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谈谈壮族在《粤风》形成中的作用

《粤风》是清乾隆年间著名文学家、戏曲理论家李调元在吴淇《粤风续九》基础上，对广西浔州的民歌进行采集、调查和分析，增补辑解而成的一部少数民族民歌合集，包括汉语民歌53首，瑶歌21首，俍歌29首，僮歌8首共111首，全部都是情歌。

《粤风》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它是我国第一部多民族民歌集，记录了当时广西浔州地区的山歌文化和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情态，具有极高的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价值。《粤风》作为岭南民歌的集萃，它的产生并非偶然，自有其历史的积淀和必然性，是岭南壮、汉、瑶三族经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和文化准备的一次暴发，是浔州地区甚至整个岭南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和见证，也是辑者李调元的文艺观和民族观的反映。而壮族作为活跃在八桂大地上的古老越族后裔，作为浔州的主要民族，作为《粤风》歌集的第一作者，在经济、政治、心理、文化等方面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对其孕育和形成更是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壮族有较稳定的经济生活。

壮族及其先民越人生活的岭南大地，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丛林密布，种植有稻，进山有兽，下河有鱼，海边有贝，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粤风》产生地浔、郁江流域平原面积颇广，排水灌溉等条件较为优良，适宜耕作集约。

水稻是壮族人民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在华南各省仅次于广东，为国内重要水稻产区之一。明清时代，广西的水稻不但能养活本省百姓，还能往外销售以供全国之需。玉米是广西仅次于水稻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居华南各省之冠，玉米为耐旱作物，丘陵坡地均可栽培。经济作物则有甘蔗，已有千多年的种植历史，并发展出甘蔗土法制糖的技术。另外油料作物、棉麻类作物在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地广西也十分普遍，解决了生活所需的食用油和穿衣问题。广西盛产水果，种类繁多，有柑桔、菠萝、香蕉、荔枝、龙眼、沙田柚等数十种，可以从春季吃到冬季。山上竹笋、香菇之类的山货亦十分充足，足以解决菜肴问题。广西渔业发达，无论是出河、出海捕鱼，还是在海边摸贝拾虾，或者因地制宜地在河里、水田里饲养鱼类，都十分便宜。壮族家庭饲养的牲畜种类有牛、马、骡、猪、猪、山羊等，以牛、猪为主，马、山羊次之。这些牲畜有些用于农耕，有些用于食物，有些用于贸易交换，完全能够解决日常消耗。壮族的手工业亦有所发展，制糖、榨油、碾米、肉类加工、酿酒等均有一定技术，这些手工业涵盖了日常生活所需。汉族进入岭南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上交通发达的城镇遂成为经济中心，浔州即为其中之一。

由以上简略叙述可以看出，壮族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当中，水路发达、粮食产量高，衣食住行方面都十分简便，生活条件优越，质量较高，没有生存压力。明朝汪广洋的《岭南杂咏》就记录了岭南壮族丰收时节一派和乐的情景：“村团社日喜晴和，铜鼓齐敲唱海歌，都道一年生计熟，五收蚕茧两收禾。”丰收季节，稻谷收了两季，蚕茧收了五次，人人喜乐，在祭祀土地、感谢上苍的社日，壮族村落锣鼓喧天，歌声如海，众人齐庆丰收。

壮族歌谣当中，也反映了这种悠闲富足的田园生活，描绘了太平世道普通百姓安乐满足的心理：

树大遮阴几自然，坐下歇凉烧口烟。

牛在山头吃嫩草，留它吃饱好下田。

两蔸大树桠对桠，绿叶还配大红花。

看牛不是青年仔，村上一对老人家。

桁条选用柳州杉，横梁选用老椿芽。

挑担犁耙后生做，看牛由我老人家。

                     --《看牛歌》，选自《广西歌圩的歌》

歌中描绘了一位壮族老人，在辛勤劳作了一辈子之后，心满意足的享受晚年，放放牛，乘乘凉，抽抽烟，操心操心青年人。而挑担犁耙这种重活已由年青人去承担，已经用不着老人家再劳累。歌中虽然没有直接说生活条件如何，但老人家自得其乐的神态，足以说明这是一户殷实勤劳的人家。

稳定的经济生活是提供了精神领域发展的必要条件。壮族人民普遍生活稳定，不为衣食发愁，故而才有条件创造山歌。

二、壮族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包容外来民族，并因远离中原王朝，受儒家文化影响有限，保持了天然的民风。

