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的叙事视角及其功能分析

《鼠疫》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一部代表作。故事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的北非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城市奥兰城爆发的一场大规模鼠疫，以贝尔纳·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众城市居民依靠自己的方式来与鼠疫作斗争。鼠疫席卷整座城，夺走大部分人的生命，被隔离的孤岛奥兰城仿佛地狱一般。在一次又一次的治疗方式的失败后，人们早已习惯了绝望时，里厄医生依旧坚持着作为医生的本职，治病救人，直至鼠疫的消散。实际上，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但却包含着丰富的象征含义与隐喻色彩，而《鼠疫》叙事视角对建构起小说主题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从《鼠疫》的叙事视角入手，试探加缪如何巧妙利用视角与聚焦来发挥使读者“坠入”自己所期待的主题诠释与叙事伦理判断的功能，就像邀约读者投身于荒诞灾难来作出伦理选择，并展现加缪本人直面荒诞时反叛、自由和多样性思想的伦理诉求。

一、叙事视角的定位

阅读《鼠疫》时，很容易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在讲故事？”小说在一开头就说有这样一位“叙述者”，“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因此他担任了“史学家的角色”，自己见证也是别人见证这段历史。由此故事开始，这个“叙述者”一直“跟随”着主人公里厄奔走于对抗鼠疫的道路上，直至小说结尾，加缪才揭开谜底，所谓的“叙述者”正是里厄医生本人。这似乎在和读者玩捉迷藏游戏，文中的“叙述者”一直在用“他”来称呼里厄医生，这贯穿于故事的叙述当中，也表现在“叙述者”记录自己的写作情况当中，“就像中国作家马原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个‘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一样，只不过是隐含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叙事圈套。”

实际上，在文中是留有许多里厄医生作为“叙述者”的痕迹：文章中在进行一件事件与另一件事件的转换时，往往是以里厄医生的行为来引起过渡。如以“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宣告故事的真正开始。在之后一旦涉及需要叙事主体出声，都是以里厄医生的视角来见证，如“里厄医生正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即使某件事情的中心人物并非里厄，但依旧会将其控制在里厄医生的所见所闻之中，如在议论帕纳卢神甫的信仰矛盾之前，先声明“里厄刚想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而对于神甫最后的死亡，却没有描写其临终的表现，因为里厄医生当时并未在他身边。这种通过将叙事领域严格控制于某一人物的视野范围中而不越位，正是采用“内聚焦”叙事视角的表现。

加缪主要采用内聚焦中第三人称叙事视角，通过这一视角的运用，使得其视野范围相较于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视角有一定自由度，如文中大段地对鼠疫肆虐下的奥兰城压抑恐怖的环境描写，仿佛拍摄纪录片似的“录入”读者脑海，这正是文中希望得到的“客观记录”效果。但相较于第三人称的零度聚焦，这一聚焦方式又有很多限制。读者无法知晓鼠疫究竟是因何发生的又是因何消散的，但“这种聚焦方式在赢得人们信任的同时也留下很多空白和悬念，这些空白和悬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读者的一种解放。”加缪通过这一叙事视角在满足读者认知需求，给予读者思考的缓冲余地的同时，发挥这一视角影响读者主题诠释和伦理选择的功能。

二、叙事视角与叙事主题

与一些通过纯粹的叙事技巧来表现所谓的“怎么写”的主题的作家不同，加缪依旧想要传达某种“意识形态”以及“写什么”的内容主题。加缪之所以选择“客观化的个人叙事”视角是因为他认为“他本人的反应和痛苦同样是自己同胞的反应和痛苦”，“他感到他是以众人的名义在说话”。然而，这并不等同于陈腐说教和虚妄夸张。小说中多次强调这是“见证”式的文本，并恪守“见证”的视野限度，叙述者始终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谨慎”，“避免叙述那些他自己没有看见”的事情。

笔者认为，以客观的姿态展现他所“知道”的荒诞世界，以看似“无知”实则警觉的态度去应对他所“不知道”的荒诞世界，由此说明人与世界存在的荒诞关系，这可以《鼠疫》叙事主题的一个解析方面。

无论是你人道主义者还是虔诚的教徒亦或是穷凶极恶的恶徒，是身体健壮的成年人还是半身入土的老人，都在鼠疫屠城之时变得“平等”，没有合理的防护，被感染的几率相同。所有人体验到都是一种“流放之感”，流放在恐怖的荒诞世界，然而荒诞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习惯这样荒诞的生活。正如里厄医生认为真正的不幸是“习惯于绝望的处境”。应该如何去做呢？加缪在对《鼠疫》的诠释中写道，“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无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里厄想说的，就是要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使观察。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里厄说，‘我不知道’”。一方面，保持着等待，观察与力所能及的行事正是一种“加缪式”的反抗。不同于塔鲁“关心英雄行为”的激进反抗，里厄采取一种低调的“地中海式”的温和反抗。虽然加缪倾向于后者，但是对于前者，加缪也是给予尊重。这也是加缪认为面对世界的荒诞需要自由和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一“我不知道”的回答和等待的姿态也让读者与人物、叙述者之间插上“玻璃隔板”，即“这层玻璃隔板任凭所有东西通过，它只挡住了一样东西——人的手势的意义。”由此可见，这一第三人称的内聚焦叙事降低叙事者（以及背后的作者）的道德高度，提高了读者的认知范围，却使得人物的真正的内心活动与其行动产生疏离，形成荒诞感。读者永远不会知道里厄在回答那么多个“我不知道”时内心所想是否有不同，就像不知道让神甫透不过气的鲜红色的“棉花团”是什么。

