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史公曰”浅析《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

一、前言。

（一）关于作者及作品的介绍。“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二）关于本文的介绍。本文将立足《史记》原文，通过列举有关秦始皇、秦二世、项羽、刘邦、汉文帝、汉武帝的评论，来证明本文的论点。由于掌握的素材及能力有限，行文不当之处，恳请老师批评指正。

二、“太史公曰”对于统治者施暴政和滥用民力的批评、反对。

（一）秦始皇和秦二世施暴政、滥用民力的表现及作者的评价。“太史公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在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司马迁是赞成贾谊对于秦始皇父子的批评的，也就是说，贾谊的这一观点我们也能看成是司马迁本人的观点。

1、“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使”

作者对秦始皇的批评来源于：“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仁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设五丈旗……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案问莫服。当时是，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戍边。”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宜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在此，作者批评了蒙恬兄弟不能劝谏秦始皇爱护百姓，反而做秦始皇虐民的帮凶，间接批评了秦始皇滥用民力的罪恶行径。归结起来，秦始皇的暴政在于：制定并实施严刑峻法；其滥用民力表现在穷奢极欲建造宫殿和修筑长城。作者赞成贾谊的评价，说明了作者对于秦始皇的暴政和滥用民力是持批评态度的，再通过作者对蒙恬兄弟被诛杀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清晰地表达了其“民本”观念。于是，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太史公曰”通过反对秦始皇暴政和滥用民力来体现其“爱民”思想。

2、“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苦而主弗收恤。”这一批评的根据在于：“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谓能督矣。’”“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簸箕敛，以供军费，才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归结起来，秦二世的暴政体现在：继续甚至加重秦始皇时期的严刑峻法，视生民的性命为草芥；其滥用民力体现在加重老百姓的税收负担，以供养军队，不顾百姓死活，强迫百姓服徭役。“太史公曰”借贾谊的《过秦论》表明了对于秦二世这一系列做法的批评。

通过归纳“太史公曰”对于秦始皇父子施暴政、滥用民力的批评，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

（二）项羽施暴政的表现及作者的评价。“太史公曰：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自矜功伐，奋用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对于项羽这样的结局，孟子早有论断：“暴其民甚，则身杀国亡。”让我们来看看作者这一评价的来源：“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从原文的描述中，项羽这位英雄人物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另一面：对待老百姓的凶狠、残酷无情，也就是因为他的暴政使他丧失人心，最终身死国灭。“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就是针对项羽的暴政进行批评的。通过分析原文，我们可以从“太史公曰”体会到《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

（三）汉武帝滥用民力的表现及作者的批评。“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俱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这段话用了曲笔的手法，批评了汉武帝。“这段文字似乎平平淡淡，他到神祠里去过，继而又说了解方士祠官之图……即是说，我是洞悉这些方士祠活动本意的……希望后世君子能知这些封禅活动，以晓得皇帝的作为，是何等荒唐。”这一批评根据在于：“毫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后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泰一坛旁。……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我们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汉武帝对于神仙的迷恋和对于长寿的渴望是不惜血本的：大兴土木建泰一祠和柏梁台，为了祭神大量使用牛、羊、猪、干鱼、马，这些都来源于老百姓的赋税，而汉武帝如此大量挥霍，客观上已经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大兴土木建泰一祠和柏梁台，就要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而这些负担，统统转嫁到百姓身上了。“太史公曰”针对汉武帝这些行为，表明了其对后者滥用民力的不满。但是，基于当时作者写的是本朝历史，所涉及的是当时的人和事，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只能曲笔写出，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留下蛛丝马迹供后人思考。

三、“太史公曰”对统治者行仁政、爱惜民力的赞赏。

（一）刘邦行仁政的表现及作者的评价。“太史公曰：‘故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疲倦，得天统矣。’”作者评价的根据在于：“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无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刘邦的仁政体现在：废除了秦朝的严刑峻法，保障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不给老百姓增添负担。“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刘邦行仁政后得民心的真实写照。“太史公曰”通过赞美刘邦行仁政，表达了其“爱民”的思想；

（二）汉文帝行仁政、爱惜民力的表现及作者的评价。“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太史公曰”做出这一评价的根据在于：“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而坐之，及为收奴，朕甚不取。其议之。……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上立为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上曰：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卫将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乃下诏曰：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其除田之租税。”“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恶厌苦百姓。”汉文帝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归结起来，汉文帝的仁政体现在听从缇萦的申述，废除了肉刑，并且进一步废除了苛政刑法；其爱惜民力体现在生活简朴，无论对于自己还是自己的宠妃都要求节俭，没有根据自己的所好大兴土木。“太史公曰”通过肯定汉文帝的做法，表明其“爱民”思想。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比，发现“太史公曰”对秦始皇父子，项羽和汉武帝的暴政或滥用民力的批评、反对同对刘邦、汉文帝的仁政、爱惜民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太史公曰”发掘《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