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林的众生相——《围城》讽刺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浅析

从1944年到1946年，钱钟书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围城》，这是他写成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从1946年12月起，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开始连载这部小说，至1946年结束。连载时，人们争相传看，影响很大，李健吾等人盛赞：“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欣喜首先向读者介绍。”但当时文艺界对此书普遍评价不高，解放后，《围城》更进一步受到冷落。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国外，此书却不乏知音，享誉甚高。美籍华人，著名文艺批评家夏志清更极力誉扬。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对《围城》推崇备至，并在书中立专章研究。夏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味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①又说：“《围城》尤其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由于它对当时中国风情的有趣写照，它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时代的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②

那么这部书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并且有“新《儒林外史》”之称呢？就其讽刺艺术而言，它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本文拟探讨这些问题。

一

夏志清认为：“作为讽刺文学，围城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是，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③夏的论断显然暗示了《围城》对于《儒林外史》优秀讽刺传统的继承。那么《围城》到底又继承了什么样的讽刺传统呢？

鲁迅在评价《儒林外史》时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④

正如鲁迅所说的，讽刺应该对于生活中某种畸形的事物进行客观的揭露。作者摄取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加任何评价地抖露出来，事物的可笑、可鄙、可恶和不合理的本性跃然纸上。如马二先生游西湖就活画出一个迂腐寒酸、精神空虚的科举信徒来。通过周进连看三遍范进考卷的感情变化，道出了八股文无客观标准，完全取决于主观好恶这一秘密。这都是用冷峻的笔触揭露这些身为学道的八股奴才的不学无术，都是把讽刺的深意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不需要作者直接点破。即使是荒谬绝伦的事，作者也绝不直接露面加以讪笑。鲁迅还曾举例范进矫装守制，不用银镶牙筷，却大口吃虾圆子一例，认为“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⑤

在人物刻画中，作者除对少数儒林败类如严贡生之流以外，其余均作为科举制的受害者，在尖刻的讽刺和嘲笑之中，流露出作者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使这些人物既可笑、可鄙，又十分可怜。我们读它忍不住要笑，但笑声随即淹没在悲哀的情感之中。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作者对人物的讽刺，目标始终对准他们思想性格里所体现的制度罪恶，而非人身攻击。作者仿佛在说明：这些人物只是受了科举制的愚弄，以致迷失本性，陷入这样堕落无耻、愚妄无知的不堪地步。因此《儒林外史》才能够从人物性格的刻画中，深刻地揭露社会与政治的本质；从对人物的嘲笑里，有力地攻击制度的罪恶。

作者善于采用含蓄、婉转的讽刺手法，主要通过情节的提炼与典型化，使畸形事物本身的矛盾、荒谬与不合理集中地显示出来。有时还借助于人物言行的矛盾、或前后对比来进行讽刺。如严贡生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已从不占人便宜，话音未落，小厮前来报告，透露出早上关了人家一口猪。胡屠户的前倨后恭，未中举的范进本是“尖嘴猴腮”的“癞虾蟆”，中举之后就变成“相貌体面”的“女婿老爷”了。梅玖曾恶意地拿周进取笑，使之无地自容，可当周进高中以后，又居然冒充他的学生，毕恭毕敬地去拜他的长生禄位牌。作者就这样用冷峻的笔触，一层一层连脓带血地撕开了人物身上的疮疤，把他们的心灵赤裸裸地抖露出来。

同《儒林外史》一样，《围城》也是讽刺知识分子的。也是对于生活中某种畸形的事物进行客观的揭露。全书围绕归国留学生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又到上海的辗转奔波过程，用讽刺的笔调写出了他周围一群受过洋化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在情场上和名利场上互相倾轧的灰色生活。