三、叙事视角与叙事伦理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叙事学与伦理学的发展，将叙事学中关于文学的叙事技巧、方式同道德、伦理联系起来从而深入探讨叙事伦理在叙事过程中的动态显现，有利于躲在叙述者背后的作家本人若隐若现的伦理诉求和伦理态度变得草蛇灰线，有迹可循。“作者最大的伦理责任与追求形式因素上的成功分不开，其中涉及手法、技巧、卓越的形式等如何正确地传达作者的伦理意图，视点就是在选择满足其要求是的最重要的调控手段。”因此，“视角是蕴含着小说的价值体系和各种态度的集合。”作家通过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和控制，能够使作家“干预”叙述过程，左右读者的判断与思考，但却能够巧妙地压低甚至隐去自己的声音，在呼吁多样化的伦理道德的同时，引导读者产生自己的价值判断。

在《鼠疫》中，加缪思考人与世界出现了错位关系，由此产生了被迫流放行为，里厄医生与《局外人》中自我流放的默尔索一样构成了“荒诞的人”存在于世界的基本姿态。但在加缪的哲学主张中强调多样性和自由，他不愿意将自己的伦理态度强加于读者，因此他选择采用第三人称的内聚焦叙事视角来客观记录世界。“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一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理论同样适用于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加缪身上，通过《鼠疫》中不同人物迥异的价值观与面对鼠疫这一共同灾难时众声喧哗的复杂表现，形成一种类似于“戏剧式的复调世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狂欢化”色彩。加缪虽然“指派”里厄医生作为故事的叙事者，却没有赋予其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力。面对灾难时，塔鲁产生的原罪思考与英雄式反抗；朗贝尔的犹豫彷徨；科塔尔的内心阴暗；格朗的“一点好心”和“有点可笑的理想”；纳帕卢神甫的追随上帝却堕入绝望……正是展现与审视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舞台。加缪通过展示多样化的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来邀约读者进行“自由选择”。

虽然加缪通过第三人称内聚焦视点的选择强调一种“客观”记录，但却暗含着他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意义和价值预期。首先，相对于零聚焦的“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这一视角避免了冗长的道德说教，取而代之的是悬念和空白，这不仅从客观上印证了存在的合理性也影响着读者的伦理取向。其次，聚焦于特定人物，通过他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使得读者更加能亲近人物，理解他的内心世界，相较于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强行介入，这一叙事视角不容易被察觉。里厄医生不相信上帝，也不赞成英雄主义，他只坚持治病救的本职工作。这显然无法成为一个经得起歌颂的人道主义英雄，但他的确依靠自己的方式拯救了许多人。而在这样一种潜移默化地影响下，读者会更加认同里厄的做法和价值观，无法认同政府当局的刻意隐瞒和举棋不定；无法接受帕纳卢神甫将鼠疫归结为“罪有应得”；无法“代表”“从心底里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的科塔尔讲话。最后，利用第三人称内聚焦视点，使得被聚焦人物也成为被审视的对象，而读者也与叙述者一同体验生活，一同内省。里厄不是圣人，“每当感情脆弱时，里厄就意识到自己的确是疲劳了。他控制不住，情感外露。”他为自己的面对他人死亡麻木不仁感到难以置信，“他也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同样应该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每当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这种怜悯的心情就会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这不禁会引起读者的思考：自己若是处于瘟疫、自然灾害、战争、恐怖袭击、专制独裁等等危及到一个地区、一个种族甚至全人类的灾难中，没有一个人会是局外人，我们又会如何进行选择？要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如何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平衡稳定？

到了最后，随着鼠疫霍乱的消退，奥兰城再次显现出非常幸福安宁的样子，“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人们赢得了胜利。但对于里厄，他又赢得什么？“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是现在鼠疫和友情对他说来已成为回忆中的事了；他现在也懂得了柔情，但总有一天，柔情也将成为一种回忆。”赢得全部是“知识和记忆”。他依旧是冷静和警惕的，对于在鼠疫过后接到的妻子病逝的消息时是冷静，因为这虽痛苦但不突然。对于“胜利”，他保持着警惕，因为他明白这并不代表着终结和安定。

隐含在第三人称内聚焦视角下的作者依旧在发声，依旧在向读者传达自己的伦理价值取向。加缪关注人类生存境遇和伦理道德，他明白生活仍再继续，荒诞和苦难不会停止，他没有加入欢呼的人群，他提醒着读者记住“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他们的葬身之地。”

加缪在《鼠疫》中叙述技巧上娴熟运用，营造了一种“虚幻的真实”，荒诞的疏离感，真实的存在感，形成了现代主义的审美张力。掩卷之时，读者并未感到终结的安定平和，生活缺乏终极意义的结果，对抗荒诞的反抗依旧要持续下去，义无反顾地活下去，或许这样才是真正地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