三、与政治的关系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可以用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一句话来概括“知识分子与政策制定者间的蜜月总是别扭、粗暴和短暂的。”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了与政治权利的结合，沦为了社会的漂泊者，他们不再具有士的政治地位，然而他们的这种参与政治的热情却并未减弱。“实质上，从儒学统一性大厦赖以建立的智力自信和职业优越这一基本原则中派生出来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也仍然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

     对于“五四”乡土小说作家来说，他们的小说多取材于农村，表现的是乡村宗法制社会的种种落后、愚昧、顽固和残忍，主题并未直接指涉当时的政治，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乡村人事的背后隐藏着作家对于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怀。鲁迅的《药》《阿Q正传》等小说讽刺了辛亥革命并未给中国乡村带来改变，对革命的怀疑使他保持了敏锐的批判力，正是这种批判力表现了他的政治关怀，虽与梁启超、康有为选择的是不同的启蒙道路，但其政治关怀都是相通的。王鲁彦、彭家煌、许钦文、许杰等作家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着重“风土”之力的描写，反封建的主旨使他们的作品更多的具有了文化批判的色彩，然而这种对于传统的批判正是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努力重获政治中心的企盼。传统的以士为中心联接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被打破后，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诉求智能采取迂回的方式。反传统即意味着要做国家和文化的代言人，对公众具有重要意义的人。但是这种追求并不能带给他们政治的中心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就没有取得自己独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