然而作者又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高度来观照中国知识界（新儒林）的，从而痛感知识界的坠落：这些人为了提高自已的地位，满足虚荣心理，瞒天过海地吹嘘自已，或装模作样地表现自已，故作高深，却常常露出破绽，显得滑稽可笑。如号称“中国新哲学创始人”的褚慎明凭着东抄西拣的肉麻的吹捧而得到的几十封西方哲学家的回信而吓倒了无数人。更绝的是他把去罗素家里，罗素问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已不能解答的问题说成是请他帮忙解答问题。在他们的内心生活中，其实是很空虚、无聊、猥亵的，为了名利，地位，互相猜忌，互相拆台，又没有多少学问，所行的是“先用论文哄过了自已的先生，再用讲义哄过了自已的学生”的伎俩。这同《儒林外史》里那种被科举制度所毒害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部书里作者所写的虽然是新儒林的众生的荒唐无聊的生活，并且也因为这一点引来了不少非议。但由于作者的“忧世伤生”其批判锋芒所及实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层。通过对新儒林里的芸芸众生的刻画，揭示出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不肯走邪路，不会走邪路的人是找不到出路的。应该说《围城》是很好的继承了《儒林外史》的“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这一讽刺传统的。

二

然而就讽刺艺术而言《围城》又有它独特的、崭新的创造。其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对病态知识分子的机智讽刺。作者对病态知识分子的机智讽刺，主要体现在对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症的讽刺。崇洋媚外是《围城》讽刺形象在精神上最为突出的病态。如主人公方鸿渐学中国文学，却出洋深造，“因为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它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学、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有价值。”而方鸿渐到欧洲之后，四年中换了三个地方：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随便听了几门课程，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四年中究竟学了多少专业知识和实际生活中有用的东西，只有天知道！比方说，他在柏林大学听教授演说，只“从中明白爱情和性欲是一胞双生，来而不同”等内容，最后他居然急中生智，只花了四十美金就连骗带买搞到了一个纯属子虚乌有的世界名牌高等学府“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因为这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的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⑥然而方鸿渐毕竟还是心底诚实的，他并没有拿它去招摇撞骗。应该说在当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少，对他们可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如方鸿渐的朋友赵辛楣评价方鸿渐的话：“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而妻子孙柔嘉也要一迭连声地骂他是个Coward（懦夫）。作者在讽刺否定他们的同时也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表现为一种有情的讽刺，在对其人性弱质进行嘲讽之后，透露出“含泪的微笑”，体现出《儒林外史》中那种“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风格。

而同样买假文凭的韩学愈则走着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凭借这一纸假文凭不但被聘为正教授，而且还当上了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为了把他那个丑陋无比的自称是美国血统的白俄妻子介绍去外文系当教授，甚至卑鄙地鼓动学生在课堂上时常捣乱，在孙柔嘉上课时，让学生在黑板上写侮辱性的句子。至于这位“韩博士”的著作却是“散见于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各大报刊”存在于战时的图书馆，谁也无法见到的。其实韩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只不过是征集杂志，联系家教的启事而已。对这类欺世盗名之徒作者则是给予了无情的冷嘲和毫不容情的揭露。

其次表现为细腻高超的心理讽刺。作者很善于从心理角度审视讽刺对象，对人物隐秘的心理有着深入的发掘，对世态人情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表现。如韩学愈木讷的外表中，却隐含着狡诈的伎俩，一点不露声色，他与方鸿渐一样是从那个爱尔兰骗子手中买的假文凭。方鸿渐想试探一下他的“克莱登”与自已的是不是同一回事，没想到韩学愈老成得对自已撒的弥天大谎竟然泰然自若。而对李梅亭赴三闾大学途中吝啬心理地描写又是别具一格的，先是为省钱而坐三等舱，然后是在同伴们都无钱吃饭时却一个人偷偷出去吃烤红薯，再是舍不得给一粒仁丹为孙柔嘉治病而用鱼肝油丸冒充。因为一旦开封一瓶仁丹便不能卖好价钱了，结果害得孙柔嘉大吐一场。这个人真如《儒林外史》里那个在省掉最后一根灯草之后才死去的吝啬鬼严监生再生。