越人在岭南生活了几千年，期间虽然部落之间时有小规模争战，但无大的战事发生，从未出现过炎黄之战、蚩尤之战、三苗之乱等等大的战争。从秦朝始皇将岭南纳入版图直至明末清初，大型战争只发生过几次，一为秦始皇进军岭南，一为北宋平侬智高起义，还有一次是明朝对大藤峡瑶民起义镇压。其余土司之间的小争战，其规模和对生产生活的破坏性并不十分大，故而相对中原甚至相对江南的每逢改朝换代必然战火纷飞的情形来说，岭南是个世外桃源般的政治天堂，是中原百姓的避难所。汉人六次大规模的迁入岭南避祸，三苗族群从上古时代开始不断向南方迁徙，无不说明岭南拥有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

壮族人民性情温和，胸怀宽广，天生具有与人共存的包容性，对于不断涌入的移民，表现出了包容善待的气度胸襟，无论是商人、流犯、谪官、文人、士兵、农民，在岭南皆可找到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从而扎根于此，远离政治风暴，安然繁衍壮大，且有余力在岭南置办学校、传播汉儒礼仪文化，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相处愉快，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对于同样是农业民族的汉、瑶、苗等民族，虽然有因争夺土地、水资源而产生的一些矛盾，但并不影响大的民族和平共处的局面。壮族对外来民族和文化还持有一种吸纳和学习的积极态度，学习汉语汉字，写汉词，作汉官，作汉妇，习汉俗，过汉节，这些改变使得壮、汉民族越来越血脉相依，不分彼此。而在与瑶族的交往中，壮族与瑶族在文化、风俗、生产方式等方面都互有影响，相互帮助，相互学习，两族毗邻而居，通婚结亲认老同，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水乳交融。

壮族虽然因外来民族的涌入而在风俗文化上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其文化内核和精神支柱方面，却完整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精髓。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岭南高皇帝远，中央政权鞭长莫及，无论是秦汉的置郡，还是唐宋的羁縻制，或者明清的土司制度，在行政上依旧保持着本地豪酋为主的格局。这不但保证了壮民族的政治稳定，也保证了壮族地区受到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冲击有限，保持了本身的文化及天然的民风民俗，“倚歌择配”这种有违儒家伦常的活动才能保持几千年。“壮人并以每岁二、七两月，少年男女于附近圩市郊原之地，结队冶游，以唱歌作良媒，以赠答为纪念，父母、夫婿、亲戚不能禁。是日贸易之人多集于此，市内为之一空，俗名赶季。”参与歌圩是女性的乐趣和权利，可以在歌圩上面会见情人，细诉相思，父母、夫婿都不能禁止，这也说明了壮族女性地位之高，且不受汉族贞节观念的影响，大胆追求爱情，享受青春。《太平竹枝词》也描述：“四月清和雨乍收，歌场妇女亦风流，乌巾螺髻妆原淡，不采名花插上头。”女性在歌圩上大出风头，并不会为道德家所诟疯，而是受到众人追捧赞叹，与儒家的道德礼仪伦常背道而驰，是完全的人性要求的渲泄。

三、壮族有较细腻的民族心理。

如前所述，壮族人因生存环境较好，生活稳定，故而生性沉稳从容，心境平和开通。除此之外，壮族人心思细腻委婉，这是由壮族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水稻种植周期长，细节繁多，急躁冒进都不可取，惟有慢条斯理、细心周祥的精耕细作才能获得丰收。特别的劳动生产方式培养出壮族人细腻从容的性格，他们的山歌也充满了这种特点。我们可以从一首生产歌当中充分体味到这一点：

正月雨水落连连，立春过后农忙天。

二月惊蛰撒谷本，春分来到护秧田。

三月清明插秧忙，谷雨赶播口造秧。

四月小满雨不断，立夏耕田赶时光。

五月芒种快快过，夏至来到收六禾。

六月小暑过去了，大暑玉米挂满坡。

七月立秋一来到，四处开水灌禾苗

八月上旬是白露，秋分赶耘晚造苗。

九月寒露播小麦，霜降来到把田翻。

十月立冬塘干了，小雪开沟挖塘忙。

十一月来是大雪，冬至来到人不闲。

十二月来小寒到，大寒天冷过一年。

从正月到十二月，撒谷种、护秧苗、插秧、耘田、收禾、收玉米、灌田水、种晚稻、播小麦、挖鱼塘，一年从头忙到尾，是壮族生产劳动的真实情状。同样，壮族男女青年对唱，问名字、打听情况、相互试探、细诉衷肠，唱盘歌可达几天几夜而不厌倦，恒心与耐力缺一不可。唱歌就如种田，须要十二分的耐性，才能有所收获。

