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侠五义>中的反面人物形象看群体意志对个人观念的解构

《三侠五义》将个体侠义观上升到群体伦理意识的高度，对“侠义小我”进行了解构与重塑。尽管有忽略个人意志之嫌，但是《三侠五义》赋予了“侠文化”以深厚的伦理意义，丰富了侠义精神的内涵，是创作上的一次伟大的尝试。本文选择从反面人物出发，以钟雄为例，对该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进行分析，并尝试解读传统社会下个体观念与群体伦理意识之间转化的深层密码。

一、群体伦理观的显现

  一谈到《三侠五义》，不少学者会以一些侠士形象为例，分析这些人物所具有的侠义精神，进而总结归纳出侠士群体的特征。他们虽然注意到侠士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却大多流于表面，没有进一步地探讨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即群体伦理观对个体侠义观的解构。

比如第112回，钟雄的手下领着智化、欧阳春二人由水寨进入宫内，随后就是一段完整的特写镜头。先是详细地展现厅内的布置：

  “……但见中间一溜花石甬路，两旁嵌着石子直达月台。再往左右一看，俱有配房五间，衬殿 七间，俱是画栋雕梁，金碧交辉，而且有一块闹龙金匾，填着洋蓝青字，写着银安殿三字……”

  随着镜头的移动，众人的视线就落到了钟雄的身上：

 “ ……只见有一人身高七尺，面如獬豸，头戴一顶闹龙软翅绣盖巾，身穿一件闹龙宽袖团花紫氅，腰系一条香垂穗如意丝条，足登一双元青素缎时款官靴……”

  这两处描写处处都有“闹龙”图案，使得场景布置和人物着装极为华美高贵，也暗示着钟雄的身份地位不同于常人。可是，龙纹花色只有皇室贵胄才可以用来装饰配带，是一般人不可以享用的。如此明目张胆的僭越行为，正面表现了钟雄企图谋反、与朝廷对峙之野心。

  此外，这一回里还有两处细节值得回味：其一，在招待智化、欧阳春的酒宴上，钟雄听从了智化的劝言，匆匆换下了一身“闹龙”纹色的服饰，可还是习惯性地说出“我这殿上”如何如何。说完他立刻改口称厅，又按照智化的建议，让管家虞侯换下“银安殿”的匾额。其二，他与智化、欧阳春三人结拜为兄弟；畅快之余，他命管家把自己的儿子钟麟唤出来。文中先是用了“世子”这一称谓，说明钟雄经常吩咐属下这样称呼；钟麟出来以后，“头戴束发金冠，身穿立水蟒袍”，服饰华美精致，可见他的身份不同于一般人家的孩子。蟒袍原是明代官员的朝服，直到清代才放宽限制，上至皇子、下至未入流者都可穿服。但是如此精美的花纹也不是普通人家经常配饰的。在《三侠五义》里，一个年仅七岁的孩童竟是如此穿着，可见钟雄的野心不是一天两天内偶然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细节无一例外地指出了智化所发挥的引导作用：正是他向钟雄劝言，钟雄才会当场实行更衣、换匾、改换称谓等举措。可见，小说将群体伦理意识集中于智化的身上，借该人物之口来指责钟雄的僭越行为，从而一步一步实现对个体侠义观的解构。随着情节的发展，群体与个体的矛盾被不断激化，最终以智化等人对钟雄的劝降为标志而达到了顶峰。

  2、群体伦理意识的本质内容

  群体伦理意识在导致钟雄投降的结局上发挥了主导作用，那么，总体来看，这种观念的实质内容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群体伦理意识的本质是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实现“和解”的前提条件，它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思想核心，最终营造出由官方倡导、民间响应的社会文化氛围。

  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儒家精神为主导的社会氛围逐渐成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中国传统社会下精神统治的最高地位，影响之深刻久远，可见一斑。这种思想统治的产物之一就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即“五伦”、“八德”。可以说，以“五伦”、“八德”为内核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与其日常起居、行事作为、思想观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提倡德性的社会氛围使民间普通百姓深受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支配。因此，民众们对“侠”的理解产生了变化：不仅要求侠士们行侠仗义、见义勇为，而且希望他们不再游离于社会的边缘、角落，回归主流社会以获得社会群体的认同，“求得生命个体对社会伦理的心悦诚服”。可以说，《三侠五义》所宣扬的不过是当时一般民众都能接受，而且为官府所认可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民间价值观念的盛行不仅影响了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根本上反映了在儒家道德教化的影响下，民间百姓对德性人生的集体追求。

结语

随着官方对儒家精神的强化与推行，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伦理道德观为标准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以“侠义”为内核的民间信仰也主动接受了道德教化的影响。可见，个体侠义观的解构与重塑，既折射出群体文化心理的表达，也是社会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与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