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对《远大前程》人物塑造的影响

1. 文学作品与《圣经》的密切关系

作为基督教的圣书（the holy bible），《圣经》不但是一部文化经典，也是一部文学经典。自中世纪以来，就有“唯一的书”和“书中之书”(book of the books)的称号。从世界文化史来看，一千多年《圣经》不仅以其深邃的思想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乃至世界各国作家的文学创作。

中世纪末的意大利诗人但丁，被恩格斯喻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新时期的最初一位诗人”。他的名著《神曲》对于打击中世纪的世界观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其中关于地狱、炼狱、天堂、惩罚、赎罪、来世等观念，无不显示出《圣经》对作者的深刻影响。 弥尔顿《失乐园》是《圣经》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即人类如何失去了上帝的宠爱而堕落。歌德的《浮士德》也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宗教神秘剧的形式。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和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其标题或故事情节也都取自《圣经》。据美国学者桑戴克教授统计，莎士比亚的每出戏平均引用《圣经》十四次之多。从人物原型来看，“基督—替罪羊”这一《圣经》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原型多次出现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塑造中。许多悲剧主人公，“都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观众的”，“他们运载着世人的罪恶，牺牲自己来达到救赎的目的，显示出一种崇高之美”。【1】

而以《圣经》作为创作原型的文学作品也不胜枚举。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对于主人公桑提亚哥与厄运相抗争的描写就与《圣经》中耶稣的经历相似。耶稣曾被引到不毛的旷野中受到魔鬼的烤羊，忍受饥饿的折磨，继而又遭受各种苦难。作者把老人的厄运与拼搏写成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一样，暗示着在经历巨大灾难之后的人民终将获得精神上的再生。Ｔ.Ｓ.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中的“死亡与再生”、“寻找圣杯”、“火与水”、“赎罪与救难”等故事、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等都是以《圣经》或基督为创作原型，使作品更具深层含义并保持永恒的艺术魅力。

正如我们上面讲过的，《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当代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U型结构的提出者）出版的一本研究《圣经》和文学的专著以《巨大的密码》为题，意在表明《圣经》是解开西方文学的“巨大密码”，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离开了《圣经》，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

2.《圣经》对《远大前程》中人物塑造的影响

查理·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创始人，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作品一直畅销不衰，是排在《圣经》、莎士比亚作品之后在西方世界传播最广的。狄更斯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者，他本人曾经说过“我对上帝的崇拜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也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发自一种内心的崇拜。”[2]

与其他的作家不同，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狄更斯，目睹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两极分化——获得极大财富的资本家和辛勤劳作仍然食不果腹的劳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总能出其朴素的宗教思想。狄更斯总是从贫苦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表达他对于劳动者的同情和想帮助牢固大众摆脱生活困苦的思想。正如一位美国的作家提到:“在我们能说出名字的所有作家中，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经过纯粹的基督教精神的洗礼后，人的想象力在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时能取得怎样的成果。同时，通过我们所认识到的兄弟般的关爱，这种想象力还能使我们拥有的对上帝的敬仰和爱戴变得更纯，虽然我们并未见过上帝。”[3]《圣经》的思想及基督教的观念，一方面是狄更斯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同时也是解读其作品的钥匙，而这也无疑体现在了《远大前程》这部小说的中心和几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小说以自传式手法讲述了主人公孤儿皮普（Pip）从7岁开始的三个人生阶段。小说一开始描写的皮普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由他粗俗泼辣的姐姐一手带大。生活虽然贫苦，但是诚实厚道而又性格温和的姐夫乔却真心地关怀着皮普。而这时单纯善良的皮普也把成为姐夫的学徒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满足于此。

但是故事不断的发展，也是皮普不断改变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命运也随之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皮普先是在沼泽地里偶遇逃犯，并在极不情愿的前提下，偷了家中的食品与锉刀解救了逃犯。而后更深层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则来自于当地贵族郝薇香小姐的养女——艾丝黛拉小姐。艾丝黛拉的刻薄无理与无情嘲弄深深刺痛了皮普的自尊心，使他的人生理想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开始不再希望成为一个铁匠，不能满足于朴素诚实的生活，他下定决心要成为有教养的绅士，娶艾丝黛拉小姐为妻。

而突然有一天，一位律师的通知终于使他有机会朝着自己新的人生理想迈进，实现他的“远大前程”——有位恩人要出钱资助他去伦敦学习，培养他成为一位体面的绅土。但后来他到伦敦接受上层阶级的教育之后，逐渐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他只注重物质财富及所谓的绅士行为，而不是善意和友情，饱食终日，游手好闲，挥金如土，开始变得轻浮、虚荣、自私。