壮族人终日低头劳作，被束缚在土地上，故而生性内敛，讷于言而敏于行，有话不敢直说，须要用歌声委婉表达，故而民歌发达，谈情说爱、表情达意也躲在情歌后面。这是一个害羞的民族想出来的聪明办法。又因为敏感细腻，将恋爱谈得九曲十八弯，对起歌来可以拉锯一般来上几十个回合，既耗时间又耗耐性，足以考察对象人品心性。故而用歌声来试探挑逗，用歌声来考察探究，比起写情书或者白口直断，别有一种风味。

四、壮族聚居地有可以交往的圩场。

壮族歌圩是极具特色的一种民族风俗。歌圩是怀春男女的乐园，不同于汉族男女的偷期私约、翻墙相会后花园，壮族男女可以在歌圩上大大方方的见面、约会、唱情歌、找对象。因此歌圩是情歌最大的制造工厂和婚姻介绍所。由此可见，壮族对待婚姻爱情方面是非常开明和人性化的。

壮族歌圩分两种，即节会及常会。“墟会有节会、常会两种，节会即以岁节之日行之，常会则不拘节期，凡农隙之日，每值墟期，即会歌聚饮于此。”节会为专门的大型节日歌圩，如三月三。三月三是专门为对歌而设的圩日，是青年们的节日，每逢此日，各村少女盛装打扮，结伴出行；各村少男也成群结队，邀朋唤友的追逐少女。或者一群姑娘对一群小伙相互调笑，或者情谊相通的双双躲至别处细诉离情，歌圩是释放热情、爱恋的地方，是追求爱情的正大光明的场所，连空气都是甜蜜的。“三月三日天气新，连村放浪少年人”三月三，春天最盛的时节，百花盛开，爱情之花随之绽放，青春渴望恋爱，壮族人专辟一日给年轻人谈情说爱—从这一层面上，说壮族是世界上最浪漫的民族之一，也不为过。

节会以外，又有常会。常会一般依附于贸易集市的小型歌圩。歌圩最早的形式是巫祝唱歌酬神，后来演变为男女青年对唱情歌以调情择偶，就如《檐曝杂记·边郡风俗》所言：“粤西土民，……每春月趁圩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妇相悦之词”，是纯粹的唱歌。后受汉族“市也婆娑”的影响，在对歌的场地有了货郎(货郎多为汉族)，小买卖，有了商品交换，有了服务行业(主要是饮食)，久而久之，“歌”与“圩”结合，即是对歌、交流情感的场所，也是买卖、交换经济流通的渠道，商品流通的元素注入了歌圩，从而催生了集市。而歌圩反过来又促进了集市的发展，壮族地区因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意识不发达，壮族百姓以务农为本。清代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引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名之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客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以歌圩聚集人气，来达到市场繁荣，也可算是早期的广告效应了。歌圩以其在岭南的超然地位和强大号召力，是聚集人气的最好武器，而为商人所发现利用，从而达到促进市场繁荣的目的，其力量之强大可见一斑。

隋唐时期壮族的集市已经十分成熟，或三天一圩，或五天一圩，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明清时期集市更加普遍，谢兰的诗歌《丽江竹枝词》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场景：“自小生涯苦用驰，每逢三月记圩期，即今欲渡缘何事？说往江洲贩荔枝。”壮族及其他民族的青年男女们，以歌圩集市为平台进行交往，以歌传情，以歌达意，以歌为媒，结成美好姻缘。频繁的歌圩活动给少男少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会面及谈情说爱的环境，因而成为孕育情歌的最肥沃的土壤。这也是《粤风》能够产生的最直接的条件。且因唱歌是为传情达意，代替了对话的功能，故而没有时间也无须细细琢磨，歌曲朴实甚至有些十分粗糙，也是壮族山歌的一个特点。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壮族人民因为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稳定富足的经济，而拥有细腻浪漫的情怀和开放包容的心态，追求爱情自由，喜用山歌传情达意，并且与汉族、瑶族等外来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创造和繁荣了岭南的经济和文化，并且在山歌的创造上达到一个高峰，对《粤风》的产生直到了推动的作用。