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体写作：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与建构

沃克以女性作家敏锐的观察、特殊的感受和细腻的描写,在《紫色》采用18世纪英国很流行的男人描写女人时常采用的书信体体裁，用20世纪的美国黑人方言（陶洁，1998：1），让茜莉向读者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为她的声音找到了听者，重建了语言环境，构建了女主人公自己的文本。沃克创造性地通过茜莉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将黑人英语变成了“标准的语言”，成功地在叙事形式上建立了个体化叙述声音。由女主人公茜莉向读者讲述美国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阐述了茜莉女性意识从混沌到清晰的确立过程，批判了社会两性关系有序形式中的不合理内容，张扬了平等、独立、自尊、自强的女性意识。通过92 封信件的叙述表现了一个女性作家对人生的思考,探索了处于意识刚刚觉醒的女性对自由的渴望这一女性作家经常表现的主题。

书信体小说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多数是男作家对女性进行道德教育,为她们制定行为准则。经历了l9世纪的衰退，书信体小说通过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在2O世纪重放异彩。沃克以女人的身份采用书信体裁写作,实际上是对男性行为的一种颠覆,也是对女性写作权利的肯定。（陶洁，1998：1）巴赫金说：“书信本身的一个特点，便是总敏锐地感到有交谈者、收信人的存在。”(周熙娜,2010:70-81)这些信件没法邮递，也就没有受述人，没有读者或听众的介入，她无须应对收信人的反应，这些信件是她内心真实的对话，是自己的内心独白，内容真实、自然，读者通过这些信件一下进入她，看到了一个处在父权制压力下的“失语症”的黑人女人形象。美国黑人方言是黑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反映了黑人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民族文化、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紫色》用美国黑人英语等叙事话语策略赋予女性说话的权利，让读者听到黑人女性的声音，建立起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结构。（吕昊、陈琳,2012:83-85）

《紫色》将笔端对准黑人团体内部的矛盾，体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对黑人女性心灵和个性的摧残，它打破了黑人男性作家笔下黑人男性形象的固有模式， 揭示了黑人群体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 将黑人妇女的不幸归结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作用的结果。（蒋曙,2010:100-101）艾丽丝·沃克运用了现代主义写作手法。茜莉说:“我一直忙着想他(上帝) ,结果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上帝创造的一切。连一片玉米叶子(它怎么做出来的?) ,连紫颜色(它从哪儿来的?) 都没有注意过。我没仔细看过小野花。什么都没注意到。”因此,紫色象征美好的生活和对生活的追求。(孙桂荣，2005:69-70)

茜莉在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中经历了两坎主要变化：从女性的征服到女性的自由；从心灵的孤独到心智的健垒。而在寻找妇女主义精神的过程中则经过了三次蜕变：从精神依附到精神叛逆；从自我赢救到精神再生；从个人主义到和谐宽容；最终达到精神的升华——“妇女主义精神”。（封金珂，2007:14-17）逆来顺受、遭受奴役的混沌阶段。这一阶段的茜莉生活得既没有自尊，也没有地位，更毫无反抗意识。

茜莉心路历程的变化，映射了作家所寄寓的个人理想和精神主张．这一文学形象具有丰厚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寓意。先前给上帝写信，茜莉希望上帝能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痛苦，把她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在无数个凄苦的日子里，上帝成了她唯一的倾诉对象和陪伴者，她相信上帝无所上帝是个“白人老头”。然而，在给上帝一连发出了55封书信之后，发现上帝对她的倾诉从未关心过．她的惨境也并未改变，一向逆来顺受的茜莉开始向这位至高无上的权威发出了挑战。她不再把上帝当做精神偶像，不再给无能和无情的上帝写信，而是转向给失散多年的妹妹耐蒂写信，把内心的感受向妹妹倾诉。

从第五十六封信开始，茜莉给妹妹写信。在妹妹身上她找到了真正的倾诉对象，对上帝也有了新的诠释，上帝应该不是一个男的，而是存在与万事万物之中。在茜莉最后一封信的称呼中，她对自己的身份已经了然于胸，并且能够在外界事物中看到自己的存在，将自己的观察和经历向宇宙间上帝创造的万事万物进行诉说。她这样称呼：“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星星，亲爱的树林，亲爱的天空，亲爱的人们，亲爱的万物，亲爱的上帝”，这里上帝融于万物。（吕昊、陈琳,2012:83-85）上帝在茜莉脑海中由白人男人这一具体形象变为物物平等的这一概念，从收信人的变化中说明了茜莉在精神上逐渐地成熟起来了，这时候她的信出现了“阿门”的结束语并在随后的信中签了名。此时，信件中空白格式的消失说明女主人公已经完全觉醒，经济上逐渐走向独立，并成长为一位有自尊的新女性。

随着茜莉精神的觉醒和对自我的顿悟，她开始敢于同某某先生的男权主义意识作斗争。在莎格的影响下，茜莉的女性意识开始活跃起来，麻木、凄苦、孤独的无主意识己被种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所替代。莎格把茜莉从孤独中解脱出来，唤起她说话以及爱别人的能力，最终她的心智得到了恢复。生理欲望的觉醒是茜莉从逆来顺受的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下觉醒的开端；而离家出走则是她奋起抗争的标志。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的觉醒促使茜莉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跟着莎格去了北方。

在莎格的鼓励下，茜莉开始以做裤子并最终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还照顾其他的黑人姐妹。事业的成功和经济的独立让茜莉更加肯定自己的生存价值和面对人生的考验。小说最后的18封信是茜莉女性意识确立和散发光辉的阶段。她发出了第一封署有自己姓名和地址的信，结束了数十年身份缺失的旧生活，开始了自我独立的新历程。

在莎格遇难之后，茜莉不再迷失。她重新认识了自己和莎格的关系，茜莉精神上不再依附他人，最终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经历了重重苦难和考验的小说女主人公茜莉最终跨人了成熟之门，获得了对自我和对人生的重新认识。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他们认为我、耐蒂……都老了，不太懂得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老，我们真快活。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从来没像现在觉得这么年轻过。”可以看出，一个全新的茜莉正怀着从来没有过的年轻心态开始了新的生活。

经过三次蜕变的茜莉，最终实现精神的升华——“妇女主义精神”。小说最后一封信改变了原来的称呼(“亲爱的上帝”)，署为“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树木，天空……”这表明茜莉重新正视了上帝的本质。（封金珂，2007:16）茜莉与上帝的和好也象征着地与男人的和解，反映茜莉从软弱可欺的二等公民发展为经济上、人格上彻底解放的新女性，以平等的身份站在白人与丈夫的面前。上帝在茜莉脑海中由白人男人这一具体形象变为物物平等的一种概念，标志着茜莉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宗教的束缚，体现沃克的宗教观和妇女主义精神。

更重要的是，沃克的妇女主义在原来的种族和性别的基础上，加入自然这一因素：把种族、性别和自然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并认识到三者的密切联系，意识到自然和妇女、有色人种受歧视和压迫的根源是同样的，即男性统治。并认为男权社会对于自然的掠夺与榨取和对于妇女(包括黑人如女)的统治与压迫，在思想文化背景上是同源的，即基于二元对立的统治逻辑，不能单独地只解决一方面而不解决另一方面，而耍把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结合起来。它反对种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致力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诗意生存模式。这是一种基于生态妇女主义理念的生存模式，它认为地球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生命界和非生命界都处在同一的生态网络中，没有等级关系，也没有统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