不久他心中的疑团终于解开，这位恩人正是当年他帮助解救的那个叫做马格维奇的逃犯，而他深爱的艾丝黛拉小姐就是这个罪犯和一个女杀人犯所生的。他心中的“远大前程”随之也遭受重创。他自以为的心目中的庇护人郝薇香小姐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复仇者。她邀他去家中，也并非要栽培他来成全他与艾丝黛拉结成美满姻缘，相反只是为了培养艾丝黛拉使男人心碎的本领，以解心中积怨。

随着恩人被捕、艾丝黛拉小姐另嫁他人，他对“远大前程”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于是他逐渐清醒，痛悟前非，开始认真的审视自己。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苦难，皮普最终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重又找回过去美好的品德，恢复到他善良的本质，也变得更加成熟，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作为一个普通人，皮普在编织美梦时，不幸迷失了，他的名字(Pip) “象征着‘我’的自我发现，自我追寻的一个过程，即本性的纯朴善良，迷惘，回归” 。【4】“负罪而不自知—— 知罪而悔改—— 获得救赎”的过程正好体现出与《圣经》的教义。而根据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分析，整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叙事结构均可概括为Ｕ型故事结构，即人类由于背叛了上帝的律法而堕落受难，继而由于发现了自身的罪孽而忏悔，最终重新皈依了上帝而获得了拯救。英文字母U则形象地体现了这种叙事模式，所叙述的故事开头和结尾同处于一个水平线，分别代表堕落之前和被拯救之后的状态，中间从下降到上升的变化则体现了人类由于罪孽背离真理，不断堕落，在经历磨难之后，重新寻回真理获得救赎的过程。这样的叙事结构印证了小说主人公皮普的一生，也贯穿了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

皮普从一个单纯善良的青年，历经梦起梦灭到小说结尾成为一名成熟、稳重的成年人，并在十一年后与最初的爱人埃丝黛拉再次重逢，牵手走出了塞提斯庄园。这预示着两人真正幸福美满生活的开始，也是作者本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而当我们读完小说后，就会发现小说谈到的“远大前程”其实一直都摆在主人公面前，并非是在他获得恩人的资助，过上所谓的“上流社会”的绅士生活之后。皮普一直都在追寻的“远大前程”其实是精神层面而非物质上的极大丰富。

而作为皮普姐夫的乔，代表的是整部小说中所要弘扬的精神的人物代表。他是一个善良、伟大、有着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对于皮普，他一直都是照顾帮助有加。在皮普与他们同住的时候，乔曾许诺说他们永远都是朋友。而乔也一直信守这个诺言，即使在皮普去了伦敦迷失了自我而对乔态度傲慢，有所疏远甚至鄙夷的时候，乔仍然没有放弃关心皮普，相反还对他表现出一种担心。而后，在皮普的“远大前程”之梦破灭之后，他不仅欠了一大笔钱，还生了重病，此时恰恰是乔给予了皮普温暖与关怀。不仅帮他还清了债务，还从精神上对皮普加以鼓励与慰藉。

乔是一个灵魂高尚、行为坦荡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他的这种以德报怨正如《圣经》中《马太福音》所记述的：“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 ‘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5]正如在耶稣即将要死的时候，他仍然为杀害他的人祈祷，希望他不要受到惩罚。耶稣爱世人，即使他们有罪。《圣经》教导人们要爱敌人，要为那些迫害他们的人而祈祷。基督教教义也告诉世人要以善报恶，而不是以恶报善。狄更斯希望通过乔这个人物形象来教育人们，对他人始终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而不要总是满怀抱怨。

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成功地引用了许多圣经神话原型进行环境描写与人物塑造，贯彻了狄更斯文以载道的风格，透过对剧中主人公命运跌宕起落的巧妙设计，表达了他对生命和人性的看法，宣扬了“圣经中体现的宿命论以及作者本人的“善恶终有报”的社会价值观” [6]。同时对皮普的“金钱万能论”加以驳斥，号召读者做灵魂高尚、行为坦荡的乔所代表的的绅士。小说巧妙地将圣经中所将圣经的教义故事化，呈现出浓厚的说教意味，使得《远大前程》成为“成长小说”的典范，故事版的《圣经》。

3. 结语

文学和宗教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黑格尔说，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受到宗教的真理。宗教对于文学作品的利用，宗教对于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影响，以及文学运动中反宗教的倾向、文学作品中的反宗教主题正是文学与宗教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而同时，文学作品的传播也离不开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