第三是幽默机智的讽刺语言。小说的语言相当的幽默与俏皮，有很强烈的讽刺性，让人在掩卷大笑之余，陷入沉思。它的最大艺术魅力主要来源于钱钟书式的讽刺与幽默，钱钟书式的绝妙好辞。如李梅亭口口声声“严于男女之大防”，但在去三闾大学途中他却向妓女调情，吊苏州寡妇的膀子，不折不扣是一个满腹男盗女娼的假道学。他行李最多，内有一箱子学生帮他制作的卡片书目并得意地宣称：“这是我的随身法宝，只需有它中国的书全烧完了，我还照样开中国文学课程。”而他开的中国文学课程是“先秦小说史”。他还带了许多药去内地卖好价钱发国难财。赵辛楣讥讽他：“有了上半箱的卡片，中国的书烧完了，李先生一个人可教中国文学，有了下半箱的药，中国人全死了，李先生还活着。”⑦又如爱慕虚荣的陆子潇把亲戚给他回的一封信摆在桌上炫耀，“这左角印‘行政院’的大信封上大书着‘陆子潇先生’，就仿佛行政院都要让他正位居中似的”，“大前天早晨，该死的听着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把行正院淹得昏天黑地，陆子潇挽救不及，跳脚痛骂。”⑧   

还有原来孤芳自赏、高傲矜持，后来贩卖走私的苏小姐；胡诌《拼盘姘伴》所谓新古典主义诗歌其实狗屁不通的曹元朗；以教训儿子，写日记为乐的语文狂，遗老方遁翁；就连苏东坡的诗也不入法眼的遗少董斜川；庸俗无耻，挑拨离间的陆子潇；拉帮结派的汪处厚；老奸巨滑的色迷校长高松年等等一群儒林败类。这些人构成了一幅新儒林的众生相。他们既沆瀣一气，又互相倾轧，上演了一出群怪争丑的闹剧。

第四是丰富多彩的比喻。《围城》中，丰富贴切而精到的比喻俯拾皆是，充满了汪洋恣肆的幽默，敏捷明快的想象。这些比喻充满着犀利、尖锐、妙语解颐而又鞭辟入里的讽刺。如褚慎明口里说恨女人，但当苏小姐来时，他却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睛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火药”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⑨

三

《围城》也是一部具有多层象征意蕴的作品。它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作品中“围城”的含义，是通过小说中几个人物的谈话引用罗素引用过的一句英国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援引法国的说法：结婚“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比喻或象征，它是某一类人恋爱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旧中国社会人生的象征。虽然作者继承了《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传统，但是由于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生活、社会的彻底否定态度，而使作者的讽刺批判又更深了一层而显得无所保留，全书里基本上都是被否定的人物。“唐晓芙是摩登世界里的一个真正的女孩子”但作者终于没有让她与方鸿渐结合而是以误会、负气而与方鸿渐分手，最终下落不明了。赵辛楣本来是全书中唯一有点头脑的人然而第一次是因为追求苏小姐不得而去三闾大学任教，第二次又因为与汪太太的一场风流韵事而被迫离开三闾大学而去重庆经商了。作者终于没有像吴敬梓那样通过塑造一批像虞果行、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等“真儒”形象来表现他的“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的思想以表达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与探索，而是揭示出整个现代人生就是一种“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困境，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的“围城”。

因而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围城》显然也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作者有对于人生荒诞性的思考：它揭示出现代人生存的一种尴尬，“冲进来，冲出去”整个现代文明处于一种困境。正如钱钟书自已所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⑩所以《围城》并非仅仅表现恋爱、婚姻、家庭是“围城“而是通过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欧美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组成的知识阶层人物生活的描写与世界建立了联系，因而达到了表现“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目的，获得了一种广泛的现代意义。然而作者一方面虽有形而上的思考；另一方面却又由于过于追求比喻的新奇而显得枝蔓过多，不免有炫耀知识之嫌，有时又不够严肃，以至于这种过分的暴露因失去节制而有了揭露隐私的嫌疑，从而冲淡了形而上的思考，造成表现手法与意义的背离而没有使之成为一部更能揭示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荒诞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尽管如此《围城》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讽刺小说。因此《围城》又有新《儒林外史》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